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的大叛徒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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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张国焘(1897-1979)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上栗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被开除党籍。   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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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1897-1979)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上栗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年被开除党籍。


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工农部主任。1926年后,面对国民党右派排斥、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他执行妥协退让政策。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7年7月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曾赴南昌阻止发动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1931年初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到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张国焘与毛泽东在陕北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1979年因病去世。



陈公博(1890年10月19日一1946年6月8日),广东南海人。1890年10月19日出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后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任总编辑。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同年2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25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等职。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1927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工人部部长。1927年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1928年底在上海与汪精卫、顾孟余等到人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编《革命评论》。


1931年蒋汪合流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委会第五部部长、11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39年,在香港写成《苦笑录》一书。在汪伪政府历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委员长。



1944年汪精卫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最初陈还望能得到重庆接受,但最终逃亡日本,试图在当地隐姓埋名。中国政府发出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无法保护陈公博,只能将其交出。陈被押回中国,交由军统看管。


1946年4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6月8日行刑枪决,临刑前将一小茶壶赠予陈璧君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陈璧君痛哭失声。到法庭时,陈公博给家属写封遗书,又给蒋中正写了一封信,写到一半即缀笔。随后,陈公博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下午时被执行死刑,终年57岁,尸体葬于上海市公墓。


周佛海(1897-1948)


湖南沅陵人,本名周福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为建党的一大代表之一,后成为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后沦为汪精卫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之一,被视为汉奸。


人物生平


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1923年毕业回国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


1938年12月,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潜入上海。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1944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拜访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讨论对重庆民政府的诱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1939年12月和1940年11月,两次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1943年透过戴笠、杜月笙等人连络重庆国民政府要求「戴罪立功」。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 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五十一岁。


夫人杨淑慧。有一子为周幼海,共产党员。



顾顺章(1904-1937)本名顾凤鸣,[中国上海市宝山吴淞人,中共早期领导之一,地下情报人员,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投降国民党,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成为共产党危险的叛徒。1931年被周恩来、康生领导的暗杀小组灭门(除一男一女两未成年人外)。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惊全国的"白鑫被杀事件"也是由他来带队执行,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艺名“化广奇”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1931年4月24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身为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大喜过望,因为他已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当然黎明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顾顺章。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我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导致了800多名的共产党员被捕。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于中央及主要领导及时转移,特务们一无所获,令徐恩曾十分沮丧。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顾顺章投入敌人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中统的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终于被逮捕关押。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的)。顾顺章死时年约31岁。由于顾顺章叛变时掌握着我党的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我党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由于是特工,为人谨慎。从不照个人照,右图照片是从上海市政府全体委员合照中剪切下来的,是唯一一张顾顺章的照片。



向忠发 (1880-1931),又名向仲发。祖籍湖北汉川。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参加国民党“二大”,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他缺乏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后被枪毙,终年51岁。


向忠发,1894年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两年后进造币厂做工,后来又到轮船上做过事。1911年后到汉冶萍公司的轮船上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湖北的共产党员林育南、许白昊等领导工人成立了武汉工团联合会,他从此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22年8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12月任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副委员长。后从事码头工人运动,在武汉码头工人中有一定影响。1923年3月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3月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的工作。


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职工运动,此后专门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没有出席中共八七会议,但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他还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联合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他又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党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一度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实际上并未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是年底回国。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却被王明等人所控制。六月被国民党逮捕,很快变节,但照样被处死。当时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情人——一个妓女,被国民党审讯时,那个妓女坚决否认认识向忠发,但是向忠发却很快就提供了我党的情报,周恩来把他称作:“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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