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真相--塞克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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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7月12日 致《亚伯丁自由报》编辑的信


先生:


我国曾经正式保证,在中国互相冲突的各方之间严守中立,但这种保证却遭到了破坏,这是一种公然的背信行为。现在请允许我对我国驻华外交官和领事机关为此进行的辩解的种种理由逐一加以评论。


1853年4月30日,文翰爵士在致太平军首领的信中断然保证了英国的中立。原文如下:“某些满洲当权人士曾发表声明,宣城他们已向西方国家借得轮船十余艘以供使用,这些船将驶向扬子江以攻击贵军云云。此事纯属子虚。按我国既定惯例,对于我国臣民经商所到国家可能发生之任何内部争端,都绝对不予以干涉。因此,在当前中国之冲突中由我钢出借轮船予以援助一事绝无可能。”八年后,1861年8月8日外交部致布鲁斯先生急电中,罗塞尔伯爵再次指示如下:“女王陛下政府要求,在中国互相争斗的两方之间,我国应一如既往,保持中立。如有英国臣民被其中任何一方拘捕,你等应竭尽全力使之免遭肉刑或被处死。除此而外,则必须避免对中国内战进行任何干涉。”(1861年7月24日,9月7日急电中也有同样指示)


。。。(节略)。。。除密迪乐外,在各位领事写给布鲁斯先生的信中以及后者写给外交部的信中,其用语都只能使人认为他们视太平军为洪水猛兽。然而有许多文件和文章,登载中国出版的英文报刊上,对硬栽在太平军头上的种种暴行持保留态度。但这些文字没有报送外交部。这就使欧洲舆论无法作出公正的判断。在本议会上届会议中,我曾列举13份此类文件,本届会议上,我又举出几份。所有这些都未报送外交部,因而也未能收入《蓝皮书》,但《蓝皮书》曾收入过一些对太平军抱有偏见的报纸的摘录。他们为太平军列举了六大罪状:


一 关于太平皇帝的宗教宣扬。布鲁斯先生曾说他“如果不是个骗子,就是个无知狂徒。”夏福领事把太平军的宗教信条称为“教义和伦理方面一次空前的亵神骗局,我在历史上还找不到能和这些教义相提并论的东西。”(但是,太平军目前的宗教信条同1851年维多利亚主教和各教会普遍赞扬这个运动时丝毫没有什么不同)


二 布鲁斯先生称太平军为匪徒,灾荒制造者,强盗,夏福礼《增刊》中登的麦华陀领事的几封信,对太平军也没有说什么好话。


三 说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组织一个政府。夏福礼领事说:“在他们公布的任何一个法令中,都找不到任何迹象或线索,表明其中有任何近乎秩序,行动准则或前后一贯的东西。在这里,政府结构一词没有任何意义。”


四 说他们“到处制造灾荒。他们什么都不生产,却把什么都给毁掉。”


五 我们有必要占领上海并向太平军进攻,因为如果让他们占了上海,大量的英国人财产将受到危害。


六 无法信任太平军所说的话。


以上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破坏中立立场的一些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我将指出,我们这样做还有一些另外的原因的。对于上述这些辩解之词,我将逐条评论如下


首先,关于太平军的宗教宣传的行动。。。。。。由于洪秀全自认为有帝王之品,在对其信徒发布的文告中自称基督之弟,是按神意行事的。这个渎神的宣言使***所有教派都大为震惊。但是,这种假说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旦他感到自己的权力已经巩固,可能会予以放弃而接受真正的***义的。这一点是可以期望的,因为太平天国当局已经全文印行了《圣经》和《新约》。。。。。。他还禁止商店出售鸦片,酒类,严惩吸毒,酗酒者。。。。。。


关于布鲁斯先生所断言的,太平军首领在俗事方面的愚昧。。。。。。如果杨牧师的上述记载属实,就不仅表明布鲁斯先生和夏福礼,麦华铊领事对于太平军首领宗教和精神方面的品质一无所知,而且暴露出他们怀有一种个人的敌视情绪。当军政大权在握的时候,怀有这种情绪是极其危险的。



第二大罪状,说他们是土匪,强盗,江洋大盗等等。他们起兵抗击满清政府已有11年,目前稳固地占有3个省,共9800万人口和3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土地;这里出产供出口的绿茶和生丝,根据1862年《蓝皮书》44页,仅南京一地他们每月就必须发放口粮10万份,他们在各个战场上的军队总数达几十万人;为了供应这支军队,他们有许多兵站和一个总兵站(即圣库),他们所有的宣扬都声明要驱逐鞑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考虑一下这些情况,把这样的军队成为土匪,这显然是在有意颠倒黑白。如果说他们是土匪,那么,当荷兰人民起来挣脱西班牙的枷锁时他们都是土匪,我们自己的英联邦也是由土匪建立的,当美洲殖民地人民从宗主国手中争得独立时他们也是土匪,美国的南方同盟在抵抗北方同盟时也是土匪,如果夏福礼领事更好地温习一下历史,他就不敢冒然断言他“在历史上还找不到能和这些宗教教义相提并论的东西,也显然找不到一中标准能衡量这个叛乱的政治面貌”了。


第三,布鲁斯先生和他的两位领事说,太平军没有,也无此能力来组织一个政府或建立任何制度,不论是军事的,民政的,还是财政方面的。杨笃信教师写道:“在南京有同北京的六部相当的六个部。在各城市,他们不仅有军事长官,而且也同样设有民政官员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目前城市驻军较多,因此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而民政府的活动范围也就比和平时期要小一些。一但战争停止,这种情况就会改变。当前,士绅们和老百姓可以通过上层人士向民政长官伸冤诉苦。老百姓自己说,这种做法是有效的。此外,整个起义地区都实行了一种正规的税制,这种制度比原来的多少要温和些。(杨教师在叛区旅行了1个月,并月1861年发表了他的见闻录,他写道:“他们有一个正规的政府体制,其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都得到保护,老百姓也愿意为他们开市。”)


密迪乐领事在1861年2月19日致罗塞尔伯爵的信里写道:“对于那些认为太平军没有一个正规政府,也没有资格被视为一个政权的说法,我绝对不能同意。”巴夏礼爵士写道:“叛党在浙江省通过从人民中选出行政长官的办法,在他们占领的城市里努力建立某种类似市民政府的机构”,他们“在宁波公开呼吁人民在这方面给予协助。”(1862年《蓝皮书》95页)


1862年1月20日,慰勒斯船长报告说,“在征讨吴淞时,我曾距离太平军散兵线不仅30-40码,对所看到的他们的装备和组织状况感到十分惊讶。”


在商务方面,他们制定了一中全国性的关税税则,我手里有一个副本(《太平天国十一年税务局颁行税率》)


费煦卜船长在《中国印象记》第193页写道:“早在1852年,太平军就不仅拥有了六王,还有十二侯,24丞相,每个大营都有一位丞相,建立了一种教会式的组织。在第20页讲到军事组织时说:“太平王朝所公布的军队条规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这支军队的高度组织性,也因为这些简明的条规规定了军队应怎样对待周围的人民。”他还写道:“起义士兵的一切必须品都有公共基金提供,因此他们的纪律显然是非常严格的。”


对于上面这些材料的权威性,我想夏福礼领事并不是不了解。然而他竟敢断言“对于太平军的统治来说,政府机构这个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迹象或线索表明有任何近乎秩序或行动准则的东西。”


第四条罪状说他们到处制造灾荒,这可能是真的。因为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内战中,敌对冲突都会造成财富的破坏,搞得两败俱伤。但是密迪乐领事(1862年《蓝皮书》写道:“关于他们残杀自己同胞的传说,不仅是夸张,而且是大肆夸张的。”“其实,他们正在尽力保护那些村庄和没有城墙的城镇,保护所有愿意留下来默默归顺太平军统治的人。”杨笃信牧师曾在一位很有教养,阅历很广的中国人陪同下到过苏州,他们“看到一批批殷实的士绅前来向太平军的地方执政官表示他们效忠太平王朝。”


1862年5月8日,敌视太平军的《中国邮报》写道:“断言太平军占据的地区已是赤地千里未免夸大其词。他们占领了生丝的主要产区浙江湖州,长期以来运到上海的生丝大部来自他们的占领区;绿茶产区杭州和安徽太平也有相同的情况。。。。。。。”我曾会见一位刚从上海返回伦敦的人士,他为了购买生丝曾到丝产区去旅行过。他谈到的几个成镇“都是在太平军占领下的。这些城镇郊外的农村人口稠密,农作情况比清政府统治时期好。去年整年的生丝交易都是同起义者进行的。”


上述这份报纸上,一位目击者描绘了攻占嘉定县的情况“眼前这景致富于画意:一发炮弹使近处一部份城市起了火,朝阳明媚地照耀着长--满--了--尚--未--收割--的--庄稼--的田野,在军队登城时,法国乐队奏起了军乐!”


用不着举更多证据来揭穿那些敌视太平军的夸大不实之词了。最后,我只想再引用一段上海发表的官方《出口报告》: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前,生丝年出口从未超过20631包,而1859--60年度已增至67864包。布鲁斯先生1861年8月7日致罗塞尔伯爵的信中指出:“尽管有这些不利条件,1860年6月至1861年6月生丝出口达到了85000包!”这就没有必要再争论下去了。因为,如果没有稠密的人口和持续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生产出如此大量的生丝来的。(1862年,截至10月31日,上海出口的生丝比1861年全年出口额还要多23037包,全部来自叛乱地区)


第五点是说,为了保护英国人的财产就必须占据上海。根据同一理由,英国也应该去占领美国的新奥尔良。因为利物浦商人在那里大量存棉正由于美国南北方的冲突而遭受危险。然而太平军在宁波的行为已经证明,他们可以占领上海而不会危及英国人的财产。(据巴夏礼爵士说,宁波的英国人财产并未受到损耗,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反对太平军的有名的中国商人,在宁波雇了一个法国人替他看房子,而他的财产也就又由这个法国人给保住了。)


第六条,有人硬说太平军的话不可信。那么就请敌视太平军的人具体举出,自从1853年文翰爵士第一次在南京同太平军会谈,直到1861年12月夏福礼爵士在宁波与他们当成协议,在这期间,他们什么时候曾经对我们有过不守信用的事例?文件上一次也没有记载过这样的事。当欧洲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侵犯时,只要向太平军首领提出申诉,有哪一次不是立即得到解决的?所以,太平军有资格得到我们的信赖。然而,即使布鲁丝先生,麦华陀先生和夏福礼领事所讲的件件事实,请问,我们破坏了自己所宣布的中立立场,去攻击和屠杀一个并未与我们交战的国家和人民,一个没有加害于我们,而且还在寻求我们的友谊的人民,国际法中还有哪一条没有被我们践踏呢?


如果欧洲人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这些行为作个解释,我们是否应当承认,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中肮脏卑劣的自私考虑呢?人身会不会说,因为我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收关税,于是我们便可以借此自我偿还上次同清政府打仗的战争费用,而我们之所以要帮住满洲人去镇压一个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发起者宣布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运动,就因为如果这个运动获得成功,我们就会失掉自我偿还那笔令人痛恨的战费的手段?其次,太平军的胜利,将违背一大批替满清政府收税的英国人的个人利益。这种人上海就有45个。这些人从满清政府手中领取薪俸,有的竟高达几千英镑!再次,太平军禁止吸用鸦片,那些鸦片贩子们也是不会说他们好话的。


最后,我想讲几句有关未来的话。如果没有法国和我国政府的干预,满清政府可能早就被赶跑了。在中国,除了太平军,还有两起大规模的叛乱--有山东省的叛乱和西部南部的叛乱。即使在那些仍然处在清政府治下的省份里,这个政府也无能到了可悲的地步。以致每当地方官企图征收新税时,总是被人从城镇和乡村中赶走。1861年7月28日麦华陀领事从上海写给布鲁斯先生的信里说:“只是由于本市驻有外国军队,才保住了这里和松江的政府当局,没有被扫地出门。太平军在各地对付满洲人的做法就是扫地出门。要是我们不来干涉,目前这种可怕的,不必要的流血事件就不会中止。”。。。。。。


我们正在对满清军队进行军事训令,指导他们使用大炮和步枪。。。。。。。我们还把几百万曾经要求同我们做朋友的人变成了自己的死敌。我们使自己陷入了同满清政府的复杂纠合之中,其结果必定是不可开交。


大商号怡和洋行在不久前的一期通报上把我们的政策称之为自杀政策!我担心不仅对于我国的长远商业利益说来是这样,而且对于我国的国际声誉说来也是这样。我还担心有朝一日我们的子孙后代会为我国的这段历史感到羞耻。


塞可斯 1862年7月12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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