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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傅作义对此的反应如何呢?2月4日,林、罗、聂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傅“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同时建议:“为了争取便宜地合算地解决太原、绥远及其他地区的敌人,我们意见,在过去业已很正确地而且很适时地在政治上(宣布战犯名单、发出通牒)军事上(歼灭了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处之敌)打击了傅作义之后,目前则应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原因是:“如能争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决问题,则较之使用战争便宜合算得多。”


当然,不战而屈人之兵自是上上之选,毛泽东也深知其中的奥妙。毛泽东打压傅作义的目的并不是否定“北平式的和平”,而是要杜绝以后出现以“和平”的名义取得政治上对等实力的企图。毛泽东在2月5日的复电说:“依整个形势看,武汉、(南)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十分必要。”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傅作义至今还没有和我们取得一致的立场。而傅作义这样的和平榜样又确实具有示范效应,他与共产党的合作可以为以后带来意想不到的助益。所以,既然“打”过了,让傅放弃“联合政府”的幻想,认清自己的位置。那么,“拉”就成为对待傅的主要方向。如果出现相反的状况,北平和平就失去了摧毁国民党军心理防线的震撼作用。因此说,北平和平是一个极具难度的平衡动作。对于毛泽东来说,如何平衡“打”和“拉”这两手,除了战术的选择,还要有战略的眼光。而对于傅作义来说,他也深知其中的利害,所以才欲通过和平博取最大的利益。因为,和平才是他最有利的位置,他才有发言权。他曾说,他是在冒死这么做。


傅要取得更大的发言权和更大的生存空间而未能成功,“拉”傅能不能奏效因此成了疑问。


徐永昌2月4日日记记载:“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由此可知,傅作义有出国的打算,其背景就是中共的又“打”又“拉”。而徐永昌觉得这种非常时期,根本不是适宜出国的时候。因此,徐指示杨慎五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这表明傅作义已打算伺机逃离北平。


一周之后,即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会同南京谈判代表团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拜见毛泽东。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傅向毛敬礼说:“我有罪!”毛回答说:“你为人民立了大功!”彼此相谈甚欢,前嫌尽释。也许,当时的情形表面上确实是这样。但邵力子的说法可能更隐秘,但也可能更接近隐秘的事实。徐永昌日记记载说,2月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去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傅虽有走的意思,但又担心他走后,其部属的日子必很难过,故因之“甚苦闷”。


尽管苦闷,但傅并没有放弃秘密出走的打算。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也就是说,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排在了26日。然而,就在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一份来电:“杨慎五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着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着陆场,再行请派。”原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到达北平的时间,就在3月25日,且在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无疑,毛泽东忽然抵平,打乱了傅作义的出逃计划。更为关键的是,阅兵的地点正是傅计划中南京飞机降落的西苑机场。毛泽东是不是得到密报,或者是傅作义与南京的密电联系被截获,尽管没有相关的证据,但不能不让人存疑。如果说,是毛泽东无意为之,那真是天大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