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 第一章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 北平—和平并不比战争轻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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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军饷减少,但广州政府还是在7月27日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几乎在同时,广州又任命孙兰峰、刘万春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要知道,第九兵团原是廖耀湘兵团的番号。将一个覆灭的兵团复活,是想表明对孙兰峰的倚重。广州方面之所以这么做,明显是想继续保持对绥远部队的操控力。其后,董其武致电广州友人称,与中共方面“采取政治应付之举,其目的是根据指示,想救傅翁返绥,重做领导,以雪受骗之耻。所以政治应付是手段,不是目的”。


广州方面不仅封官许愿,且派徐永昌(徐已于5月初辞去国防部长,阎锡山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徐的职务是行政院政务委员)飞赴西北协调各部的军事行动。徐永昌在8月1日飞抵绥西河套地区的陕坝,准备策动董其武部西撤。徐永昌记载:“饭后董其武来,述其不得已苦衷。盖不稍与共商洽,共若真西来压迫,我军难于全师退至包西。”且记载了董其武透露的一条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归来。”董的言下之意是董部何去何从要等待傅作义的决定。


而傅作义与邓宝珊一起在8月28日返回绥远,最终完成“绥远方式”的起义。


同一天,徐永昌正在宁夏视察。他获悉傅返绥消息的当晚,即“约崔亚雄来,请其明晨乘送饷飞机往绥远晤宜生……询其今后企图”。


在崔亚雄带着徐永昌的亲笔信飞赴绥远的时候,即8月29日,徐永昌还与“宁夏王”马鸿逵探究过傅作义此次返绥究为何意,马鸿逵酸楚地说:“传宜生之归,必系受毛泽东指导,收拾西北,即各盟旗亦必响应之,西北大势已去。”


8月30日,刚到绥远的崔亚雄即致电徐永昌:“孙兰峰、刘万春皆言,傅宜生亟拟晤徐部长。”徐永昌得此电,自然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至少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31日,携命赴绥的崔亚雄匆匆返回宁夏,随即报告徐永昌:傅作义“对来宾表示,此来只有自我忏悔、自我检讨。询其共方何以令其归来等等皆不答,询之从者亦然”。“自我忏悔”?“自我检讨”?关键是这个对象是谁?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没有人轻肯透露,崔亚雄也就莫知所以,也就是根本未能摸到傅作义的底牌。


当然,对于徐永昌派来专使,傅作义不能不做出反应,或者说已考虑进此次绥远的整体安排中。因此,傅作义在致徐永昌的专函中说:“亚雄兄来绥,拜读手翰,渥蒙关垂,感篆良深。弟离平后,正在自我忏悔,自我检讨,极愿与兄晤谈,藉倾款曲……俟弟将包头环境布置妥当后,再当奉邀莅止,畅聆教益。”该函也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唯一可解读处只有“布置妥当”四个字。但恐怕徐永昌没有想到,这个布置妥当竟是“绥远起义”。从此点来看,傅作义是在处心积虑地利用徐永昌。


傅作义不急于邀徐即往绥远的原因何在?他担心自己刚到绥远,就邀徐永昌前来,徐会在自己没有做出充分准备的时候发动破坏作用。那么,既然起义事宜已“布置妥当”,傅并决定推动绥远和平起义,何须再邀徐亲抵绥远,傅与之相晤?这就是傅的两手,与共产党合作,又不想丢掉曾为同一阵营的老朋友。放眼国内外,这样的例子真不胜枚举,不独傅作义如此也!傅于乱世之中,从一个底层军官擢升为战区司令,并主政华北,仅凭逞勇斗狠是不可能办到的。合纵连横、予弃予夺的韬略不可或缺。据说傅颇爱雅读,中共方面尤其是毛泽东的著作是其案头读物,此种举动也可见傅之一斑。傅在邀徐至绥远的时间选择上可说是颇具匠心,一方面造成起义不可逆转的事实,非傅某不为也,乃不能为也;另一方面又在之后与徐会面,实现傅所谓的“藉倾款曲”。那么,这个款曲是什么呢?就是对徐,实际上是对蒋的最后政治交代:我为什么要与共产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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