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湘军将领令曾国藩屡次不满 却成就了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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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余晖——湘军将帅的铁血征程》(王纪卿著,岳麓书社出版)描写了一群挽救大清帝国于将倾的精英人物,讲述了一场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去向的重大变局,展现了一段湘军将帅的铁血征程。书中精选湘军十大风云人物:江忠源、刘长佑、曾国藩、罗泽南、王錱、李续宾、彭玉麟、胡林翼、鲍超、左宗棠,采用纪实手法,分别立传。


王錱: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导火索?


湘乡人王錱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此人属相为鸡,思维敏捷,口才不俗,爱发议论,声音洪亮,争论时总是盖过别人一头。在任何时候,他都希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滔滔不绝的话语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在所有湘军将帅中,他是个性最为张扬的一位,沉稳的刘长佑和沉默的李续宾就不用拿来跟他比较了,就连左宗棠、胡林翼这两位以口才见长的大帅,也比不上他的热闹。这也难怪,在湘军崛起的咸丰三年(1853),王錱还只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比起其他湘军元老都小了一大截,也就很难有他们那样深藏不露的涵养。


王錱不仅爱说话,而且自负有才。他的夸夸其谈和自高自大,在以谦谦君子自诩的中国读书人当中,一定会引起反感。湘军集团中有些人对他不满,而对他最恼火的人恐怕就是大帅曾国藩。但是王錱的自负,并不像曾国藩所说的那样属于浮夸一类。王錱有真本领,而且非同凡响。他的武学造诣很深,不仅擅长军事训练,还精通战略战术。这既可以归功于老师罗泽南的教导,也可以归功于王錱的天赋。他在罗泽南的弟子当中,性情最为刚猛,习武最为勤勉。罗泽南曾经断言,他门下只有王錱能够成为名将。虽然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未免过于谦逊,但也说明了罗泽南对王錱信心最强。


王錱不仅有才能,而且是个实干家。他年纪不大,团练湘乡勇的资格却比曾国藩还要老。湘乡县办团练的人,若要论资排辈,李续宾当名列第一,罗泽南和王錱可以并列第二。曾国藩在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的时候方才接触团练,而那时王錱已是湘乡县有名的团练专家。


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朱孙贻急于调集乡勇保卫县境,王錱主动向他请战,自愿负责团练乡勇,抵御北上的太平军。他说,洪秀全的部队势不可当,只有靠乡勇堵御,才能将他们挡在湖南。如果知县能交给他几千乡勇,他愿领着家乡的男丁去湘南杀敌。王錱跟朱孙贻一拍即合,两人联手大办团练。湖南巡抚骆秉章此时正在积极部署各地的防务,给湘乡县下了一道指令,叫朱孙贻招募乡勇。有了各级官府的支持,王錱立刻进城,在县衙门口募勇。王錱只是一介书生,却比武官还要卖力,四处动员,号召人们武装起来,准备打仗。大家都觉得这个年轻人脑袋有些发热。王錱后来回忆说:“当时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没有一个不笑话王某!”

这一次组建乡勇虽然是在官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仍然办得颇为棘手。部队初建需要银子,可是政府没有拨款,湘乡勇既无军粮又缺武器。银子从哪里来?全靠动员乡绅掏腰包。王錱不得不发挥他的口才,去跟大款们磨嘴皮。


王錱讨来了捐款,抓紧制定湘乡勇的建军制度与号令,每天跟罗泽南一起组建队伍,叫友人和师兄弟们分头带领操练,王罗二人有时也亲自训导。要把农民训练成战士,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王錱一个一个手把手地教授步伐和技击。教好了一个人,就令他口衔一颗算盘珠,领着他站到队列中。然后另叫一人过来,从头教起。全部教完之后,王錱穿上军服登台,陈说忠孝大义,声情慷慨,令听讲者为之振奋。


在朱孙贻的支持下,罗泽南和王錱组建了两营湘乡勇。接着,他们又到各乡各村挨家挨户选丁训练,作为保卫县城的武装力量。县城里成立了八个团,每个团都有一名团总,每团选取壮丁二百人,共一千六百人,分为八班,轮流执勤。


朱孙贻、罗泽南和王錱在湘乡掀起了团练的高潮。不久以后,各坊各都团练的乡勇,熟悉阵法和战技的人,增加到十多万人。湘乡首开大办团练的风气,湖南各地纷纷效仿,宝庆、浏阳、辰州和泸溪等县,也纷纷办起了团练。


咸丰二年年底,曾国藩奉旨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由于他是湘乡人,他首先想到借重湘乡勇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但是王錱作为湘乡勇的一个头目,一开始就对曾国藩不满。团练骨干在一起议论曾大人时,王錱说道:“此人京官做久了,动不动就发公文,打官腔,真是看不惯!跟他交谈,话不投机半句多。”曾国藩可以感觉到王錱不喜欢自己,他提出要收王錱为弟子,王錱却说:“吾师只罗山一人!”曾国藩见王錱不买账,担心他不好领导,所以不想让他多领兵。于是两人的关系闹得很僵,王錱一直带着自己的勇队,受命于湖南巡抚骆秉章。


可是王錱运气不好,咸丰四年(1854)二月初次出兵去打太平军,他就吃了一个大败仗。战场上受挫还不算倒霉,最不幸的是他当时跟曾国藩的湘军同路进兵,而曾国藩也是出师不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王錱的失败影响了曾国藩,使湘军第一次出征大损形象。这就给王錱招来了曾国藩的怒气。


那时太平军围攻武昌,派兵南攻岳州,接着南下湘阴,派兵登陆,攻占宁乡。曾国藩亲自带领一万七千人从衡州北上,骆秉章则令王錱率所部北进湘阴。太平军见官军大举北上,自动撤出湘阴和岳州。王錱击败湘阴本地会党后,立马进驻岳州。由于轻敌,他继续挥师北进,打算一口气收复湖北的崇阳与通城。他派出的前锋在羊楼司遇到了太平军南下攻击的大部队,交战之后,湘乡勇稍稍退却。王錱带领主力赶到,将太平军击退,救出了前锋。但此时天色已晚,湘乡勇已经饥疲不堪,太平军主力从四面杀来,使湘乡勇受到重创。太平军当即上船,乘北风向岳州驶进,王錱急忙回军岳州守城。曾国藩的部将邹寿璋告诫王錱,说岳州已是空城一座,没有粮食,无法防守。王錱不听,执意要守。第二天,太平军主力开始攻城,王錱出城迎战,又被太平军击败。


太平军加紧攻城,切断了王錱与曾军的联系。湘乡勇一天没有进食,跟着王錱凭城鏖战,毫无获胜的希望。王錱派人给曾国藩的水师送信,请求他们登岸夹击。但是曾军水师遭到大风破坏,损失了一半实力,已经南撤,无法前来增援。湘乡勇又累又饿,难以坚持抵抗。曾国藩派船来接他们撤走,王錱羞愤交加,打算自刎,被部众簇拥突围而出。这一仗,营官钟近濂、刘恪臣等十几人阵亡,他们都是带兵的书生,王錱的好友。王錱写信给骆秉章自请处分,请求让他收集溃散的士卒,继续投入战斗。骆秉章奏报朝廷,得到批准:“王錱轻进失利,着即革职。该员平素剿贼尚属奋勉,着准其带勇,效力赎罪。”


曾国藩虽然救了王錱,但由于他自己的失利与王錱的失败相重合,他把这次失败看得非常严重,对王錱大加申斥,要给他严厉的处分。多亏骆秉章和左宗棠对这个遭受挫折的年轻人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他加以回护,王錱才得以挺过这个难关。


岳州失利过去不久,曾国藩又打了一个大败仗,这一次却没有王錱参与。咸丰四年四月二日,曾国藩攻打靖港不利,折损了战船与兵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天塔齐布从宁乡增援湘潭,一战而获大捷。王錱此时在湘潭附近,已经收集所部数百人,见到从湘潭败退的太平军向上游逃跑,立即率部截击,歼灭了一些太平军。十天后,骆秉章与曾国藩联衔拜发的奏折中,提到了王錱的两次阻击战,其中写道:


管带湘勇已革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王錱追贼至云湖桥,杀贼四十二名。初六日设伏于鲁家坝,杀贼三百余名,生擒二十余名。


这份奏折最后的定稿人是左宗棠,据说关于王錱战功的这一段,比曾国藩看到的奏稿将王錱的功劳拔高了许多,有把一场小胜仗夸大之嫌。须知这份奏折中报告了曾国藩在靖港的战败,而曾国藩讨厌的王錱却以胜利者的面目在其中出现,令曾国藩颇为不爽。他对左宗棠擅自修改奏稿很有意见,因为左宗棠只是骆秉章的师爷,根本无权向皇帝上奏。他修改奏稿的目的,无疑是出于对王錱的同情和爱护,这就有故意跟曾国藩作对之嫌。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最初起源。

从此以后,王錱一直独立于曾国藩的湘军体系之外,服从骆秉章的指挥。他与左宗棠成了亲密的朋友。所谓一物降一物,王錱恃才傲物,却乐意听从左宗棠的指导,遵照这位师爷的调遣四出作战,两人始终配合默契。而王錱死后,左宗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从师爷转换身份成为统兵大将以后,倚重王錱的兄弟与部属,靠着王錱身后留下的军事遗产“老湘军”(也称“老湘营”)起家,得以立下赫赫的战功。王錱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二个春秋,左宗棠使他生命的意义有所延伸,使他的影响遍及于湘军四十年的历史。


刘长佑:在甲午战争前十余年提出攻打日本


湖南新宁人刘长佑出任云贵总督之后,面对着觊觎云南的法军,不得不思考国防战略。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七年,他想了七八个年头,终于向朝廷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建议:为了保住云南,先要攻打日本。


刘长佑说,中国的外藩邻国中,最亲密的是朝鲜,最顺从的是琉球,最恭敬的是越南。其中朝鲜是盛京的门户,越南则与云南和广西唇齿相依,只有琉球远在海南,位置对西洋各国更为重要。


法国垂涎越南已久,自光绪七年(1881)入秋以后,增加驻越南海军的经费,法国的下议院批准筹借二百五十万法郎,经营东京海湾舰队,海军大臣格罗爱逐日筹划夺取越南的东京。刘长佑估计法国人此举志在侵吞整个越南,得手之后,一定会请求在云南的蒙自等处设立领事,争夺金锡矿山的利益,或者取道四川,以通江汉,占据各国通商口岸的上游。


刘长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对法国人不薄,既租地又给钱,他们为什么受恩不感,嗜利无厌,野心勃勃?刘长佑的答案是:因为日本给法国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日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孤悬海上,不向中国朝贡。自从西洋人来中国通商之后,它跟在列强屁股后面,在上海设立公司。日本不如英国与法国那么富有,又不如普鲁士和德国那么强大,朝廷待之以宽厚,只希望它不要闹事。但日本不知感恩,首败盟约,在同治末年弄兵台湾,与生蕃造衅,以向西洋人炫耀武力,顺带看看中国的反应。同治皇帝放他们一马,他们接着就灭掉了琉球,平夷了该国的宗社。


刘长佑说,琉球的中山王世受中国职命,一直是中国的属藩,现在被日本人灭掉了,我们有义务替他们出头征讨日本。同是国家,日本肆其暴横,哪怕按照西洋人所订立的万国公法,也是罪有必问。可是英法诸国都不谴责日本,是因他们对我中华沃土各怀野心,只因我国威尚震,不敢先动。哪个国家领头开战,如果打赢了,别的国家就会一哄而上;如果打输了,别的国家就会畏葸不前。我们没有惩罚日本人,于是各国都知道中国喜欢和平,厌恶战争。他们认为,中国既然不问日本灭琉球之罪,将来一定不会干涉法国与越南的战争。所以法国人胆子壮了起来,敢于窥视我国的门户,剪除我国的藩篱。


法国人企图吞占越南,刘长佑是坚决主张增援越南的。但他认为更好的办法是,中国趁着法国人还没有占领越南东京之前,立即出兵,讨伐日本,收复琉球。只要一战告捷,就能令法国人害怕,不敢轻举妄动,如此就能不与法国交战而保全越南。


刘长佑指出,如果一味追求息兵养民,不愿劳师远征,桀骜的列强必然会效法日本,从长久来看,终究不能息兵省钱,所用的军费将百倍于今日征讨日本。只要朝廷果断决策,声讨日本人的罪行,就可以杜绝列强的奸谋。日本依赖与中国通商来获得财政收入,如今他们的财力虚耗,刑法严厉,穷兵黩武,民怨沸腾,多次戕杀官吏,已有动乱的征兆,不如法国财富民强,将吏矫健。日本要侵犯我国江苏和浙江,必定要等候风潮,他们帆船所到之处,我们是可以预测的。跟法国人交手,情况就复杂多了。越南与云南、广西边界交错,山谷绵亘,防不胜防。现在不去征讨日本,而坐待越南亡国,则美国对朝鲜觊觎已久,必定出兵掠夺;英国已通缅甸,必定起兵劫持;暹罗与缅甸搆衅,俄国与新疆交界,又将趁机侵越,因利乘便,同时并举,则不但云南和广西堪忧,那时想要东征也不可能了。所以,中国按兵不动会惹大祸,出兵急征危险很小。


刘长佑的思维逻辑是:不征讨日本的罪行,就无法挫败法国的企图;不挫败法国的企图,就无法制止列强的野心。他请求朝廷选拔有威望的宿将,率领东三省的部队,从松花江开抵库页岛,另派一军前往朝鲜,扼守日本之西,然后选派水师名将,率领舰队,从宁波、定海奔赴长崎,攻打日本南部。如果担心日军来侵扰中国沿海,那么东南沿海久设练军,自然可以抵御。那时候,天戈远震,四夷戢兵,不但越南可以保全,就连朝鲜、暹罗和缅甸诸国,也可避免被列强蚕食。


刘长佑的这个建议极有见地。他提出攻打日本的时候,左宗棠已经率领精锐之师在大西北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成功地收复了失地,中国军队的武功正盛,也许刘长佑受到了左宗棠的鼓舞,才会提出这个大胆的想法。如果他能像左宗棠一样,说服慈禧太后,让他训练一支劲旅,为琉球复国而东征,未必不会取得胜利。但是他在清廷的高层没有得到共鸣,他的提案被搁置到一边。清廷的眼光还是盯着大西南,希望刘长佑筹划对付法国人的策略,要求他设法消弭战争的威胁,保证边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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