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广州文摘报》2011年3月28日A14版,口述:吴新潮,整理:程沂,原题:《吴新潮眼中的父亲——你所不知道的吴法宪》


吴法宪,前空军司令,开国中将。他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对“文化大革命”负有责任,甚至纵容林立果在空军为所欲为,间接造成了林立果有机会进行谋害毛泽东的阴谋。


能打胜仗


2010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吴法宪的儿子吴新潮在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的咖啡厅里接受了专访。我的父亲吴法宪是开国将领,但是与其他开国将领不同的是,父亲头上戴了两顶帽子,一顶是林彪反党集团的帽子,另一顶是公众所传说的“草包司令”。


所谓“草包”一是说父亲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不会打仗。这不是事实。共产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军政工作分工不分家,所有的政委都参与军事指挥,有很多政委都担任军政一把手。以政治元帅罗荣桓和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的肖华将军为代表的政委们难道都不会打仗吗?


1935年3月,四渡赤水前夕,父亲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团长是黄永胜。父亲报到的当天下午4时,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8、9时,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占领渡口,为全体红军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年轻的政委在雨中训话,那就是父亲。他亲自带领部队一举夺取渡口,消灭敌人两个连,确保了红军得以突破乌江天险。战斗胜利后,红军团政治部油印的《战士报》表扬了红3团的功绩,第1个名字就是吴法宪,那一年父亲只有20岁。建国后,肖华曾把这次战斗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杂志上。


在东北抢仓库发了“洋财”


辽沈战役中,2纵最先进入沈阳,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些“洋财”基本都被2纵拿走了。


父亲也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被追究,于是在1949年1月,2纵内部开会时专门就此事商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好。“东总”司令部后来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父亲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做了自我批评。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最后给了父亲一个处分。父亲也发了狠说:“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一点不冤枉


父亲是林彪的人,这是一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更重要的是“山头”,一直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父亲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一军团,受林彪直接领导。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有12个纵队,父亲指挥的2纵是林彪最得意的一支部队。2纵司令刘震对吴法宪有意见,说父亲纵容钟伟,是钟伟的后台。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一些故事就是以钟伟为原型的。比如,“挖沟”战法(通过土工作业,接近敌方阵地,减少攻击部队伤亡的战法)就是钟伟最先发明的。打锦州的时候,1纵是总预备队,由2、3纵攻坚。当时林彪拿着望远镜,看着战士们往前冲,2纵的战士们前赴后继,死伤非常大,久经战场的林彪都为之动容,竟把望远镜掉了,还连说了3句:“好部队……”


还有一件事,更能体现父亲和林彪的关系。林彪的两个子女,都安排在空军,豆豆是刘亚楼安排的,老虎(林立果)是父亲安排的。1965年,刘亚楼病重期间特意把父亲叫到上海去,交代把豆豆安排到空军报社,叫父亲给予照顾。林立果则更是叶群直接找父亲安排在空军党办的。不仅如此,林彪身边的很多人都是从空军调去的。


林立果到空军之后,父亲曾经说过,“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确实说得不妥。林立果找父亲汇报要在空军成立一个调研小组,父亲说:“多了解空军的情况,多向林总汇报,你代表林总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是私下里说的。当然这话不对,父亲肯定是有私心。


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不冤枉。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作了检讨。毛泽东想要撤换父亲,征求林彪的意见,“用空军的曹里怀成不成?”林彪回答:“还是得用吴法宪”,把主席顶了回去。


恩师和兄长刘亚楼


在空军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刘亚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父亲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界就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父亲就是个受气包,两个人不太和睦。其实不然,刘亚楼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亲一直把刘亚楼当作恩师和兄长。


组建空军的时候,刘亚楼亲自挑父亲当政委,就是因为刘亚楼脾气比较暴躁,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当政委,他才点名把我父亲调过来坐镇。在空军,父亲是刘亚楼的副手。空军流传“刘司令,无政委”的笑话,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原来的空军政委是肖华,肖华不久就到了总政,空军没了政委,刘就把吴调过来,虽然是副政委,但他的职务是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实际上就是二把手。肖华走了之后,刘亚楼就给总政打报告,要求转正,肖华说了一句这回在空军是“无(吴)政委”了。


到空军后,父亲跟刘亚楼配合得比较好,他不跟刘亚楼闹矛盾,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来找吴政委,政委就劝说一下。对司令不满意的,政委帮忙转达转达。到了1965年,刘亚楼去世后,父亲就接替了司令,他挑了个政委,是余立金。大家又说现在是“余政委”,多余的政委。这些都是部队里的笑话。


其实,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很好,每次父亲休养都是刘亚楼亲自安排,我母亲陈绥圻在民航工作,刘亚楼都是亲自给民航领导打电话,给我母亲请假。刘亚楼无论到哪里休养,如果父亲不去,他都会带上我,把我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刘亚楼出国访问,回国带的各种玩具,只要是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亲不喝酒,刘亚楼喝酒很厉害,所以家里的酒父亲叫我给刘伯伯送去,我就经常抱着酒到刘亚楼家。不过,我们孩子还是很害怕刘伯伯,他那种威严叫我们孩子见了他都躲着走。


“九·一三”那天


“九·一三”当天,父亲确实什么都不知道的。就在9月12日晚上,按照父亲的工作计划,他接见空政文工团的6个指导员,解决13航校校长和政委的矛盾问题。到了晚上11时就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问是不是“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山海关”。父亲回答:“没调过飞机”,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了林豆豆的电话,便在第一时间第二次打电话严厉地问父亲,“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父亲也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回答:“说不清楚,需要查”,调查的结果是,果然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山海关。这架飞机是林立果直接打电话给空军34师副参谋长胡萍调的,没有经过父亲。父亲就打电话问胡萍情况,胡萍回答:“飞机是训练。”


父亲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这时候父亲已经知道,这架飞机和林彪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坚持到西郊机场查,周恩来也派了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一直跟着我父亲。


到了西郊机场,父亲立刻打电话给胡萍和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命令飞机立刻飞回北京,并且不带任何人。胡萍和潘景寅之间通气,说飞机的发动机有问题,要修好之后才能回北京。最后一次父亲打电话给潘景寅说:“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起飞”还说,“你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听周总理的命令”。


在那种紧张的时候,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电话就没有挂断过,飞机起飞的第一时间父亲就知道了。飞机飞了,父亲就知道,他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