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关键时刻 七 粉碎“四人帮”后 粉碎“四人帮”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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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和平统一台湾越来越有利,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势利导,把握时机,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到具体日程上来。


1978年12月,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共同主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讨论了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达成共识。会议公报指出: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8年12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在通过这一文件之前,叶剑英讲话说:适应当前形势,多做工作,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央考虑,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时候,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是很必要的。告台湾同胞书的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并且征求过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常委会委员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


1979年元旦,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这篇长达2 000多字的《告台湾同胞书》,词真情挚,寓意深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说出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里话,也受到了海外侨胞国际上友好国家、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各界的一些上层人物以各种方式对和谈统一表示了赞成的态度。台湾海峡逐步出现了和缓气氛。叶剑英以他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看到了这种和缓迹象。他和邓小平、党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多次分析形势,研究促进海峡两岸缓和的措施。


1981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叶剑英利用这个时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


叶剑英这篇谈话,高屋建瓴,气度恢宏,寓情于理,感人至深,在国内外引起了比《告台湾同胞书》更为强烈的反响。台湾各阶层同胞在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的影响下,形成强烈要求和谈、统一、与亲人团聚的声浪,有力地冲击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堤防。在国际上,一些国家和进步舆论一致赞扬和支持叶剑英的谈话。


叶剑英关于九条方针的谈话,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保留“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三不变”的主张。由此“一国两制”的构想和政策也逐渐形成。邓小平在1982年1月11日接见海外朋友李耀基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上也是这几条。”香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说:“叶帅提出九条方针,比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策更加宽松一点,因为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可以保留部分外交事务,等等,受到台湾各界人士和广大台胞的欢迎。”同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由叶剑英制定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条款,为“一国两制”构想奠定了法律依据。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作过充分论述。1984年5月,“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最终确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


叶剑英在实现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中,不仅花费大量心血,参与研究、制定党和国家对台湾和港澳的方针政策,而且利用他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利用过去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继续直接做这方面的工作,为贯彻执行九条方针,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奋斗不息。他十分关注在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熟人、朋友的情况。这些老朋友也很仰慕和敬重曾与国民党进步人士长期合作的叶剑英。他们从海外回国观光探亲时,都希望能见到他。叶剑英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他认为这是统一祖国大业的重要工作,总是尽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会见台湾和海外的故旧袍泽,话别往事,促膝谈心,加深友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原台湾民社党主席、“总统府”国策顾问蒋匀田、原国民党中央政府内务部次长李新俊等国民党军政要人,使他们备感祖国的温暖,愿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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