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乐于纳谏?40岁以后开始怠政 也曾穷兵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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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纳谏精神减退,听不进反面意见,盲目自信膨胀起来。不听大臣劝阻,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对高丽用兵,胜小失大。“游猎太频”,大臣纷纷谏阻,太宗反唇相讥,说什么“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2年第2期,作者:徐澄清,原题:《李世民纳谏的前后变化》


如果从秦始皇建帝号算起(公元前221年),至清宣统宣布“退位”止(公元1912年),在这两千一百多年中,大约有二百多位皇帝,其中天下统一的皇帝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在这些诸多皇帝中,昏庸、残暴、荒淫之君众多,但也还有为数甚少的杰出明君。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杰出明君,他开创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贞观盛世”,史称盛唐时期。其所以如此,固然原因很多,但作为李世民个人来说,这与他18岁从军南征北战的经历大有关系。他清醒地看到隋朝灭亡,无道暴君炀帝被士兵勒死江都的教训,看到人民的力量,从而能兼听纳谏。不过,他的纳谏又是前后不一的。


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们“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参见《贞观政要·求谏》),而且说到做到。当大臣们奏事时,则和颜静听,鼓励大臣们大胆提出铮谏之言。同宰相们商讨国家大事时,允许谏官旁听,并对直言铮谏者予以奖励。


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参见《资治通鉴》)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点兵年龄问题上采纳了封德彝之谏,将年龄由21岁改为18岁,下了几次诏敕,魏征则坚持认为不可,压发诏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见魏征,指责魏征固执。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来,才短短几个月,已经有几次失信于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魏征一席忠言,觉得有理,反而高兴地说:“过去我总以为你固执,不悉政事,今天听了你分析国家大事,甚为中肯。如果号令不信,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呢?看来是我错了。”于是点兵仍依原制,年龄仍限制在年满21岁的壮丁中,魏征也因为敢于直谏得到唐太宗奖赏。


贞观元年(公元626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读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意。”(参见《资治通鉴》)在这里唐太宗以史为鉴,将大禹治水与秦始皇修宫殿作比较、分析,同样是搞“建设”,为什么人们对大禹没有意见,对秦始皇却怨恨得甚至造起反来呢?原因就在于治水是为了人们的利益,修建宫殿是为了个人享受。然后说到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鉴于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修了。这时太宗才29岁,头脑是清醒的,能做到“鉴秦而止”。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似乎把他说的话忘了,下诏征发劳力修复洛阳的隋代乾元殿,以备巡幸之用。大臣张玄素上疏反对,指出修复乾元殿有“五不可”,并说,如果陛下要这样做,“恐甚于(隋)炀帝远矣”(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很不自在,召见张玄素问道:“你认为我这样做还不如隋炀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纣又怎样呢?”张玄素答道:“如果陛下一定要修复乾元殿,那我看就同归于乱了。”(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见张玄素把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经过一番思考后,为之转念,并感慨地说:“朕没有认真考虑,以致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于是下令停止修复乾元殿工程,并表彰了张玄素直言进谏的精神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欲到南山巡幸游玩,一切准备就绪,结果未去。魏征问道:“陛下为何不去了?”太宗笑着回答说:“害怕爱卿责怪我,所以不去了。”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把鹞玩得正高兴的时候,魏征来奏国事,太宗慌忙把鹞藏于怀中,魏征奏事不停,鹞竟被捂死怀中。这种皇帝怕大臣的事,史属罕见。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在一次上朝中,为魏征直言所激怒,罢朝回宫,向皇后说:“魏征每廷辱我。”我要杀魏征,深明大体的长孙皇后听了反而向太宗祝贺说:“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冷静下来,觉得皇后说得很有道理,转怒为喜。看来,太宗的纳谏和睿智贤达的皇后也大有关系。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批评唐太宗说:“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意思说,皇上说起大道理来远远超过了历代最圣明的君主,可是实际行动上并没有超过一般的君主。魏征针对太宗“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的行为,而不是凭空而谈的。《疏》中又指出:“陛下……虽爱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意思是,您虽然在口头上念念不忘人们的疾苦,但是实际上对自己的享乐是最关心的。这种尖刻的批评,气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唐太宗对魏征的批评并未治罪,反而是“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并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又令“录付史司”抄给史馆载入史册,给魏征和直谏的人以奖励。这种接受批评的水平应是很高的了。


太宗的诚于纳谏之举,确实在封建历史上少见。从武德九年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26年到643年)魏征为巩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犯颜直谏,前后向太宗谏奏二百多条。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任贤受谏”、“任贤无猜,可以兴矣”、“薄赋敛轻租税”等等。这些都为唐太宗采纳,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征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魏征言直,常为某一件事和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弄得太宗难看,下不了台,事后太宗仔细一想,觉得魏征坚持得对,言虽逆耳,却是忠言,又感激魏征的忠诚。为表彰魏征赐书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魏征接过赐书一看,摇头说:“谢陛下赐书。不过,臣不愿做忠臣。”太宗疑惑地问道:“爱卿此乃何意?”魏征回答说:“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继而追问道:“这忠、良有何不同?”魏征说:“做臣子的对人君言听计从,忠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进谏,匡正人君过失,君臣协力者为良臣也。”太宗听罢连连称赞,提笔将“忠”字改为“良”字。


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太宗思念不已,叹息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纳谏如流,贞观业绩,为后世传为佳话。看到史书的记载,令人啧啧赞叹!但也引起我的一些疑想,这该不是史家们笔下有泡沫吧,该不会是有些夸大的包装吧?该不会是撰写《贞观政要》的吴兢“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吧!但不管如何,纵观诸多史料,赞太宗纳谏如流者甚多。


唐太宗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实为一代明君。从策动其父晋阳起兵反隋,到贞观前期的20年间(即20岁到39岁)这段时间是唐太宗的光辉年代。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统治地位的稳固,封建专制“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以及大臣们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使唐太宗往骄奢的方向变化。这样,贞观前朝较开明的局面开始有所下降,阴暗面开始扩大。唐太宗本人也逐渐骄奢起来,听不进直谏良言。正如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在一次上疏中指出太宗在贞观初年是“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还能“悦以从谏”,但已不像从前。从那以后就变得“渐恶直言”了,虽有时也能勉强纳谏,但不像以前那样豁达、痛快了。这样一来,心术不正的佞臣、逢迎讨好皇上的弄臣就可以“肆其巧辩”,“妨政损德”,贞观盛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纳谏精神减退,听不进反面意见,盲目自信膨胀起来。不听大臣劝阻,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对高丽用兵,胜小失大。“游猎太频”,大臣纷纷谏阻,太宗反唇相讥,说什么“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其实游猎早超过“后宛”范围。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好“游”而废学。另一位儿子吴王恪在安州“数出猎,颇损居人”。太宗又不惜国库,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竟下诏说:“从今以后,太子所用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张玄素上疏反对,差点被太子家奴打死。太宗也忘记了贞观元年十二月他向群臣宣布的“鉴秦而止……宜体朕此意”的话,更把当年接受张玄素批评,停修乾元殿的事置于脑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就大动民力修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不久又修复洛阳宫。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又营造大明宫,意欲给太上皇李渊玩乐居住,但在第二年李渊还没住进去就一命呜呼了。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又在洛阳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建玉华宫,并说要“务令节约”,结果仍是“费资巨以亿计”。这些劳民伤财之举和贞观前期他赞同采纳魏征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相去甚远。


贞观后期太宗“轻用人力”,“东征高丽,西讨龟兹”,不吸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损失惨重的教训,甚至连自己说过的话,征高丽“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也忘记了,不久又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再次发兵征高丽,并下诏大造海船。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因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有些州弄得民“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的悲惨境地。


看来,唐太宗在40岁后,无论在思想、作风和健康等方面都走上了逐渐衰退的道路。这位杰出的明君在他的英武、豪迈煌煌伟业之中又带了些悲剧性色彩。


太宗45岁时已经早衰了。他不隐讳地对大臣们说:“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其后,他同样遇到皇位继承问题,太子谋反,魏王被黜,辅国大臣相继去世,使他一次次受到了很大刺激,这更加速了他的“衰怠”。再后来是多种疾病缠身,健康每况愈下。太宗曾嘲笑秦皇汉武相信方士长寿之术,但他自己仍然没有摆脱方士的长寿邪说,食方士金石之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又派人从中天竺访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食了这个异国骗子的“延年之药”,使疾病急剧恶化。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三月,唐太宗带着沉重的病体,宣布了他的最后一道赦令,五月腹泻不止,名医为之束手,弥留之际,向太子李治、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交待了后事,尔后永远地离开了他统治23年唐王朝皇帝宝座。


我们在谈到唐太宗和颜纳谏创贞观盛世的历史时,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因为纳谏本身仅是封建专制皇权的自我约束,并非权力制约机制。谏可纳,也可以不纳;秦可鉴,也可以不鉴。纳不纳谏,鉴不鉴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唐太宗“先纳后犯”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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