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上被捕即叛变的党中央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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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培是1921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3年,是1925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1927年 4月底至5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 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发由于过去在武汉太引人注目,因而已于武汉政府公开分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汉口法租界,之后又转到湖南乡下,没有能够出席此次会议。其能在缺席的情况下以仅有的两个全票之一当选政治局委员,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有选举工人的指示,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同向忠发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 中共“五大”会议旧址

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这时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他甚至远不如中共中央其他知识分子领导人那样重视新中央的工人成份问题。当 “八七”会议上许多与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主动要求“选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时,他甚至不以为然,断言“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并表示,即使选出工人同志也还要“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因为他无法判断这些工人是否能够胜任中央领导工作。由此可知,在这一紧急时期,他所重视的仍旧是工作的能力和对中央工作的熟悉问题。在他提议下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四个人中,工人成份的只有苏兆征一个,其余3人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此后,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根本不重视,竟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到9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却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在三位工人领袖中,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竟也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时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却不仅真诚地相信应当由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坚定地主张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称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明确决定今后原则上不再派一个知识分子去莫斯科学习,一面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党员统统提升到领导位置上来,一面却又毫不犹豫地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放到部队里去当兵,直至最后损失殆尽。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价值观的变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有谁能说他们不重视党的工人成份?看来,他们与向忠发这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多半很少意识到,否定知识分子其实也正是在否定他们自己。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10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1928年1月间,100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此时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份,新补入中央常委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照旧是知识分子出身。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11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宣称:这个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份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问题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间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罗亦农与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尽管,向忠发的这个报告其实是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但他仍旧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评现在的中共中央。他断言,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少群众的基础,结果早期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活动;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由各个不同的进步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共产党形成之后,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之间的感情依旧存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第三,由于党在理论方面相当欠缺,近些年来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经过相当理论训练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与那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训练,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握有重要权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产生矛盾。因此,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1)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2)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但他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而是主张“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要大张旗鼓”。 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当年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应该很容易了解。但在当年,特别是在象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外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明显地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况,向忠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仅没有攻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尽管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的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向忠发并非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这时恐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让自已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符其实而已。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1928年3月7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正言顺地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不用说,在国内领导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符合向忠发的愿望。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3月份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因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中共代表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向忠发则负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结果,苏兆征虽然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而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却仍旧是向忠发,而不是苏兆征。 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l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政治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时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来说,判断一个中国的政治领袖的能力毕竟是两方面的,首先是他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其次才是他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而进行组织、鼓动,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对于中国党,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它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必欲找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职务,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已有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态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他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他说:“第一,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不过,向忠发的发言一上来就与众不同。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以前的中共中央和前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而向忠发则声称: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始终坚持到六大的结束,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评价,说他当时的这种作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向忠发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很显然是他这几个月在共产国际耳熏目染的结果。只是,这些看法有些是来自于国际,如他批评瞿秋白政治报告受到罗明那兹理论的影响,显然是因为罗明那兹的观点早在苏联受到公开批评;他强调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也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判断的中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基本结论之一。但他不同意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反对农村割据和自发斗争的观点等,也确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纯粹是照搬共产国际的说法。 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但从会议代表的成份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有多大。两年前,即1927年中共五大时,代表82人,工农分子仅11人,其余71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可以想象,经常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向忠发应当了解,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这次大会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准备安排向忠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十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共产国际几次电报,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因此指示只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布署。以至政治局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反而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而是要我们更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这件事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对冒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严重后果,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的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辨”,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已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 “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 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紧接着于1930年12月29日米夫和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拟定的改选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自然被删掉了。而与“立三路线”完全不沾边的瞿秋白莫名其妙地成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责任者,也因为在莫斯科时一度与米夫作对而被删掉了。再一个被删掉的是李维汉,而他实际上只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才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成了国际来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支持“立三路线”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代表,唯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不仅如此,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人们这时所公认的在党内工作能力最强的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却没有一个人向这位总书记发难。虽然人人都知道,李立三很大程度上是靠向忠发这个“炮筒子”打天下的,向忠发也再度表示:“政治局本身的错误,我个人要负特别的责任”,仍没有人把矛头指向向忠发。这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忠发是个工人。正象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所说的,周恩来犯错误,“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向忠发等人“是工人同志”。言外之意,因为是工人,因此不仅“决不让他们滚旦”,就连屁股也不用打。甚至国际代表直截了当地说: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改选的政治局委员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呈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喏喏而已。 不过,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还是做过两件对中共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四中全会结束后,远东局立即提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问题,并建议派将要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常委之一)来担任书记。对此,向忠发极力反对,称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派张国焘去担任领导职务,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向忠发关于张国焘应暂时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见。从以后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大搞一言堂的情况来看,这个决定显然为毛泽东减去一个具有重要威胁的政治对手。 再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本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过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自然也被规定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单里。因此,关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主席来担任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苏维埃主席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发来做个挂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了。张国焘则明确主张:“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而向忠发却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主席职务,“我觉泽东可做主席”。显然,想到应当并且可以由毛泽东来做这个主席的,这时也就是向忠发了。由于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也就真的当上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理论上有陈绍禹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陈绍禹不可一世的样子,动不动就和陈大吵,使得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而且搞得部分领导人对此议论纷纷。因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 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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