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与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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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绝大多数军阀割地自雄,真正具有统一抱负者不过五六人,做出最初尝试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黎倡导法制、尊重国会,联络南方,以和为贵;段则力推集权,不守成规,团结北洋,以战为方。二人虽都无私心可言,于是亦不能合作。然而,和难,战亦不易,终于无一成功。 劝进与劝退 当年,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后来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曾计划写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孙中山问他进展如何,他说,“已经写了,只有10个字:无须领导人,革命已成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仓促起事竟获成功,随即,将湖

绝大多数军阀割地自雄,真正具有统一抱负者不过五六人,做出最初尝试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黎倡导法制、尊重国会,联络南方,以和为贵;段则力推集权,不守成规,团结北洋,以战为方。二人虽都无私心可言,于是亦不能合作。然而,和难,战亦不易,终于无一成功。

劝进与劝退

当年,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后来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曾计划写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孙中山问他进展如何,他说,“已经写了,只有10个字:无须领导人,革命已成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仓促起事竟获成功,随即,将湖北新军第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推为鄂军都督。

随后各省纷纷独立。一个月左右,除直隶、河南、山东及东三省,革命军政府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情势危急,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袁提出6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起事的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编制和指挥军队的全权;六、给予充足的军费。

清廷已别无他法,只好命袁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军务。于是袁世凯让幕僚刘承恩、蔡廷干劝黎元洪“务宜设法和平了结,早息一日兵争”。此时湖北方面,黄兴等人刚刚抵鄂,湖南援军陆续到来,士气高昂,颇欲一战。但黎元洪不忘做袁的“思想工作”:“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袁世凯知道革命军这时还不好说话,传令猛攻汉阳。不久,汉阳失守。

轮到段祺瑞出场了。袁世凯命他南下任湖广总督,兼领冯国璋所指挥的第一军。段清楚袁的心思,一到汉口就“主张和平”,任由部下“迭与湖北民军往来”。之后冯国璋被调回北京,南北议和开始。段的代表和黄兴的代表签订密约:其中第二条是“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袁世凯字项城)为大总统”。

12月25日,孙中山突然回国。次年1月1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段祺瑞震惊不已:他认为黄兴和南方背信弃义,“协约未约,南人先组织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前线又架起了大炮。孙中山不得不退让:“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于是,段祺瑞领衔前线四十多名将校联名吁请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之后又发电催促,“现在全局威迫,四面楚歌……是陷九庙两宫为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数日后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一个月后,段祺瑞就任陆军总长。革命军都督“劝进”袁世凯,清廷湖广总督“劝退”皇室,共和国奠定了。

瀛台楚囚

当选之后,黎元洪坐镇武汉,遥领副总统和参谋总长之职。对有声望、有实力的“民国元勋”留守一方,袁世凯是很不放心的。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7月,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两个月便告失败,原先掌握的4个省丢失殆尽,孙中山、黄兴又一次亡命海外。北洋势力发展到了长江中下游。认定“非袁则乱”的黎元洪这次站在袁一边。等战事告一段落,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黎元洪的湖北都督就做不下去了。

当年12月,袁派段祺瑞到鄂。段在汉口下火车后渡江见黎元洪,商量整顿军队之事。公务了结,黎送段过江上火车。不料两人上车之后段反而下车,把副总统留在车上。与此同时任命段祺瑞代湖北都督的总统令也就下来了。但两个月后袁世凯又令段芝贵接任湖北都督,段祺瑞回陆军总长任上,他这个湖北都督,纯属过渡。致家乡父老的通电里,黎元洪写道:“……今者燕京之行,原因磋商要政,将来驻都回鄂,两难预揣……遥望汉江,不禁泪下……”他怕是想不到,回鄂,将是身后之事。北京方面迎接的规格是很高的。黎抵达北京时,袁世凯以自己所乘坐的金漆朱轮双马车来接他——去年夏天这车拉过孙中山。他就这样被迎进中南海,袁早已替他安排下住处——瀛台,当年光绪被幽禁的那个孤岛,说是为了确保安全。他的房里,挂有楷书一幅,题款“臣全忠敬书”,正是光绪幽居时所写——他不敢以皇帝自居,只好假托“全忠”之名。“我做了光绪的替身。”后来黎元洪常常向故交这么哀叹。

时任总统府机要处处长唐在礼熟知黎当时的处境:

当时府里警卫严密,出进瀛台的人很有限,黎当然对于这样的“优待”不免有些情绪。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渊源,就叫我去联系黎、照顾黎,并且郑重地叮嘱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让他十足满意,不用请示,马上给他办到。所以黎那时推荐什么人,安排个挂名差事,每月拿几百块钱,只要黎开口,提示姓名,我如奉到袁的命令一样,总是当天替黎办到……黎表面上似乎没有担忧的神情,但他内心难免也有些不满……有时黎要见几个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给他找到……我病后就更常去黎处坐坐谈谈。黎不大说什么,送钱去,他总是如数照收。

后来,黎夫人吴敬君患病,黎向袁世凯提出:瀛台太冷,不宜养病,须另找住处。袁起先只是敷衍:“别的地方也是一样,还是这里好。”此时袁、黎两家已经订亲,黎家二小姐嫁给袁家九公子。黎亲家说得多了,袁亲家不得已,只好让儿子袁克定花10万元买下东厂胡同的一所房子,送给黎元洪。黎元洪一直记着这笔账。后来袁世凯病逝,他送了10万元的奠仪,把“房钱”还了。

我非亲王

东厂胡同的黎大德堂如今已烟消云散,只剩下一处当年的小楼委屈地守在中国社科院考古学所里头,边上是几年前新建的王府井访问学者公寓,隶属于社科院。黎家从瀛台搬到东厂胡同,是在1915年下半年,这时袁世凯称帝的“谣言”早已甚嚣尘上了。袁世凯先解散了国会,同时组织制订新约法。他设立了总统的咨询机关“参政院”,在立法院成立前代行职权。虽然黎元洪一再力辞,袁还是让他当了议长。而后,参政院修正了总统选举法。要点是:一、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无限制;二、总统任满时,参政院如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为连任之决议;三、总统的继任人由总统预先推荐,写下名字,藏在金匮石室中。黎元洪对此类法案无不反对,但无可奈何,只有不到会消极抵制。待到代行立法院及代表“请愿”、“劝进”,黎即毅然辞职绝不参与了。在此期间他的湖北同乡张国淦常常去东厂胡同,两人谈到局势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相对泣下。

此时,袁世凯要当皇帝之心路人皆知。但袁坚决不承认,他曾对张国淦说:总之皇帝我决不做。大凡做皇帝者,多半为子孙计。我的儿子克定的本领,叫他布置锡拉胡同,尚能胜任,叫他布置洹上村,便办不了。中国这样大,他哪能胜任?”袁世凯一旦称帝,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将何以自处?他的左右商议说,袁做皇帝,其子孙得以世袭;如果规定总统世袭,其子孙亦得世袭,有君主之实无君主之名,也许能将“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保下来。他找来张国淦等人讨论,无果而散。

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第一道诏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命在京一定级别以上官员赴东厂胡同致贺。

册封之前消息已传出。黎元洪在家里召集会议,商量如何应对。张国淦说:“副总统果能保持约法上名义,中外观瞻所系,比较上还能达到安全地步,况且事变尚未可知,容有转危为安之一日,即不幸危险发生,副总统为创造民国之人,与民国始终,亦自足以千古。”黎于是点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不惜。”

12月15日晨,京城文武由国务卿陆徵祥率领请见致贺,黎元洪回答说:“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 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革命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支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转身就走。

袁世凯不死心,又派成衣匠到黎家,说要为黎元洪量制亲王制服,黎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坚拒。之后政事堂送公文到黎家,上书“武义亲王开拆”字样,也被黎退回。自此,袁派驻黎家的旗牌官、内卫等无不深恨黎元洪,终日大声痛骂,故意使他听见,“黄陂置若罔闻”。

两位亲家就这样来了几个回合。向例过年时两家有年礼相送,年末袁遣人送来的年礼以红帖书“赏武义亲王”字样。黎拒收。袁改为“姻愚弟袁世凯”,黎才收下。

君子动口不动手

府学胡同36号的段祺瑞旧居,现在已无从寻觅了,附近倒是开了家叫“府上”的咖啡店。据说,袁世凯和人打麻将赢了,对方把一套值30万大洋的房子抵押给他,他转手就送给了段祺瑞。这是袁的优点:不贪财货。段不肯接受如此大礼。袁就说,这是我送给干女儿的嫁妆。

袁世凯所说的干女儿是段祺瑞的继室张佩蘅。当年她的父亲随袁的叔祖打捻军阵亡,袁世凯把她收为义女,视若己出。她在洹上村长大,袁家称其大小姐。段原配吴夫人去世,袁世凯把她嫁给了段,所以说袁是把段当女婿看的;段则始终以恩人视袁,因为袁对他还有知遇之恩。

不过这房子就在陆军部后面。也许袁还有督促他上班之意。须知这位陆军总长常常不到部办公,把事情交给次长徐树铮处置。袁世凯曾感叹:“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华甫(冯国璋字华甫)要睡到下午;芝泉(段祺瑞字芝泉)则经常不上衙门!”

当年的“北洋三杰”中,王士珍归隐家园;冯国璋外放南京;只有段祺瑞在中央,不但长期任陆军总长,还兼总统府军事处处长,军队的编制调遣、将领的选拔补充,几乎由他说了算。加上长期担任各军校校长,北洋军新生力量多是他“门生”,他不听袁世凯调度的时候渐渐多了。

袁世凯怎么会容许下属“功高镇主”?1913、1914年,他忽然重用蒋方震、蔡锷、王士珍等人,并设立陆海军统率办事处,裁撤总统府军事处,陆军部也被削弱。不久,又成立一个“模范团”。袁世凯自任团长。第一期毕业,成立拱卫军四旅、炮兵骑兵各二团、机关枪一营。第二期时改任袁克定为团长,毕业时成立拱卫军二旅。这就相当于“皇家武装”了。

当时袁、段之间磨擦最巨的,就是模范团。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部分条款,段祺瑞更不上班了,说是病了。袁准了他的病假。到8月,正式免去了他的陆军总长,因为他反对帝制。段祺瑞曾几次向袁劝诫,帝制不可为。袁恼羞成怒说,“这是克定和杨度他们讨论研究的问题,你何必这么多话!”后来,就以身体不适为由不再见他。段夫人几次骂丈夫“没有良心”,段怕老婆,低声说:“我对老总统爱莫能助啊。”

当时陆军部曾发生茶役偷安炸弹的事件,日本外务省办的《顺天时报》说这是政治阴谋,袁世凯想要除掉段祺瑞。据任陆军部卫队营长的曹树洞说,段在家中差点遇刺,他干儿子罗凤阁因受他多年厚恩,事到临头不忍下手,正要说是受谁指使,段说:你别说了,我也不问。你要说了你的命也没了。你称病吧,以后不要来了。此后段祺瑞更加闭门不出了。有人传说他被软禁了。软禁倒还真没有,但袁克定对段反对帝制非常不快,便打算用恐吓手段对付他。段夫人听到传闻后通过养母于夫人告诉袁世凯。袁当即把儿子叫来了,说:“你姐夫是对帝制有意见,但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行动,应尽快停止。他是我们家的至亲,现在事还没有定,我们内部就这样,将来更不堪设想。”之后段的安全算有保障了。

当时有人劝他秘密去天津住,他不为所动。后来他对弟弟段启勋说,我受袁氏数十年知遇之恩,如潜出去声讨他,违背旧道德,更遭袁氏父子之忌,也许更危险。只有将死生置之度外,听其发落了。这次的荒唐事,完全是袁克定一手造成,将来的史家可大书曰:袁克定弑父。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劝进,次日临时通知在居仁堂登基。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这两位“重臣”都没来。

各为其主

时任美国大使芮恩施这样评价段祺瑞:他不是一个政客,厌恶政治理论。他总是愿意把事情交给部下去处理,而部下往往使他采取一种他本来不愿采取的方针。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气息奄奄,进入弥留状态。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被召入府内,待袁托孤。那天徐世昌到得最迟。袁世凯看到他,轻轻摇头,意思是自己不行了。徐宽慰他:“总统静养两天自然会好的,现有何事吩咐?”

袁以家属托付他,还没来得及提出继任人选已不能言语。良久溘然长逝。经过商议,在场诸人决定推举黎元洪继任——黎具有法理优势,可以安抚袁世凯称帝后独立的各省。

6月29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确定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为当前要务。同日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半个月后,南方撤销袁世凯称帝后建立的军务院。在废除帝制前后,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为挽救时局有不少合作,常常联名向西南各省通电交涉。段祺瑞在袁世凯时代也不轻易去总统府,这次为表示客气,亲自到府向黎元洪面呈阁员名单。黎要求补充两人更换三人他也答应了。至此两人的合作还算顺利。

不久黎元洪在湖北的幕僚陆续来京,都觉得段祺瑞不如冯国璋好说话,主张联冯抑段。而段祺瑞那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非常跋扈,常常因小事和总统府的人冲突。见黎元洪时只管催促盖印,黎问及公文内容就以不应干预责任内阁抗辩。此时国民党阁员、议员占大多数且拥护黎元洪。挟黎自重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和徐树铮无日不起冲突。结果两人双双去职。

使府院彻底失和的是对德宣战案。

1917年2月3日,美国与德国绝交,准备参加“一战”,随后便展开对中国的外交活动。段祺瑞召集在京外交家商讨后,提出一个方案:先向德国抗议;继而绝交;绝交时再讨论宣战与否。对这个步骤,黎元洪起先没提出异议。

2月9日,中国对德国提出抗议。3月14日,与德国绝交。绝交后就是参战了。

国民党议员不愿段祺瑞在外交政策上获得成功提高威望,便想先借机倒段再议外交。黎元洪左右的倒段派也是这么想。黎本人也担心一旦参战,一则胜败难料,二则军方势力可能加强,尤其担心段接近日本会惹出事来。段那边除徐树铮独持异议,其余人多主张参战,并希望借机倒黎。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辑、传记《段祺瑞》作者周俊旗认为段坚决主张参战是因为看到了以下可能性:一、摆脱政敌的掣肘;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三、得到协约国方面财政上的支持;借参战之机加强自己控制的军事力量。

请看段祺瑞在《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中提出的参战条件:一、停付德、奥两国赔款,暂缓10年偿付协约国赔款;二、进口关税增至7.5%,待厘金裁撤之后增至12.5%;三、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

如果这些条件能兑现,中国政府的财政问题可以得到极大缓解。

有话好好说,宣战案原本是可能通过的。段祺瑞左右的人却提议联络督军开会,给总统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加快进度。督军们应召到京,知道不需出兵,纷纷赞成参战,还集体拜会各协约国的公使。

他们也去拜见了总统。一向好脾气的黎元洪怒不可遏:你们为什么擅离职守跑来北京?你们都是军人,凭什么闯入国务院和总统府干涉国政?你们有什么资格与外交使团往来?督军们意外遭到痛斥,有点懵了,唯唯诺诺退了出来。

5月6日,内阁通过“对德宣战提交国会案”之后,办了对德宣战大总统提交国会咨文,段祺瑞率阁员请总统盖印。这是交国会审议的正当程序,黎元洪稍稍翻阅即交监印官盖印。不料监印官唐浩镇(黎元洪长子黎绍基岳父)认为参战必败不肯盖印。段怒而离去。黎只好亲自盖印,让张国淦带回国务院。

5月10日,国会开全院委员会审查提案,并未表示反对。不料外面忽然来了数千人的“公民请愿团”,要求当日通过宣战案,否则不许议员出院。这是段的下属傅良佐自作主张,段并不知情。弄巧反拙的是,国会受威逼之后决定搁置宣战案。于是督军们联合签名要求解散国会。

黎元洪扣下呈文,发表了“三不宣言”抵制军人干政:不怕死,不盖印,不违法。因“督军团”和“公民团”的事,各方面抗议声此伏彼起。内阁成员纷纷辞职,段偏偏不辞,还拟了补充阁员名单。当夜黎元洪原本要发罢免段的命令,看到这份名单并无段派中人,又放下了。但第二天早晨他受倒段派影响,还是免了段的总理。

段祺瑞在免职令发布后就去了天津,致电各省说:“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负责。”之后各省督军就开始闹独立。国会已经通过的总理李经羲不肯到任,声言必须十三省督军盟主张勋同来才能就职。于是黎元洪发出请张勋进京“调停国事”的总统令。段祺瑞得知后对幕僚曾毓隽说:黎此举必上当也。

张勋6月8日到天津后,提出了解散国会的条件。黎元洪明知违法,时势所迫,只好听命,并通电说:“……安徽张督军此次北来,力主调停大局,以解散国会为前提,如不满足其要求,他将不再负调停之职,各省军队将自由行动,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三,为保存共和政体,保护北京人民,保持南北统一大计,迫不得已,才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

14日,张勋入京。

今日君再来

张勋这人,有时还蛮天真的。6月30日晚,定武军统领苏锡麟接到命令:明日一早挂龙旗。他连忙赶往张勋公馆劝说:“大帅!从徐州出发前,张文生(张勋部属)要我向大帅说,复辟这件事办不得,他们大家签字赞成复辟那是假的。再说,把国家大权交给皇上,那是总统和国务总理的事,咱们办不了。请大帅千万别管这件事。”张勋说:“事情弄到现在,不办也不行了。再说我也愿意办,就是他们骗我,为这事死了也心甘情愿。”

次日张勋拥清帝复辟,溥仪连发9道“上谕”。北京城里冒出了各种各样的龙旗和清朝袍褂。紫禁城内,几位太妃乐得天天去烧香。张勋飘飘然说,“他们推翻清室的人,被称为革命伟人。现在老夫推翻民国,难道不该称为复辟伟人吗?”于是,张大帅又有了“伟人”的名号。段祺瑞早就明确表示,张勋如复辟,一定扑灭之。7月2日,陆军部机要科科长龚维疆跑到天津找段祺瑞,提议去上海联络孙中山,通电讨张。段笑着说,如果不去南方呢?龚说,您在北方主持,学生即刻去陕西。段说,你小子怎么这么霸道!说完抬头看钟,手夹纸烟出门,龚维疆跟随他来到一个地方。一看,梁启超、汤化龙、叶恭绰、靳云鹏、傅良佐、段芝贵等人都在。秘书张伯英同译电员正在另一间屋译电,凑上前一看,正是段祺瑞讨逆通电文稿——梁启超、汤化龙的手笔。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成立讨逆军,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发。同时他接受黎元洪任命,恢复了总理职务。

张勋进京,只带了十营兵马,大部队还在徐州。他事先跟张文生说好,宣布复辟之后,由张再调四十营兵马开赴北京。电报只说“速运花四十盆来京”,以免泄密。结果这时他真收到了四十盆花,气得连连说,“坏了坏了!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

“辫子军”一触即溃。8日讨逆军兵临城下。东路军进逼北京时,航空学校有两架飞机飞临“辫子军”阵地投弹,继而又在紫禁城投弹两枚。据说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以空军配合作战。

12日,讨逆军攻城。战斗中途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劝张勋去荷兰使馆躲避。张不肯,被强行架上汽车送去使馆。后来,他向人骂那些“盟友”背信弃义:“就是你们总统(冯国璋)从前亦是赞成的,我有大家开会时的签字凭据,宣布出来让全国人看看,是不是我姓张的一个人要这样做?只有段芝泉是劝我不要干的,惟他可以打我,别人不配!”段的亲信徐树铮参加徐州会议时就没反对,私下还对人说:“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所以有人说他诱引张勋复辟,假张勋之手驱黎,然后再打倒张勋,以恢复段祺瑞的地位。

7月14日,段祺瑞亲至日本使馆请黎元洪复职。黎心中有愧决心下野,一个月后去了天津。

和难,战亦不易

黎元洪走了,冯国璋来了。段祺瑞眼下有两个紧要问题:一是参战,一是改造国会。段对旧国会早不耐烦,要以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选举法,召集新国会。对此,西南各省一致反对。孙中山率海军南下,请国会议员到广东集会,拥护黎元洪组织政府(黎未去)。于是集合一百五十余位议员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元帅,成立南方护法(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军政府。南北形成分裂格局。段祺瑞一贯主张武力统一。他的战略是用湖南、四川做征服两广、滇黔的基础。直系经常以号召和平掣肘。段知道这是冯国璋的意思,就递了辞呈。冯就势免了他的总理。激愤的段向北洋军人发了一道长电文,说,“就任以来……私冀发挥我北洋同袍之实力,统一国家,奠宁宇内,庶几人民得以安堵,法治乃能设施。此次西南之役……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佳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今日中国……所谓法律护国有名无实……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伏愿诸君子……以北方实力即国家实力为念……”简略地说,他以为要社会安定、法治通行,就要统一中国。他不信约法、国会能护佑中国,认定惟有北洋军人的实力可以巩固国家,挽回时局。此时独立各省也不愿和解,一面联合,一面进攻湖北。皖系乘机重提武力解决的主张。冯国璋只好命曹锟等率兵入鄂。徐树铮又引奉军进直隶胁迫冯氏。段祺瑞的总理又复任了。起先战事很顺利,曹锟的部下吴佩孚很快攻下长沙、衡州,段祺瑞还亲往湖北犒师。但直系的江苏督军李纯和江西督军陈光远仍不出力;曹锟回了天津;吴佩孚因湖南督军被无功的张敬尧夺去不愿再战,后来干脆公然通电请求停止内战。

武力统一政策执行不下去了,但段手头还有两个锦囊。一是号称要参加欧战的“参战军”,一是徐树铮通过“安福系”控制的新国会。当年10月冯国璋结束任期,新国会选徐世昌为总统。同时段祺瑞辞去总理之职,继续任参战督办。

南方军政府内部也矛盾重重。所谓的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除了海军孙中山得不到支持。

1918年4月非常国会提出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孙辞去大元帅,不久赴沪。年底,协约国与德国签订和约,中国也兴起呼吁和平的声浪。南北双方次年2月开始和谈,谈了几个月最后全无结果。欧战既已结束,“参战军”名不正,先改为国防军,又改为边防军。徐树铮担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1919年10月他率军进入外蒙,使其在11月17日取消自治回归中国。皖系又得意了。直系则一面与南方妥协,一面与奉系接近。1920年3月开始,由南方军政府提供数十万“撤防费”,吴佩孚撤兵北上。直奉两系8个督军暗中组织八省联盟,预备倒段。

7月,徐世昌免去徐树铮的职务,命边防军由陆军部直辖。段祺瑞愤而召开军事会议改组边防军为定国军,讨伐直系;曹锟和张作霖也联名通电讨段。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直皖战争只进行了5天就以皖系一败涂地告终。

直军进逼北京城时,徐树铮乘着汽车到银行提款,去琉璃厂书店还账。店主惊愕地说,如此小事何劳总司令大驾。徐笑道:“此刻不来还就还不了了。”后来他进日本使馆躲避,日本人把他藏在汽油桶里,装上汽车直驱天津,搭日轮到上海。段祺瑞则自请免去职务,仍坚持住在府学胡同家中,听凭处置。直到局势稳定下来,才步黎元洪后尘去了天津。

依法而来,依法而去

1922年6月1日,吴佩孚在洛阳和参谋长李济臣通电话,问到北京情形。之后李给北京的钱宗泽挂电话责问:吴大帅发怒,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好好办?钱宗泽着慌了,忽略“将来”二字,次日一早即向总统府喊话:吴大帅要徐世昌赶快腾出总统府!当日下午徐世昌匆忙出京。

吴佩孚一向不喜欢徐世昌,通电不称总统而称菊人先生。但此时刚打赢第一次直奉战争,原本还想暂时由徐来维持。

此前,孙传芳通电说:“……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法,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销。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吴于是响应“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主张,拥护黎元洪复出恢复“法统”。这样,一则孙中山无法再以“护法”为名,二则利用旧国会制宪可以遏制联省自治潮流。

黎元洪起先拒绝了。他当过一回没有兵权的总统知道其中苦楚。但经过和幕僚商议,他以大局为重,发出主张“废督裁兵”的通电,痛责督军制造成的危害,以督军们解除兵权、还政于政府为出山的条件。曹锟接电后大骂:“做现成的总统还要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但为了实际利益,还是发动督军们做出口头承诺。于是黎元洪11日通电:“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候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更富政治经验的孙中山则提出“工兵计划”,说直系要表示诚意就先把半数军队改为工兵,否则他还要把“护法”的旗帜打下去。然而直系的武装还没解除,他的武装反先被陈炯明解除了。孙远遁上海,次年才回到广州自任大元帅。

西南各省已经树立自治的旗帜,一面表示尊重中央,一面主张“建设联邦化的单一国”。一些言论团体——如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也赞成采联邦制,说“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

7月1日黎元洪发布命令: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定审中外之情形,就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国家统一前途,实嘉赖之。

8月26日,宪法审议会通过两个议案:一是各省在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可自制省宪;二是地方制度章中应规定关于省宪的原则。

民国的和平统一,此时仿佛有些微茫的希望了。

哪会这么容易呢。在直系来说,黎元洪是个过渡性的招牌,曹锟迟早取而代之。问题就出在“迟”、“早”上。曹锟急于做总统,吴佩孚却想先借黎统一南方再选举曹锟。以曹的津保派为主的议会开始闹事,借财政总长罗文干涉嫌受贿案把以吴的洛派为主的内阁倒了。这是1922年底的事。此前国会刚刚恢复时有一些议员主张此次国会专事制宪:民国成立10年多了,竟还没有正式的宪法,实在不像话。另一些人则主张先解决总统任期问题。热心制宪的议员想拉长黎的任期,制定宪法再选举总统;另一批议员想缩短其任期,以便早日和曹锟交易。制宪派不得已决定“大干快上”:1923年8月31日前完成宪法,9月30日前选举总统,宪法于同日公布。但附曹派不到会,凑不足法定人数。制宪派就提出修改会议规则:一是减少所需的法定人数,二是出席者可得出席费20元,缺席者扣岁费20元。

但出席费从哪儿来呢?

两院议长去见黎元洪,请他设法筹措。黎见事关制宪,立召总理和财政次长、税务督办等当面议定由海关建筑费中拨120万。曹锟方面得知后,责以事先未交国务院主办,违背责任内阁精神。黎回复说:“……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司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定约,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管你是何程序、目的,曹派的人先胁迫内阁辞职,然后就开始“逼宫”。

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于6月7日集合数百人到总统府,借口内阁无人军饷没有着落,要求总统负责。8日,乞丐公民团到府闹事。9日,北京警察全体罢岗。随后黎宅电话和自来水管被阻断。12日,冯、王辞职,不负维持秩序之责。经历过复辟的黎元洪决心不轻易言退。请看他的通电:“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而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

13日,黎元洪决定离京。他咨请两院撤销复职时提交的辞职公文,并向两院和外交团声明:“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定于本日移津。特闻。”同日,他发出了7道大总统令,交印铸局发布。其中一道是:“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着即一律裁撤,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此令。”但印铸局已经被曹派把持,这些命令都未发出。下午1点多,黎元洪乘火车赴天津,临行将大总统印信交如夫人危文绣带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但火车行至天津新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下令摘去火车头,相持之中黎开枪自杀未遂。次日凌晨他告以实情,印信交接完,这位民国总统才重获自由。黎元洪刚走,冯玉祥、王怀庆马上自己复了职。曹锟笼络了五百多个议员贿选成功。这些议员想找回点脸面,于是十余年没制成的宪法两三天内完成二读三读,在10月10日曹锟就任那天公布了。

握在手中的杯子

民国军政界要人多半有大宅,段祺瑞没有。府学胡同那套房子说是袁世凯送的,却并没有房契。老袁死后房主拿着房契找总理要房,段祺瑞只好搬家。段祺瑞的部属、学生,想到自己都有房子,惟老段借住人家的,觉得说不过去。原拟集资代买,后来演变成了代建。房子建在吉兆胡同,建筑费用大超预算,差点成了烂尾楼。建成后,府学胡同的房子便物归原主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直系败北。张作霖和冯拥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秘书厅就设在吉兆胡同房子的前院。据说解放后周恩来出面以两套四合院加每月100斤小米的代价向段家置换了这套房子。这事后来成了糊涂账。当年的“老段府”成了今日的总参大院。《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夏雨演的马小军就住在那儿。幕僚曾毓隽对局面始终不乐观,认为张、冯只因群龙无首暂时推段出面。一天,两人谈论局势,段说:“云沛(曾毓隽字云沛)!你不应当对国家事采取如此消极态度。”曾说:“并非消极。我认为老总在如此形势下急于上台,好比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一攻便倒。”段刚好手中有个茶杯,就说:“这杯子固然是锔在一起的,我握在手里暂时可以不碎,若我放手便落地碎了。”

为使杯子不碎,段祺瑞想了不少办法。

他尝试与国民党合作。可惜孙中山到京不久即病逝。开吊之日他正要亲往唁奠,有人来报告说国民党将在他致祭时“出以非常手段”。左右的人劝阻他。他就临时以脚痛旧疾发作、不能行动为由改为派代表。此后国民党无法合作了。

在此前后执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之后开始筹备国民代表会议和起草新的宪法。12月12日国宪起草委员会通过宪法草案。然而国民军和奉军之间的战事使这份草案永远失去了审议的机会。

1926年1月1日,受挫的冯玉祥被迫下野,把职权交给部属张之江。1925年底,冯设局邀请出国考察归来的徐树铮北上,段祺瑞未能阻止。张受冯之命于廊坊截火车枪杀徐树铮。据说,张信奉***已很狂热,事后频频祈祷,三句不离耶稣。当时段祺瑞身边有人主张通电下野,有人则主张为国事忍辱负重,段犹豫数月,不幸又发生“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国民军与奉军在津沽一带混战,封锁海口,英美等国向执政府提出通牒,要求大沽口至天津停战,排除水雷地雷,不干涉外国船只过往。3月18日前得不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3月17日执政府称通牒内容“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希望各国能“从容妥商”,“勿取激烈之措置”。也就是说,段拒绝了。但通牒已然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

就在那天,在李大钊倡议下,国民党(时国共已合作)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等近两百个团体开联席会议,决定第二天开国民大会。代表们还进行了一次游行,在执政府门前和军警发生冲突。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告诉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警备司令部指示与市民学生接触时,官兵要万般忍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说,士兵所受教育有限,简单率直,能做到这样忍耐吗?恐怕难免要酿成事故。段宏纲说,只有靠你们尽最大努力来维持防止。

3月18日,数千学生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了示威大会,提出八国如不收回通牒即驱逐公使等6项主张。而后一路游行向执政府而去。结果卫队开枪,47人死亡、两百余人重伤。奇怪的是,之前几次游行,国民军都随行保护。但那天代理警备司令李鸣钟虽派人带去承诺派兵的消息,却并没有真的派兵。而最初3声枪响是来自“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而不是卫队。次日执政府通缉徐谦(中俄大学校长,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李大钊等群众领袖。据说事后徐谦去找冯玉祥,想说服他驱逐段祺瑞,但冯就在20日到外蒙古去了(据冯日记。奇怪的是,国内出版的冯氏日记“一月一日至三月十九日日记原稿缺”)。冯在日记中说获知“三•一八”是在库伦(乌兰巴托)。20日,执政府发布对死难者的抚恤令,并调查军警“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程度。同日贾德耀内阁全体辞职。事件的真实经过现在已很难还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段祺瑞不在现场,也未下令开枪。但他已成为众矢之的。当时的报纸报道,悼念“三•一八”死难同胞大会上段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直皖战争后开始食素,此事后更决然)以赎罪。

4月9日夜,国民军包围段祺瑞宅。因曾毓隽提前派人送来纸条告知国民军将有行动,段祺瑞事先去了学生崔子良家中。段宏纲则预先以机枪布防。对峙一夜,国民军退去。段祺瑞先是在崔子良家中住了两天,11日去了东交民巷,通电政变消息。15日国民军撤出北京。段派人到天津去迎接张学良,张不理会。他知道执政之路到此为止了,在妻弟吴光新陪同下回到了天津。据说,火车经过廊坊时,他打开车窗西望,历10分钟之久。这里正是徐树铮被杀之地。许多年后段家后人祭祖时也要给徐上香。

这是段祺瑞的遗训。从事实业,勿问政治

黎元洪复任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为了巴结他,挑选40名警察组成卫队。黎去北京时就把这支卫队带去了,不再用军队担任警卫。郁闷或者无聊了,他会找几个熟识的卫士聊天,说后悔不应该出山。1923年6月13日凌晨,他亲自把卫士们推醒,说:“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回天津!”于是这40名警察又回到了天津。在总统身边他们呆了一年零三天。

黎元洪认为自己受胁迫离开北京,仍是合法的总统,就想在天津召集国会,组织政府。他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了12万元,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凡由北京来的议员,都给500元“旅费”。钱很快告罄了,议员却来了又去。之后孙、段、张组反直同盟,不少议员南下,渐渐有了两百余人(浙江督军卢永祥拿了100万元)。一些议员请他前往上海参与新政府的组建。老友章太炎也催促他早日南下。最后卢永祥一道密电(是别人伪造的)使他下定了决心。

1923年9月,黎元洪来到上海。出乎他意料的是,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都很冷淡。他在寓所召集各省代表谈话,广东代表汪精卫说,我对黎先生很敬佩,但对在上海组织政府不感兴趣。其他省的代表说要先请示本省长官。何丰林甚至发布告示: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

11月初,黎元洪乘船前往日本疗养。半年后回到天津,从此不问政治。第一次息隐天津时他就开始投资实业,此时更专注于此。据相关资料,他先后投资银行、厂矿七十余家,金额不少于三百万元,与此同时还广泛捐资助学。

1926年10月,他突发脑溢血,生病期间,所养的两只孔雀突然死了一只。

两年后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山东,要没收黎投资最多的中兴煤矿。他急忙找人向蒋疏通。蒋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但他先是向中兴摊派了100万元的短期债券,之后又是100万元的军饷。为了凑钱,黎元洪身心俱疲。

1928年5月25日他在看赛马时突然昏倒。6月1日,让秘书起草遗嘱,告诫子女要从事实业,勿问政治。两天后65岁的黎元洪在寓所病逝。另一只孔雀也在这时死了。次日凌晨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北洋军阀的时代就要过去了。

黎元洪的遗嘱以通电方式发表,其中包括: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和平统一,利国富民。

开祭时,他当年的死敌、晚年的近邻(两人的居所相距不到两公里)段祺瑞也来到灵堂,“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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