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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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张国焘 江西萍乡人。一届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二、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1938年春叛逃投敌,后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国民党中央委员。1938年4月18日被开除党籍。1979年12月在加拿大多伦多病死。 2、朱锦棠 湖南醴陵人。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任中央交通员,在上海以古董店老板身份为掩护。1928年6、7月间,携公款6000元潜逃回原籍,买地盖房,成为地主。解放后被判处徒刑,1966年病死。 3、向忠发 湖北汉川人。五届中央委员、临时政治

1、张国焘

江西萍乡人。一届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二、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1938年春叛逃投敌,后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国民党中央委员。1938年4月18日被开除党籍。1979年12月在加拿大多伦多病死。

2、朱锦棠

湖南醴陵人。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任中央交通员,在上海以古董店老板身份为掩护。1928年6、7月间,携公款6000元潜逃回原籍,买地盖房,成为地主。解放后被判处徒刑,1966年病死。

3、向忠发

湖北汉川人。五届中央委员、临时政治局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主席、常委会主席。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捕,旋即叛变。24日被国民党处决。职务高,第一位的当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


4、顾顺章

上海宝山人。五届中央委员、临时政治局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1931年4月24日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5月被开除党籍。后成为中统特务,1935年因内讧被杀。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顾顺章投入敌人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中统的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着我党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我党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5、李涤生

湖南浏阳人。五、六届中央委员。时任湖南省委工人部部长、湘东特委委员。1928年5、6月间在长沙被捕,旋即叛变,曾任国民党安源“清共委员会”委员。1930年8月,红三军攻占长沙后被抓获,并被立即处决。

6、黄平

湖北汉口人。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六届中央委员、临时政治局委员。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兼全总宣传部长。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1933年1月写自首书、屈服变节,释放后以给人补习英语为生。解放后,向党组织汇报了被捕变节经过,并请求处分。后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外语教授。1981年病故。

7、吴雨铭

湖南长沙人。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因参加罗章龙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党籍。后投靠东北军,曾任张学良的秘书。1940年加入国民党,组织黄色工会,镇压工人运动。解放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死于狱中。

8、袁达时

湖南湘潭人。五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湖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28年夏被捕后叛变,出卖组织。曾任国民党县长,后情况不明。是 *** 中央委员中叛变投敌的第一人。

9、陆沉

湖北黄冈人。五届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参与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党籍。1935年投靠国民党“CC”派,曾任国民党胶东特派员、鲁东行署主任。1941年因内讧被杀。

10、徐锡根

江苏人。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时任上海工会联合会委员长、江苏省委常委。1932年9月在上海被捕,旋即叛变,积极破坏 *** 组织。后情况不明。

11、卢福坦

山东泰安人。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代理总书记。1933年1月在上海被捕后叛变,成为中统特务,曾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股长。解放后被抓获,1969年11月被处决。

12、余茂怀(余飞)

安徽黟县人。六届中央委员。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1932年9月在安庆被捕,随即叛变,成为特务,从事破坏 *** 组织活动。解放后被抓获。1956年3月病死于狱中。

13、王藻文

河北张家口人。六届中央委员。时任顺直省委书记。1929年初叛变投敌,严重破坏 *** 组织。1929年5月31日被地下党锄奸队击成重伤,后死去。

14、徐兰芝

河南洛阳人。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1931年冬在沈阳被捕后叛变,后情况不明。

15、徐炳根

上海(或江苏)人。六届中央委员。时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1932年被捕后叛变,其后情况不明。

16、袁炳辉

广东人。六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捕后叛变,成为特务,破坏 *** 组织。其后情况不明。

17、王克全

江苏徐州人。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因从事分裂活动被开除党籍后叛变投敌,参与破坏 *** 组织活动,其后情况不明。

18、沈先定

浙江人。六届中央委员。时任浙江省工委书记。1933年3月在杭州被捕后叛变。其后情况不明。

19、徐畏三

江苏人。六届中央委员。因从事分裂活动被开除党籍。1932年在上海被捕后叛变,充当国民党密探。后去向不明。

20、韩连会

河北沧县人。六届中央委员。因从事分裂活动被开除党籍。1931年11月在保定被捕后叛变投敌,曾任中统津浦铁路特务机关头目。解放后被处决。

21、李竹声

安徽寿县人。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任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1934年6月在上海被捕后叛变,成为CC派骨干。解放后被抓获,1973年病死于狱中。

22、王云程

江苏苏州人。六届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3年2月在上海被捕后叛变投敌。后下落不明。


(一)、若论叛徒破坏最大的应该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不久在军校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10月,从黄埔毕业后的白鑫参加了由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独立团,随军赶赴北伐前线,次年初,他被提升为叶挺部队政治教导队指导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白鑫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随起义军经赣南、闽西,撤退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彭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汇合。白鑫在起义军一路减员的情况下,一路升到团长位置。1929年初,他随同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1928年的上海,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共内部一些意志薄弱的投机分子接二连三地宣布脱党甚至背叛革命,倒向敌人。刚来上海不久的白鑫,心中也不免胆战心惊。此时,白鑫的一个表弟因在海陆丰叛变逃跑,被根据地负责人彭湃下令处决,这件事就成了白鑫叛变投敌的一个契机。

白鑫通过他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在上海霞飞路和蒲石路之间的和合坊,白鑫与范争波见面后表示自己以往是因一念之差而误入歧途云云。范对白前来投靠当然十分欢喜。他安抚白鑫并要其戴罪立功,帮助清除“党国”的心腹大患。范争波特别提出希望白鑫能想出办法将彭湃捉住,还对他许以重金。白鑫一听要他想办法抓彭湃,感到正中下怀,认为是报杀弟之仇的时机到了。他将事先已拟好的计划端出来,范经过仔细考虑,认为可以。于是,一场阴谋逮捕中共领导人的计划就这样出笼了。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一个商人打扮的年轻人走进了沪西区新闸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的一幢小楼里,这个人就是1928年冬调来上海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彭湃来这里是与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一起开会,准备把江苏军委的工作移交给江苏省委军委秘书颜昌颐。

当时,先彭湃一步到开会地点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的杨殷。不久,上海吴淞群众斗争领袖、中央军委士兵运动负责人邢士贞,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及颜昌颐也先后来到了。白鑫夫妇也在会场,会议主持人杨殷叫白鑫摆上一桌麻将作掩护,五个人坐在四面,边打牌边开会,白鑫担任会议记录。

白鑫早就把有关此次会议的所有情报通知了范争波。令这个叛徒稍感不满意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因病未能到会。

彭湃等人的会议刚开了没多久,载着租界工部局巡捕和上海市公安局密探的五辆红皮钢甲囚车,就呼啸着闯进了经远里。在里弄里放哨的林火急忙跑上来报知,但为时已晚。所有通道都被封锁,一群法国巡捕和上海市警察署的中国密探冲进屋里,参加会议的五位中共负责人全部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特务们也没忘记假戏真演,他们将白鑫夫妇一并带走。不过,当晚即将白氏夫妇释放了。

彭湃被捕后,坚贞不屈。但令他十分疑惑的是,这次会议怎么会走漏消息,因只有白鑫知道会议的整个安排,而其他几位与会者都是临时通知的。当知道白鑫夫妇很快被放出去的消息后,更对这姓白的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彭湃等人的被捕,同样引起了周恩来的疑惑,他连夜召集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开会,一方面研究营救措施。另一方面派特别行动科负责人陈赓亲去见国民党特务机关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搞清楚事发的原因。

杨登瀛是上海滩上中共的内线。陈赓很快从杨登瀛处获取了白鑫早已叛变投敌的情报。而此时蒋介石已下达了杀害彭湃等人的命令。

8月28日天刚蒙蒙亮,在通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路上,化装成各色人等的中共特科队员隐蔽在行人中间,他们准备拦截囚车。遗憾的是,当囚车开过来时,队员们手中的勃郎宁手枪,一支都不能使用!原来,这些手枪是“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送来的。由于送来的时间太迟了,枪上的油脂未来得及擦干净,以至不能击发。

周恩来不能冒同志们付出更大伤亡的危险,忍痛改变计划,下达了撤离的命令。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烈士遇害以后,白鑫躲进了范争波的公馆。9月14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故意放出烟幕弹说:“白鑫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但中共特科知道,白鑫此时并未到南京。周恩来与队员们商议,一定要在这个叛徒前往南京之前将其正法。

中央特科指示杨登瀛了解白鑫的行踪,同时,还利用以医生职业作掩护的柯麟与白鑫的熟人关系,摸察白鑫的出没情况。但白鑫非常狡猾,他深居简出,此时已不去找柯麟看病了,而是约柯到他的住处去。这样特科队员一时就难以下手。

周恩来见时间已日渐紧迫,绝不能让白鑫溜掉!决定就在范争波的公馆门前处死白鑫。

1929年11月11日晚11时,霞飞路范公馆门前一辆黑色别克轿车正准备起动。门开处,只见特务头子范争波等人正簇拥着白鑫一起走出来。白鑫这次正是准备出发去南京邀功领赏的,可这可耻的叛徒哪里想到,中央特别行动科的“红队”正“恭候”着他呢!

一阵送别寒暄的废话之后,白鑫与范争波拱手作别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白鑫举步要上车之际,公馆前面拐角处突然轰轰然飞也似地驶来一辆同样黑颜色的轿车,“嘎”的一声停下来在公馆门前,只见车门一开,里边噌噌噌跳下三个人,同时扬起右手,“啪啪啪”三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周围的宁静。那范争波还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眼前的白鑫就已经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范争波惊愕间赶紧叫人动手时,为时晚矣,中国共产党三名英勇的特科队员早就迅速跳上车,消失在夜幕之中了。

(二)、出卖罗亦农的叛徒


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因叛徒贺治华、何家兴出卖被捕。1928年4月21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罗亦农生于1901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26岁就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即中央组织部长)的罗亦农是当时党内的年轻领袖,湖南湘潭人,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罗亦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在同年11月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即受中央委派前往两湖地区巡视,几天前刚刚回到上海。4月15日这天上午,他和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相约,到位于上海戈登路路口的中央组织局秘密机关商量处理一件事。邓小平到达后,两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一先一后离开机关。邓小平先从机关后门出来,到弄堂口时,他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摆在街边的修鞋摊(这是特科专门安排在这里的警戒哨),看见那个“鞋匠”非常隐蔽地向他作了一个手势。邓小平知道出事了,只见一群便衣已经包围了秘密机关所在地,他只好加快步伐,匆匆消失在人流之中。前后一分钟之差,罗亦农同志不幸被捕。

邓小平撤离后,迅速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通知顾顺章,命令他立即组织营救。顾顺章受命后,马上和陈赓等人一起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调查营救工作。中央特科火速派出情报人员与戈登路巡捕房的内线取得联系,得到的情报证实了大家的猜想——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的。

罗亦农被捕后,在租界巡捕房仅关押了三天,就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劝降失败后被杀害,从被捕到牺牲只有六天时间。

到底是谁出卖了这位年轻的革命领袖?分析所有情报,顾顺章和陈赓几乎同时想到了两个人———主持这个秘密机关的何家兴和贺芝华夫妇。贺芝华曾随何家兴一起到前苏联留学。回国后,双双被分配到中央组织局当秘书,这一分析很快得到证实——出卖罗亦农的果然是何家兴夫妇。

这时,叛徒手上还握有关系到几百个同志生命安全的重要名单,情况万分紧急。顾顺章和陈赓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当机立断,下令“红队”立即惩办叛徒。

罗亦农被捕后的第二天凌晨,天刚放亮,何家兴夫妇的寓所门外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鞭炮的掩护下,“红队”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房内,几声沉闷的枪声响过,两个叛徒倒在血泊之中,重要名单被找到,“红队”队员们悄然撤离。事后得知,何家兴当场毙命,贺芝华只受了重伤,瞎了一只眼睛。后来,死在四川的乡下老家。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立青在上海处决的叛徒就是何家兴夫妇。

(三)、《挺进报》案件

解放前夕,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叛变,供出大批共产党员,连徐远举都听得瞠目结舌。他还“现身说法”劝说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叛变,使江竹筠、李青林、雷震等数十名中共党员被捕!摘自《红岩大揭秘——保密局重庆集中营纪实》,曹德权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出版。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4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对外人自称姓“黄”,因为个头儿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刘矮子”,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益智,兼任组织部长,在4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工运工作,在志成实业公司当会计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4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1948年初,在重庆的民生路上有家进步书店。书店店员也是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名叫陈柏林。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注意到陈柏林,是因为有人告密说陈柏林藏有《挺进报》。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纪纲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纪纲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陈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柏林要求上级“老顾”亲自考察曾纪纲,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自然也“通知”了特务;一说是曾纪纲在书店见到过“老顾”,特务通过钉梢发现了他的居住地。酷刑之下,年轻的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老顾”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本名任达哉。

根据徐远举(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二处其实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见面。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杨清”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建业的公开身份是志成公司会计,他其实就住在志成公司的宿舍。由于老许被捕后一口咬定叫“杨清”,住在某旅馆,敌人事实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老许本人却万分焦虑,因为他的宿舍床下,还藏着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特务之手可就麻烦了!怎么办?这时,一个名叫陈远德的看守出现在牢房门口。从陈远德的口中,许建业得知他曾给狱中党员往监牢外捎过信。老许情急之下,便托陈远德送封信给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刘毁掉床下的文件。不幸的是,信落到了徐远举的手上。徐远举派人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陈丹墀、余祖胜等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清”的真名叫许建业。

志成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进公司,刚进大门就被特务扣住。一搜身,搜出个证件,证明此人姓刘,是南岸牛奶厂的会计主任。但是,特务在向志成公司职员求证时,有人却说,这个“矮个子”姓黄,经常来公司,还有个“胖子”也一起来。证件上姓“刘”,别人说姓“黄”,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解释。“矮个子”便承认了自己确实姓刘,是许建业发展的候补党员,入党刚刚两个月,并写了“悔过书”。敌人信以为真,以为是个小人物,对他并不重视,当晚将他关进了渣滓洞。“矮个子”不是别人,正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矮子”刘国定。

为了脱险,刘国定“供认”说,自己只是个“交通”,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李忠良和余天,别的活动都没参加过。李忠良是个1947年入党的年轻党员,曾被组织派往梁(山)大(竹)达(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几位起义骨干一起躲在永生钱庄——自己的家中隐蔽。此前,刘国定曾写信通知李余两人转移,他估计敌人可能抓不到人。然而李忠良等人并没转移,被赶来的特务抓了个正着。

4月9日,徐远举亲自审讯,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邓照明等30多名参加“梁大达”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李忠良顺便又提及了一个积极分子,叫余永安。徐远举根据李忠良的供词,首先在重庆银行望龙山办事处抓到了毫无防备的余永安(由于特务行动迅速,他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余永安被捕后即被刑讯,在毒刑之下受刑不过变节投敌,供出了他的上级“ 老张”,而这个“老张”,就是率先叛变,臭名昭著的大叛徒、中共重庆市委副 书记冉益智。据讲述,“冉益智是捉了以后拿被子把头上一蒙,后来给几个嘴巴就叛变了。…我没有想到冉益智会叛变。而且冉益智是一接触特务马上叛变,这个人,所以人不可以貌相。”,冉益智一共出卖了62个同志,被国民党军统授予中校专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解放后,冉益智还主动到共产党脱线同志联络处去报道,准备分享中国革命的果实了,又想当“领导”了?当然被识破,1951年,邓小平签发判决书枪决,在被枪毙前,冉益智在最后留言中要求:将尸体弃之荒郊,与草木同腐!

冉益智的交待,确认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兼工运书记,刘国志是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北碚、南岩学运特支书记分别是胡有猷、赵硕生,北碚师范支部书记是蒋启予;对学运中的学生领导,他还交待出周国良、漆春波、杨邦俊,上述三人为重大学生领导人;乡建学院的甘光余,西南学院的罗洛庚,相辉学院的金成林,一中冉敬林,中央工校的丁干明,均被他一一供出,还有青年会陈作仪及“六一”社的许多社员,也被他如数家珍般地供出。

审讯交待下来后,冉益智还向徐远举说他再好生想想,想起了又向他说!他 这一“想” 又想出了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书记涂孝文,下川东中共党员帅应文、赖德国、苟明善、廖模烈、高天柱、颜占善等人;川西地下党员傅茂德、程谦谋、徐邦一、颜如瑜、韩三思及齐亮、马秀帧夫妇。

这其中的齐亮曾任重庆北区工委书记,后在《新华日报》工作。他的妻子马秀帧是齐亮和王介绍入党的。冉益智供出他们夫妇时他们已转移到成都。他们于1949年1月被捕,在大屠杀时夫妇俩双双殉难。

在冉益智的亲自带领和指认下,又抓到了涂孝文、苟明善、施以文、颜昌豪、高天柱、赖德国、陈作仪、韩三思、颜如瑜、齐亮、马秀帧、徐邦×、傅茂德、程谦谋等人(上述被抓获的共产党员名单有少数是年底及次年初抓获的)。

根据涂孝文的交待,杨虞裳、唐虚谷、江竹筠、李青林、雷震、刘德彬、黄玉清、陈继贤、李承林、唐慕陶、黄绍辉、荣世正、张静芳、颜昌豪、冉思源、陶敬之等16名中共党员被捕,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党的各级特支、支部负责人。

与叛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述被涂孝文出卖的16名共产党员全部为铁骨铮铮的党的好儿女,他(她)们全都经受住了多次过堂和种种毒刑的考验和非人的折磨,没有一人屈服,在以后的大屠杀中,除刘德彬冲出围墙脱险外,其余15人全都英勇就义!

叛徒冉益智和大批特务,又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特委委员华健抓获。在徐远举的追逼下,蒲华辅叛变,又交待出已打入国民党军队的韩子重等人。韩子重是成都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韩任民的儿子,打入敌军司令部任校级参 谋,搞军事情报和军队策反工作。这次行动,川康特委组织的十余名党员和从重庆转移到成都的齐亮、马秀祯夫妇被徐远举所率特务抓获。

冉益智在《挺进报》案中充任了最无耻、最凶残的角色,鉴于他在抓捕共产党员行动中的“突出的功劳和表现”,他被毛人凤、徐远举任为长官公署二处中校专员。

解放后,冉益智被抓获归案,经审判于1951年2月被处决。


(四)、台湾地下党组织的覆灭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中央于延安决议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指定台籍干部蔡孝乾为负责人(蔡孝乾此时使用化名“蔡乾”),为尽快到台湾发展组织,即委由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李伟光,代为办理蔡孝乾入台手续,初期台湾省工委干部包括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等人。蔡孝乾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从陕西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三个多月,于十二月抵达江苏淮安,与当地负责同志中共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见面后,从华东局商调台湾籍干部张志忠等人赴台发展,并委派张志忠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部部长。

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领张志忠等人,先到上海和当地华东局地下党人员会合,并在当地学习了一个月。人员齐备,训练完成,“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湾地下党组织于一九四六年三月正式成立。一九四六年四月,张志忠先行搭船抵达台湾基隆,随赴台北展开活动。


三个月后,一九四六年七月,蔡孝乾也搭船抵达台湾,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在台湾运作,由蔡孝乾担任书记,辖下的单位有台湾学生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高雄工委等组织。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发动的“四六学潮,让台湾地下党党组织略显得意忘形。学潮事件三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刊物《光明报》(按:事后证实该报其实是地下党基隆工委会的所属刊物),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数日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阳明山紧急会议后三天,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大校园散发《光明报》的四个学生,当中一个叫戴传李的台大学生供承,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三点半钟,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的特务,荷枪实弹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印报器材,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在讯问过程中,钟浩东显得很顽强固执,但是,一条宝贵的线索,把《光明报》串连上升到更高层级的地下党高干。当钟浩东显然已经被日以继夜的讯问整得精疲力竭、濒临崩溃边缘,他忽然反问讯问他的特务谷正文:“老郑怎么样?”但是,钟浩东死都不肯说老郑是谁,然而,保密局特务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地下党派在台湾的头面人物。钟浩东夫妇被捕之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四十四个地下党,轮番侦讯告一段落,每个人都像被挤光的牙膏空罐子,四十四个地下党当中,钟浩东、蒋碧玉及部属罗卓才、张奕明等七人被枪决,其他人等按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徒刑。特务从钟浩东嘴里问不出老郑的底细,这时,地下党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工运的李汾,在参加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特务抓个正著。李汾是高雄铁工厂一名工人,讯问过程中,特务告诉李汾,地下党基隆工委会已经瓦解,台湾地下党很快也要面临同样的命运,负责全案的保密局谷正文上校,认为李汾为了自己身家性命,心理上已经屈服,所以,他释放了李汾,意在放长线钓大鱼。过了一个多月,已经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李汾突然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意欲通风报信,换取日后能对他从轻发落。谷正文连忙赶到高雄。李汾告诉谷正文,他的上级和他约好,十月三十一日,在高雄市农会前碰面。于是,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兼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泽民在那一天被逮捕。保密局特务在陈泽民随身的笔记簿里,又发现了“老郑”两字。陈泽民不愿意供出老郑是何许人也,只说他见过老郑几面。讯问到最后阶段,陈泽民终究熬不住刑讯的疼痛,被迫说出了老郑落脚处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保密局特务立刻派出一组人员,二十四小时,在屋内外隐密处轮班守候。逮捕老郑的行动,固然暂时落空,但在高雄逮获陈泽民以后,保密局特务又把矛头指向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化名杨春霖,台湾嘉义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志忠一个人骑著自行车,在台北万华区老松公园外漫不经心地闲逛,却未察觉他已被保密局特务跟监了一个多月,特务见他单独行动,机不可失,旋即开著一部吉普车,朝他身后猛撞,张志忠倒地后,特务一拥而上,将他铐上手铐。张志忠被关押在台北市南昌街保密局黑牢里,长达四年三个半月。

一九五0年一月一日深夜老郑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那幢日式平房里,被保密局特务趁著夜暗被逮个正著。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不知道老郑就是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在真实身份尚未揭露的情况下,老郑亟思俟机逃跑。一九五0年一月中,老郑第一次落网逃走之后的某日,毛人凤突然想起,他在老郑的记事本里看见一个可疑的名字:“吴次长”,这人究竟是谁?台湾这么丁点大地方,而惟一一个姓吴的次长,就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前夕,吴石因担任国防部史政局长,负责保管近五百箱军事机密档案,除假意运走百余箱无关紧要之档案,其它三百余箱重要机密档案,均于福州解放前夕,交由其副官王强留在福州,之后移交给解放军。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吴石奉命撤退台湾,并转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中将。一九四九年年底,为加强取得岛内军事情报,中共华东局派遣长期在上海、香港之间活动的女党员,负责到台湾与蔡孝乾及吴石联系,并肩负传递情报之“交通”任务。朱谌之利用女婿王昌诚(在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担任主任)的关系,办妥入境台湾之证件,抵达台湾之后,均暂住王昌诚家中。朱谌之与蔡孝乾,均曾前往吴石寓所接触,吴石并多次交付重要军事情报予蔡孝乾转交朱谌之,或直接交付予朱谌之。交付的军事情报包括台湾地区防御地图、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兵力与火炮配置图、台湾海峡海域洋流资料、空军机种、岛内基地与机场,及台湾适合登陆地点资料分析等情报,吴石均将之制作成微缩胶卷,方便朱谌之携带返回大陆,交付上级。


由于有女婿警界之身份掩护,朱谌之始终未受任何人之怀疑,直到蔡孝乾被捕后,才供出朱谌之的地下党身份,这时,朱谌之已利用吴石签署的特别通行证,从台湾渡海到了舟山岛,眼看距离大陆仅一步之隔,只要多给朱谌之一天时间,她就可以成功返回大陆,向组织归队报到,哪晓得最后关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封电报打到舟山,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当即循线截捕朱谌之。吴石在保密局写了一份自白书,为了让上面看出他有自首的诚意,主动供承了许多线索。谷正文回顾,依照吴石的自白书,保密局人员在一天内又抓了十多个人。 与吴石同案被逮捕的,除了朱谌之,还有吴石的太太王璧奎,以及聂曦、陈宝仓、方克华、江爱训、王正均等人。一九五0年六月十号,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四人,被台湾当局执行枪决,其他同案人员也被处以不同之徒刑。

老郑给中共地下党带来的致命性一击,是在他第二次被捕之后发生的。一九五0年三月九日,保密局特务侦悉,有一名住在台北中山市场的老台共,名叫黄天,老郑脱逃之后,起初一直带著他的小姨子栖身在黄天家里。保密局特务得知情报,立即赶赴黄家抓人,老郑警觉到台北不宜久住,已早一步搬走,特务等候埋伏在黄天住处数日,没抓到老郑,却抓到了黄天。一阵刑求毒打,黄天被特务施以各式酷刑,嘴巴、鼻孔、眼角喷出了鲜血,头发也渗出血水,不断沿著额头汨汨冒出,黄天挨不住酷刑逼供,在阵阵哀号之中,终于招出了老郑的落脚处。保密局特务张清杉随即乔装成农夫模样,直奔嘉义粪箕湖(今改名奋起湖)林姓医师家。老郑二度被捕,他在逃亡过程中,一度住在黄天家里,在黄天被捕前一天,经黄天之安排,逃往嘉义乡下避难,这二个多月的逃亡,让来台湾后过惯小资生活的他,感到精疲力竭,无法忍受,再加上组织大部遭国民党破坏,万念俱灰之下,经不起再三刑讯追逼,自知大势已去,只好向保密局特务坦承终他的真正底细,和地下党在台湾之全盘组织。老郑的真名叫蔡孝乾,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包括“郑祥辉”在内的四、五个姓郑的名字,都是他的化名。蔡孝乾全部招供了参加中共组织的详情。第二次被捕后的蔡孝乾还透露一项讯息,台湾省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逃到大陆,暂避风头。蔡孝乾重回牢笼的第三天,洪幼樵在基隆码头被逮捕。

一九五0年三月,是地下党台湾同志最黑暗的一个月份。台湾省工委会重要干部几乎全部一网成擒,除了蔡孝乾以外,还有张志忠、林英杰、洪幼樵、简吉、张明显、吕焕章、季澐、计梅真等,全部被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里。从一九五0年一月初,老郑第一次被逮捕,到同年三月初第二次被捕,他先后供出了分布岛内各地的地下党员名单。据不完全统计,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共有四百多人被依“匪谍”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湾省工委会成立以来,一次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相较于蔡孝乾变节投靠,造成一九五0年第一波中共地下党隐蔽战线的全线溃败,在地下党同志里边,也有许多威武不屈,至死不投降的无名英雄,与钢铁般的硬汉。

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任职于“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局”等情报单位,授予少将衔,上级交付其任务为专事写作及研究分析工作。重要著作有《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之硏究》等。一九八二年十月,蔡孝乾因病卒于台北,得年七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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