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第二次对西秦军作战中大败的责任问题

唐军曾三次与西秦军作战,均由李世民指挥。第一次是在唐军攻占长安后不久,薛举挥军包围扶风。李世民率军出战,大败薛军,以致薛举几乎想认输投降。因此第一次是小胜。第二次却是唐军大败,第三次又再大胜,最终平定西秦。


据史书所载,第二次出战薛举时,李世民患了疟疾,卧病军营,将兵权交托于刘文静和殷开山,并嘱托他二人不可轻易出兵。但二人却认为李世民这样说是信不过他二人的能力,于是不听嘱托,私自出兵,结果在浅水原被薛举偷袭而大败,士卒死亡竟高达十分之五六,许多大将被俘。李世民只得率残兵退回长安,以致“京师骚动”。



对于这场战役,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这次败仗世民没有什么责任,唐师失败主要由于刘文静、殷峤(即殷开山)等人不按照敌情和用兵原则办事,违反了世民的战略部署。世民临阵卧病对战争的失败产生了严重影响,所以唐朝的丧师具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胡如雷)


另一种意见是“李世民虽然患病,但仍在军营,刘、殷指挥上的轻率行动,恐怕也是知道的。作为军事首脑,不能不负有责任。”甚至有人指出,李世民患病之说根本是假的,只为了掩饰他对失败应负责任。


后一种意见恐怕更接近于事实。此前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早期军事思想是“急进”。所谓“早期”即以此次大败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是“早期”。


从李世民在雁门关之围中提议以疑兵之计吓退突厥,到进军长安过程中两次军事会议上都主张迅速进军(第一次在霍邑反对退兵太原,第二次在河东主张绕过久攻不下的河东不打而直取长安),决不返顾,无不体现了年轻的李世民的军事思想中急进的一面是占了上风的。


但急进过度就是轻率。一直以来,李世民率军作战几乎称得上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他心中很自然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种急进以致冒险的作战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再加上第一次对西秦军作战中,李世民也是以急攻快打而大败薛军,那就更加深了这种错觉。


所以,李世民在此次大败中,不管他是真病假病,骄兵致败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再说,以李世民治军之严,刘文静又长期做他副手,岂有不听将令而擅自出兵之理?刘文静即使未得出战的明确将令,恐怕也必经李世民的默许。


这次惨败无疑给李世民这位年轻气盛的统帅以当头一棒,使他后来的军事思想由急进转变为坚忍和果断的完美结合,为他以后的每战皆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后来第三次对西秦军作战和对刘武周军之役中,李世民一开始都以惊人的坚忍力排众议,拒不出战,一直等到最有利的时机来临才突然出击。一旦出击则连续作战,不作任何歇息地打击敌人,直至敌军彻底崩溃为止。这几乎已成了他作战的一个标准模式。


表面看来,后阶段的“紧追穷寇”与他早期军事思想的急进并无区别,但这是建立在前阶段的“坚壁清野”的基础之上,是坚忍之上的果断,而不再是早期那种单纯的凭借气盛而急进。


当然,冒险精神仍是需要的。如在第三次对西秦军战中,李世民在浅水原大败薛军后仅以二千余骑急追包围折摭城,而此时折摭城内却仍有一万兵马。若非有点冒险精神是办不到的。而在对刘武周战中,李世民昼夜急追,跟得上的士兵大概不足一万,而当时宋金刚仍有二万,也是乘胜之势来以少胜多,同样是干冒奇险。


可见,后来李世民的军事思想并非是对早期的简单否定,而是将之纳入更完备的体系之中,不该冒险时决不冒险(如第三次对西秦军时挂免战牌长达两个月,对刘武周军时更坚不出战达五个月),应冒险时则毫不犹豫地冒之。


至于在第二次对西秦军大败后,刘文静、殷开山二人被撤职,但李世民并未受到惩罚,这恐怕并非如胡如雷所说是他不须对败仗负责之故;而是大敌当前,李渊还是得靠李世民领兵出战,所以未予深责。


这里顺便再谈一个问题。胡如雷分析李世民在第三次对西秦军大胜的诸多原因后,指出李世民之胜并不主要是由于妙用骑兵,并说汪篯在“唐初之骑兵”一文中过分孤立地强调骑兵作用是错误的。


但汪先生的文章既已打明招牌是写骑兵的作用,则强调骑兵在这样的文章题目之下何错之有?不能苛求他联系其它原因,否则这文章不免就会写得中心散漫了。


而且,骑兵在此役中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李世民大概在军事上颇受突厥影响之故,对骑兵的运用十分重视,也十分擅于使用骑兵,这一点容后谈及尉迟敬德时再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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