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战:军统特工与汉奸殊死搏斗 第一章 委员长的佩剑殊战 5.“安内”转向“攘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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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内”转向“攘外” 1


蒋介石是个典型的政客,即使在中日战争这样的天大的事上也敢翻手云覆手雨。一方面战场上炮火连天,兵戎相见;另一方面唇枪舌剑,信使往还。

打是真打,谈也是真谈。蒋的如意算盘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和;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仅在武汉保卫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掌握的与日方和谈的渠道就有三个。

第一个与日和谈的渠道是通过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进行的。由孔派出自己的亲信学生、行政院代理秘书贾存德与日本大亨、民间人士萱野长和秘密接触,宋美龄曾亲临指导。

第二个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侍从室二处陈布雷、周佛海秘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潜赴中国香港、上海、东京等地,与日本军方特务影佐祯昭进行接触。

第三个渠道是蒋介石通过戴笠的军统特工与日本军方代表、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今井武夫在香港、澳门多次进行会谈。这就是被日方称之为“桐工作”的谈判路线。

当时,日方对前两个渠道的和谈能否迅速有效地直通蒋介石身边表示怀疑,因而就想和军统进行接触,为此在香港积极活动,希望能找到谈判的捷径。

这个消息被军统香港区通讯员张治平得到,于是张将此消息通过香港潜伏区长王新衡密报戴笠。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后,决定迎合日方的愿望,密派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长相十分相似的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日方进行会谈。这才有了第三个渠道。

戴把这项工作交给军统国际科敌伪股具体承办,并指定邓葆光为第一承办人,其他任何方面、任何人不得参与和干涉。所有来往电报,由译电科直送戴笠,由戴亲自面呈蒋介石。

戴笠并为此秘密去香港进行布置和指挥。最后,双方商定由蒋介石、汪精卫、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三巨头举行会议。板垣征四郎是日本政府内著名的强硬派,一直就对蒋介石持坚决的排斥态度。在“桐工作”中,板垣指令今井武夫对蒋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使蒋难以接受。

结果,“桐工作”宣告失败。

蒋介石觉得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和谈的诚意,为此恼羞成怒!于是干脆扯起坚决抗日和彻底锄奸的旗帜。

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对日政策,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民党政策上的重大变化,使特务处的反共活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公开的反共口号不能用了,但军统却加强了秘密布置,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指导反共活动。戴笠也是国民党内较早认识并运用新方法和手段与中共对抗的顽固分子之一。

但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戴笠也在坚持反共的同时,逐步调整了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了对日伪的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可以说,在蒋介石的影响下,戴笠的思想倾向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

自从1931年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就一直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但到这时,这一方针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和国家的危急关头,有相当数量的高层人员贪生怕死,丧失民族气节,卖国求荣,充当日伪汉奸,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如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石友三等高官和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中,有数十万原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投降日军,成了“皇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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