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性暴力调查:受害妇女一听到日本话就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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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1年05月06日 08:01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李光 核心提示 为调查取证,日本民间组织“查明会”数十次往返于中国山西与日本,搜寻仍然在世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与她们进行一对一的访谈。 2011年4月底,历时一年半的“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的犯罪图片展”在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闭幕。“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能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继续展出。”图片展执行委员会共同代表池田惠理子走到哪里都不忘表达这一愿望。 池田是“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的

2011年05月06日 08:01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李光


核心提示 为调查取证,日本民间组织“查明会”数十次往返于中国山西与日本,搜寻仍然在世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与她们进行一对一的访谈。


2011年4月底,历时一年半的“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的犯罪图片展”在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闭幕。“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能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继续展出。”图片展执行委员会共同代表池田惠理子走到哪里都不忘表达这一愿望。


池田是“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的成员之一。这个日本的民间组织成立于1996年,由历史学者、冈山大学名誉教授石田米子和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内田知行等人发起,成员包括媒体人、律师、公司职员、家庭主妇等一般市民,约有二三百人。


“查明会”成立以来,数十次往返于中国山西与日本,搜寻仍然在世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与她们进行一对一的访谈。通过这种艰难的调查取证,日军在占领山西期间种种骇人听闻的性暴力真相,得以清晰地呈现给公众。


“3·11”日本大地震后,很多日本团体取消了来华行程,池田一行仍坚持来到山西,看望当年的性暴力受害者。在北京逗留期间,池田惠理子表达希望继续办展的同时,语气坚定地说:“既然日本政府封杀‘慰安妇’受害者的存在,不去查明真相,那么就只能由民众对那段历史进行记录、保存和公开;既然国家不对战争犯罪的加害者进行惩处,那么就只能通过‘民间法庭’,依靠民众之手进行裁判。”


万爱花:“我不是慰安妇”


查证真相,惩处暴行,在这一信念驱使下,池田惠理子在日本和中国山西来回奔波,坚持了20年。


池田惠理子是颇富盛誉的日本公共媒体机构NHK的制作人,她在NHK工作的37年间,制作了大量与战争有关的电视节目。此前,她曾经取材于中国残留孤儿、东京大空难、广岛原子弹爆炸、女子勤劳挺身队等历史题材,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当1988年她的节目试图取材调查日军残杀菲律宾居民的历史事件时,却被命令停止制作。


1996年,她制作的“慰安妇”专题节目再次被叫停止。“这时我才明白,调查日本人作为战争受害者为主题的节目可以顺利进行,但调查日本人的战争加害行为时,却会受到限制。”这给池田以很深的触动,促使她加入“山西省·查明会”,开始了作为一名普通市民的NGO活动。


“查明会”的发起人石田米子是从1992年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的。当时,被称为“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的万爱花,踏上东京“慰安妇”问题国际公开听证会的讲台,向日本政府控诉日军暴行。这位年过六旬、来自山西省盂县的农村大娘,在控诉过程中心情激动,难以自制,最后高举双手,倒在讲台上。


这一幕震动了众多在场的国际代表。第二天,不少日本报纸刊登了这一画面。石田米子通过媒体报道认识了万爱花。作为一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石田一直认为自己对于日军侵华比一般人更为了解,但此刻她的“优越感顿时不复存在”,她惊讶于自己对此竟然“一无所知”。此后,她专程去听了万爱花在日本其他地方作证时的演讲。


1996年,石田米子、池田惠理子和“山西省·查明会”的其他成员一道,第一次踏上万爱花家乡的土地,寻访当年的受害妇女。


提起日军的性暴行,人们很容易想到“慰安妇”。尽管万爱花等受害妇女在控诉中多次强调“我不是慰安妇”,但在来山西之前,石田等人也以为她们就是日本当年宣称的“慰安妇”。在山西的实地调查中却让他们意外地发现,发生在盂县农村的日军性暴力自有其特点,既不同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实施的集团性强奸,也不同于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的暴行。


本来,“慰安所”和“慰安妇”的概念是从日本军人的角度提出的,其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侮辱性和欺骗性。石田认为,将战时山西农村被日军强暴的妇女称为“慰安妇”,是对她们的再次伤害。


在历时7年、前后经过18次的调查访问中,“查明会”弄清了盂县农村中12位受害妇女的受害事实。这些妇女受到性暴力伤害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日军占领村庄后,胁迫村里的对日合作组织“维持会”交出村中的妇女供其满足性的需要,并强占民居作为拘押、强奸妇女的场所;


二是日军在“讨伐”作战中抓捕妇女(包括共产党员),并将其关押到炮楼或专设的窑洞中进行强奸;


三是日军在村中随时随地在居民家中强奸、轮奸妇女,或胁迫、劫持妇女到炮楼或窑洞中进行强奸,有的妇女甚至长期被日军小队长霸占,成为其“专属”的女人。


这种以强奸形式表现出来的性暴力,是日军性侵害中分布最为广泛的暴行。石田说:“不仅仅在中国,在亚洲战场日军所到之处都极为广泛,频繁发生着,从总数来说,可以认为超过了‘慰安所’的被害者和攻陷南京时集团强奸的被害者。”


据统计,1942年6月,山西盂县的行政村中,建立亲日政权“维持会”的村子有282个,抗日政权有236个,拥有亲日、抗日双重政权的村庄有202个。日军除了要求“维持会”向其提供情报,供给燃料、饮水、食品,征用人力,还摊派提供女性的任务。在战争环境下,为了使当地的生活得以继续,“维持会”往往屈从日军的性要求。在“查明会”调查的河东村,一位当时担任“维持会”会计职务的老人举证,1942年前后,按照日军要求,“维持会”向周围各村摊派了5名女性。


时隔50年,她们一听到日本话就浑身发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在了解他们的调查后,也深深感到,强征“慰安妇”只是日军有组织性暴力行为的一种形式,而在战争中不分时间和场合对妇女的强暴,则是日军性暴力中更为普遍的现象。他说,“受到这种伤害的中国妇女的数量应当有庞大的数字和规模,可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还不充分。”


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官方抑或民间,有关侵华日军性暴行的文献资料都非常少。石田等人仔细检索了山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抗战损失调查以及战犯调查的档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有关日军屠杀、焚烧、抢劫等调查统计中,都有大量的统计数字,唯独在强奸项下,记录的数字非常少,甚至多数是空白。


“在遭受到日军侵略的中国农村,就受到性暴力伤害的女性而言,是什么使她们一直保持沉默?”“查明会”一直想解开这个谜团。


当他们带着种种疑惑第一次站到当年的受害妇女面前时,别说是调查,就连普通的交谈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时隔五十多年,听到日本男人说日本话就足以让她们浑身发抖。当谈话涉及到性暴力时,有人呕吐,有人感觉不舒服,有人甚至一下子精神失常。


“很多大娘都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耻辱、羞耻,在村里被人看不起,自己也抬不起头来。我们反复告诉她们:发生这种事不是你有罪、不是你的错。”石田米子说。


不只是她们自己,村民们也认为这些活下来的性暴力受害者是共同体的耻辱。大陆的地方文献史料以战后地方政府、党组织的调查为基础,调查对象一般都由男性构成。但是,对于村里女性遭受的性暴力个案,一定年龄以上的男性村民虽然都知道,但谁都不会说。因此性暴力受害的记载极为稀少。


长期以来,受害妇女没有接受过调查,她们的遭遇不被提及,不被记录,与“村庄的历史”不接轨,只能在自责中默默承受。无法承受者,便选择了自杀。河东村的南二仆便是一例。被一名日军下士独占一年半、并生下一个孩子的南二仆在后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坐了三年牢,“文革”爆发后再次受到政治迫害。1967年,她留下“报仇雪恨”的遗言自杀。


在“查明会”成员来到盂县的最初两年,他们认识到,在大娘家没办法进行安静的、不受干扰的谈话,所以就想了个办法,请她们到太原市逗留几天,在饭店客房对每个人进行长达两三天的详细访谈。一点一点、一段一段地诉说,尽管回忆的过程非常痛苦,但双方由此逐渐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


“每次访谈时一定要有家属同行。”石田米子在调查笔记中写道,“最初是和她的丈夫,或者女儿、养女、孙女、侄女,坐在一起聊天。随着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从第二次或第三次开始,访谈时谢绝男性亲戚在场。”


调查进行到第三年,对高龄受害者而言,让她们来太原在体力上也变成了一个负担。“而这时,村里的言论也慢慢发生了变化。”石田说,“她们本人也变得不太在意村里周围人的注视,她们开始在自己家里接受访谈。”这正是她们逐渐恢复自信的表现。


在这个过程中,有着相同遭遇的女性之间也开始互相交谈,逐渐恢复了自信,变得开朗起来,开始有条理地讲述自己的被害过程。


最初,她们总是不断慨叹“死了好”,随着调查的展开,她们逐渐提出要“出口气”,要“恢复自己的名誉”,要“在村里能挺起胸膛活下去”,甚至到后来表示要到日本“打官司”,“不那样做死不瞑目”。大娘们通过提出诉讼发现了自己“现在活着的意义”。


调查结果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尽管性暴力受害妇女的官司在日本法院接二连三地败诉,但是法院认定了侵害事实。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查明会”将调查成果结集出版。2004年,《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甫一出版,就荣获年度日本“山川菊荣奖”。该奖项是为纪念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对日本女性问题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山川菊荣而设立的,授予当年度“在关于女性问题上进行了扎实的研究、调查,并取得显著成绩,期待将来取得更好成绩的个人、组织、团体”。


书中详细记录了每一次的调查时间、调查地点、听取对象以及调查参与者。“查明会”一共积累了150盘录音磁带(每盘120分钟),对于重要的证言,不仅仅依靠翻译出的日语,而是反复听取磁带上的原话,并按原样记录,形成最终的译文作为共有资料。其查阅的大量中日文文献资料也有详细的标注。


有大陆学者在读罢此书后感慨道,这是一部让中国学者“感到欣喜而又汗颜”的著作,“欣喜的是这是一部难得的非常扎实的关于战时中国女性受害历史的著作,汗颜的是这样的著作却是由不占天时地利的日本学者来完成的。”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在大陆并没有太多读者。


从2007年开始,“查明会”成员开始筹备在中国举办一场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其最初动因是,在日本法院进行的“慰安妇”性暴力诉讼相继败诉,将受害妇女推向强烈的愤怒和无比的绝望之中。“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能通过图展了解受害妇女的事迹,加深对她们斗争的敬意。”石田说。


2010年3月17日,这个展览终于得以在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纪念馆举办。在为期一年的展览过程中,“山西省·查明会”的调查工作仍在继续,他们继续倾听受害妇女的诉说、收集分析文献资料,继续为大娘们募集医疗资金,继续开展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运动?


她们还试图走访当时的加害者——原侵华日军士兵,探求其内心世界,追寻其加害原因,但是困难重重,愿意接受调查的日本老兵寥寥无几。有生之年,池田惠理子总想“去问问那些一直保持沉默的日军士兵们,为何要施加如此残酷的性暴力?有没有后悔过?是否被有罪的意识折磨过?战后又是怎样生活过来的”?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主编《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赵金贵译)、[日]小浜正子《利用口述史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可能性》(葛涛译)、刘萍《日本学者眼中的日军性暴力问题》等大量论著,未一一注明出处,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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