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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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徐海东部会合此后的一年多里,红军在仅有不足4万兵力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名义担任)张学良率领下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东北军和西北军30多万人展开多次激烈的战斗。红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三战三捷大获全胜,全歼东北军2个师及胡宗南的中央军一个旅共计3万余人,战斗中俘虏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东北军一0九师师长牛元峰战败后饮弹自尽。 面对如此惨败,引起蒋介石及国民党朝野上下对张学良的一片指责,对于东北军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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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与刘志丹徐海东部会合,此后的一年多里,红军在仅有不足4万兵力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名义担任)张学良率领下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东北军和西北军30多万人展开多次激烈的战斗。红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三战三捷大获全胜,全歼东北军2个师及胡宗南的中央军一个旅共计3万余人,战斗中俘虏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东北军一0九师师长牛元峰战败后饮弹自尽。

面对如此惨败,引起蒋介石及国民党朝野上下对张学良的一片指责,对于东北军所遭受的损失非但不予补充,而且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连败三阵的张学良,背负着国恨家仇和“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本身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就非常不满,此时更是受到极大的打击,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窝囊气的张学良,联合西北军首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及其属下西北军,开始消极对待蒋介石所制定的“剿共”计划,并且张学良和杨虎城秘密的与中共有了接触,经过多方斡旋,张学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并举行秘密会谈,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张学良承诺不再与红军作战,并利用自己特殊身份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反共透顶、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多次苦谏、劝谏置若罔闻,根本就听不进去,而且威逼张、杨如不继续“剿

共”就将东北军和西北军调离陕北前线,申明大义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两位将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终于做出惊天之举。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国民党爱国将领在抗日无门苦谏、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效的情况下依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及其属下十几位高级将领于西安,并将蒋介石用来“剿共”的五十架飞机扣留,事变发生后的几天内,南京国民政府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的,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政委会的联席会议上,以何应钦、戴季陶为首的主战派与冯玉祥、于右任为首的主和派,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会议是在兵权在握的何应钦的操纵下,通过决议,将“西安事变”定性为“叛乱”并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从各地抽调50个师的兵力向西安开进,并命令空军轰炸西安,国民党内部的继“广州事变”、“中原大战”、“两广事变”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内讧,在此时一触即发。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在抗日无门又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发动的“兵谏”,目的是绝对纯洁的,是为了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以往国民党内部“广州事变”、“中原大战”、“两广事变”为争权夺利而发动的事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两位将军初衷,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响应和理解,而且招来的却是国民政府及其下属的“讨逆”、各地方实力派的“指责”,就连前苏联的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也激愤指责张学良、杨虎诚发动的“兵谏”是受日本人指使,“是与日本人穿一条裤子”的无理指责,山西的阎锡山,在事变前曾与张、杨两位将军有过默契,但在此时也临阵倒戈,与国民政府站在一起向张、杨发难,张杨两位将军真正到了“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地步。“兵谏”的目的是为了逼迫自己的“委座”抗日,但如今却给了“亲日派”何应钦以发动内战和篡权的机会,面对如此尴尬不利的局面,张学良试探性的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邀请中共派代表前来西安,商讨“西安事变”解决事宜。共产党能来吗?在赵一狄的“回忆录”中称“等待中共回电的那几个日日夜夜,是汉卿一生不多的焦虑期盼”。

中国共产党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连夜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者首先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之目的,是绝对的纯洁革命、进步的,认为蒋介石虽然欠下中国共产党“累累血债”,但中华民族当前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应当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就可以原谅蒋介石这个信奉上帝的“基督徒”,为实现共产党自己倡导的成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帮助张、杨两位将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王明、叶剑英、王若飞组成中共代表团飞赴西安。

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立即协同张、杨两位将军与宋美龄、宋子文等为国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谈判最终达成了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基础的“六项”协议。周恩来在一片“杀蒋”声中,经过多方斡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事变解决后,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这个曾经是自己的老上级,而后来又悬赏八万大洋买自己人头的蒋校长,那天晚上,蒋介石、周恩来、张学良彻夜畅谈至第二天早上才结束,这次谈话的内容至今是个谜,这三位政治家一生都守口如瓶,没有一人对外公开谈话的内容,多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试图从他们口中找出答案,但遭到三个人同样的拒绝,现在三位政治家都已经先后谢世,三人的这一夜谈话成了解不开的历史秘密。宋子文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飞机上面,对蒋介石说了这么几句话:“在你落难之时,喊杀你的都是国民党你的属下,而救你的恰恰是你的死敌——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这么滑稽啊!滑稽的连上帝都不会相信,共产党和红军在被剿灭的最后五分钟,却得到你的盟弟张汉卿的帮助,介石你应该想想了!那天你和周恩来、张汉卿都谈了些什么?”蒋介石紧闭双目没有回答,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五

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致电大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五项主张,承诺停止用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等四项保证,并且同意国民政府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整编。该全会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主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多年以来,国内外许多历史学家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予了高度评价:“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打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得以生存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如果没有张、杨两位将军的“兵谏”之举措,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乃至中国的历史将被改写。周恩来曾经为张、杨两位将军题词“千古功臣、民族英雄”,1949年2月蒋介石在全国各个战场节节失利、在党内外一片谴责声中被迫下野,辞去了“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出面与中共和谈,而中共开启和谈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求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李宗仁欣然接受,但在蒋介石层层阻挠下,中共为解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而作出的努力未能如愿;1949 年9月卢汉在云南率部起义,此间扣留了国民党军政要员张群,周恩来曾有意将用张群换回在“西安事变”以后,被蒋介石长期扣押的张学良,就此事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并建议,如果张学良能来参加新政协,应当让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职务,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说“恩来呀你太小气了,如果张汉卿能参加新政协,我将向新政协建议,由张学良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只是后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考虑到,自己曾经是张群的部下,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处于仗义而不得已私自释放了张群,张群换张学良计划也未能如愿;周恩来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亲自交待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罗青长一定想办法解救张学良。可见武装夺取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者,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感激之情和愧疚之意。


本文内容于 2011/5/9 16:01:01 被家居好男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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