隋朝大兴兵役招速亡 养兵用兵超出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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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隋末瓦岗军首领李密于公元616年宣布炀帝杨广十大罪行檄文中的名句,不仅成为“罄竹难书”这一成语的典故由来,也道出了当时天下人“无向辽东浪死”的怨愤之情。两年后,已是孤家寡人的杨广被困江都(扬州),“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最终落得个被屯卫军勒死的下场。 若以智商标准衡量,杨广并非下乘,论文才写过不少华美艳诗,论武略曾率军讨伐陈国完成了江山一统。 弑父杀兄篡权后,他曾得意地朝堂上称,朕若与士大夫比才学

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隋末瓦岗军首领李密于公元616年宣布炀帝杨广十大罪行檄文中的名句,不仅成为“罄竹难书”这一成语的典故由来,也道出了当时天下人“无向辽东浪死”的怨愤之情。两年后,已是孤家寡人的杨广被困江都(扬州),“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最终落得个被屯卫军勒死的下场。


若以智商标准衡量,杨广并非下乘,论文才写过不少华美艳诗,论武略曾率军讨伐陈国完成了江山一统。


弑父杀兄篡权后,他曾得意地朝堂上称,朕若与士大夫比才学,亦当为天子。然而这个生于豪门而不关心民间生计的纨绔子弟,虽在谋夺太子位前伪装过简朴,却不懂动用兵役夫役的基本限度。其父杨坚自581年建立隋朝后,经艰辛创业20多年,不仅结束了华夏大地400年的分裂战乱,还苦心积蓄起巨大的粮食仓储,如黎阳仓、洛口仓的规模被现***古发掘证明为世界古代无双。杨广继位后却完全走向另一极端,挥霍无度又穷兵黩武,仅14年便使繁盛的隋朝重蹈了秦朝“二世而亡”的下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说过,“暴力还是由经济力量来决定”,这也是古今中外战史证实的唯物主义原理。古代除了游牧骑兵或造反暴民在短期可“随掠而食”,农耕社会的军队调用都必须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养兵用兵都需根据民力即经济能力而定。古时靠手工劳作支撑的生产力水平低下,风调雨顺之年以多数青壮耕作,才能勉强维持社会供应,遇天灾兵乱则饥馑立至。曹操便算出一兵远征需十夫保障。唐代以前的史籍对数字缺乏精确考证的传统,动辄记载某战出兵“带甲百万”,显系虚张声势之词。只是隋朝兵役动员的惊人统计,从史实看却是实情。


杨广这个好大喜功的独夫篡位后,长期伪装形成的心理压抑猛然释放,穷奢极欲并大搞“形象工程”。他修东都洛阳、挖运河用民夫多达300万,北抗突厥、西讨吐谷浑又用兵数十万。三次征伐东北的割据政权高句丽时,杨广在612年一次便出征军队113万人,依靠大运河运输时还调用随军民夫230万人,行军队伍长960华里。《隋书》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这确实创造了中国古代战史上用兵数的最高纪录。建东都累死民夫百万,第一次征辽大败即死士卒30万,隋炀帝却毫不痛惜,只是下令再征兵拉夫补充缺额。


在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脱产官吏和军队若超过人口3%,通常便会超过社会负担能力。隋廷最盛时人口统计为4600万人,若加逃税隐漏者至多不过6000万,炀帝时服兵役劳役者至少超过800万,尽发男性青壮尚不足,竟至“役及妇人”。如此男不得耕,女不能织,农事荒废,官员军队尚可靠仓储维持,民间却是饿殍遍野。逃役者啸聚山林,天下大乱相互攻伐,旷露的尸体又“臭秽盈路”造成瘟疫流行,形成死亡率攀升的恶性循环。


在618年那个凄雨绵绵的早春,被困江都的杨广只能终日醉酒消愁,哀叹颈上好头颅不知谁来斩,却仍不明白众叛亲离的根本原因。他在身边军人叛乱前不久,还赋诗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真可谓至死不悟。因之后人论及昏君暴主,莫不以隋炀帝为最!


封建帝制是造成君主骄狂的体制性根源,不过像杨广这般无理性地大兴兵役还是罕见之例。唐朝总结其“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的前车之覆教训后,实行慎用民力和精兵政策。唐朝初年战事不断,对抗头号强敌突厥及再度征辽各役,用兵都不超过10万,结果频繁出征并未影响经济恢复。太宗李世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实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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