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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南京方面有没有将选择和平的傅作义打入另册呢?回答是否定的。1月26日,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政务会议,商讨南京政府代表团赴北平和谈的人选时,邵力子、张治中建议“加派莫德惠及傅宜生、邓宝珊为代表”。虽然徐永昌认为“傅似不宜,以其立场不应尔,彼恐亦决不愿就也”,致使傅、邓没被列入代表团名单,但邵、张之所以提名傅,是因为他们仍将傅视为南京政府的一员。即使是徐永昌说傅不适合,也并没有将他排除于阵营之外。


和谈中,傅作义曾提出希望他的《平明日报》能办下去。和平协议公布之后,这份报纸自然要赞颂傅作义在和谈中的决定作用。傅作义在谈判桌上没能达到的东西,想通过舆论的力量来实现。为此,林、罗、聂在1月31日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这表明中共对傅作义仍存有芥蒂,准确说是傅作义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共的警惕。傅作义是在有意识地树立一个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形象,甚至是反对派领袖,而非听命的角色。和平是他的主动选择,他不忍生灵涂炭、古都付之战火,所以才选择了和平。为打破傅作义神话,此前欲交而没交傅,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又称最后通牒),在2月1日,即中共正式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创刊的第一天,在该报头版发表。该公函放在了头版的第三条位置,算是给傅作义些许面子。头条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第二条的标题是“在人民解放军无敌威力下,古都北平宣告解放”;第三条的标题是“林罗两将军曾致函傅作义:任何顽抗必遭覆没,和平解决可望折罪!”三篇文章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到底谁是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定力量。林、罗致傅的公函,毫不客气地指称:“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这么说当然是有原因的,解放战争中,傅作义与共产党在华北多次作战,且在北平城南的天桥公开枪毙共产党人,后来,傅的高参侯少白说,你这是找死,劝傅以后枪下留人,傅才听从了侯的劝告。林、罗致傅的公函中,对傅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都记载得很清楚。同一天,为配合林、罗公函的发表,新华社还对外发表了《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长篇电稿。该电稿同样出自毛泽东的手笔,针对的就是傅作义在1月22日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那份有选择性的文告。针对傅作义把自己塑造成北平和平英雄的说法,毛泽东明确指出:傅作义先生为什么选择议和?根本缘于“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对照天津,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设问:“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并总结说:“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最后,毛泽东既严厉又宽容地写道:“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