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五四”精神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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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img8.itiexue.net/1293/12930404.jpg[/img] [img]http://img9.itiexue.net/1293/12930405.jpg[/img] 何新:“五四”精神的超越 1989.03   似乎是一种巧合,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常常是在逢“九”之年发生的。所以在这一年,我们可以同时遇到历史上一系列意义重大的纪念日。今年——1989年,不仅是五四运动的70周年,也是新中国建国的40周年,又是震撼世界近代史的法国大革命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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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五四”精神的超越


1989.03


似乎是一种巧合,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常常是在逢“九”之年发生的。所以在这一年,我们可以同时遇到历史上一系列意义重大的纪念日。今年——1989年,不仅是五四运动的70周年,也是新中国建国的40周年,又是震撼世界近代史的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适逢其会,不能不有所思。写此一文,以志纪念。

重大的纪念活动,往往同时是一种重新反思和叙述其意义的阐释活动。

我们可以注意到,对于“五四”的纪念,在不同时代的背景下对于“五四”精神的强调重点,常因当时时代政治热点的不同而不同。50、60年代,我们强调的“五四”方向,是知识分子走历史必由之路: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70年代末开始,人们重新关注的则是“五四”精神中的启蒙与民主——“思想解放”。

80年代我们纪念“五四”,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似乎集中于这样三点:民主,科学,以及反封建———激进反传统的、对于旧文化首先是儒家文化的批判。但是,问题在于,对于以上三点,我们今天是否也有必要重新再作一番认真而深透的反思?

自从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提出科学与民主,在中国呼吁已经70年了。为什么70年后的今天,中国所需要的还是科学与民主?

自从吴虞在五四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鲁迅呐喊出推翻吃人的旧礼教,也已经70年了。为什么今天人们纪念“五四”,还是在呼吁70年前的旧口号:“反封建”和批判中国的旧文化传统?

难道70年来的中国历史,仅仅是在原地空转了一圈吗?

如果更深刻地思维和辨析一下,我们会发现:所谓‘科学”,所谓“民主”,所谓“反封建”,所有这些似乎很正确的提法,其实往往又是很抽象的。正是因为其抽象,所以其永远正确。但也正是因为其抽象.人们可以对其赋予也许完全不同、大相径庭的涵义。

什么叫科学?中国今天卫星上天,火箭出海,登陆南极,宇航指日,可以说没有科学吗?

什么叫民主?民主集中制已经实行了几十年:先民主、后集中,大民主、小集中;在国家制度上,我们也早已引入和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民主制度,能说今日的中国还是完全没有民主吗?

反封建?什么叫“封建”?为什么在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中国还会有“反封建”的问题?反传统?——一殊不如,孔子已死三千年,孔家店已经被推翻了70年。如果我们今天还要孔子来为中国当代的落后面貌负责任,这公平吗?

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五四”,首先就有一个如何恰当地理解“五四”的意义,如何确切地阐述“五四”的真精神的问题。

当我们讨论一个事件的意义时,这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事件的历史意义,即其在历史中的意义。一是事件的当代意义,也就是我们借助于历史的力量,在历史事件中所试图构建或寻觅的现代精神。前者是一个关于存在的事实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后者是一个主体对于存在的阐释问题,是一个主体需要的问题。两者常常可以重合,但却并不相同。历史就是历史,但阐述历史却常常是为了现实。历史学中的悖谬,也往往就发生在有意或无意地分不清这二者。如果无意地分不清,那是史学的天真;如果是有意地不分清,那就是史学的欺骗。

“五四”运动也是如此。一方面有它的客观历史意义,另一方面有我们今天所要从中探索和呼唤的历史精神。

19世纪中叶,中国在自身似乎毫无准备的情势下,被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推入了世界历史。在资本主义先进的经济、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与威胁下,中国不得不寻求变革和适应。这种变革与适应的过程,同时伴随着传统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崩溃和全面解体,以及新因素的萌生和积聚;中国由此痛苦地进入了一个不断摸索、追求现代化道路的漫长过程。如果从1840年算起,那么至今已近150年了;中国却还挣扎、奋斗在这个艰难的历程中。

五四运动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重大的事件。以我所见,‘“五四”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诸点:“五四”以前,精英分子追求中国变革的着眼点,曾分别集中在军事(“强兵”)、经济(“富国”)、技术与工业(“实业救国”)、政治等方面,由是发生洋务、戊戌、辛亥等改革和革命的运动。但是,在这些运动先后失败的经验基础上,“五四”时代那些号称“新青年”的精英人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为代表),把目光转移到文化形态、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上来,从具体深入于抽象,从物质进入于精神。由此提出了改造国民灵魂、国民意识和民族性格.以及国格与人格的问题。

“五四”以前,国人多着眼于从旧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大框架内求取社会中若干枝节的现代化(这就是所谓的“中体西用”的深层意义)。辛亥革命虽然提出了国体的问题,但其前提仍然是要在旧结构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自外向内地移植某些表层政治制度和符号(这就是当时有人批评的“新瓶装旧酒”),直到五四运动,才提出了文学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必须并行的口号,试图实现文化形态、社会制度的全面转变和改造。这是一个深刻的飞跃。

但是,文化是一个很不容易确定的概念。所谓“中国文化”泛论之似乎不难理会,但细察之则实不然。中国文化从历史的观点看.不同时代呈现的形态、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从共时的角度看,不同地域与民族也呈现很大差异。所以,笼统地继承、否定或扬弃,均有简单化之嫌。

我以为,中国文化就自身标准看,曾经是相当成功的。它是人类农业文明中极具适应力,亦极为具备内部协调功能的一种高水平文化。近代中国文化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是西方的科技—工业—市场文化走向世界主义过程中,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剧烈冲撞。作为一种农业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与科技—工业—市场文化的对比而显出落后、不协调,从而不能不提出“现代化”。即跨越自身,构造一种中国的科技——工业——市场文化的要求。

所以,现代化必然意味着文化形态的转变,意味着文化整体设计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除了中国人的民族本体意识应当保持外(不保持就没有凝聚力,国家、民族就难以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切都可以扬弃,可以改造,可以吸收,可以重建。社会的变革,往往是先整体(设计),后部分(具体实施),意识形态、文化精神的转变应该走在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前面。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就不会有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没有“五四”运动,也不会有北伐战争和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而缺乏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转变,却正是当代改革陷于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


“五四”时代的先驱者,在把目光转到文化上来这一点上是极为深刻的。他们这样做了。但他们做时未必都已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目光转移真正深刻的意义还在于:

文化变迁对于现代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19 世纪以来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都表明,现代化不能自一个社会外部向内部作直接的嫁接和移入。西方先进的技术、实业、科学、社会形态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渊源;它是从西方古代的希腊、罗马以及希伯来传统的背景上,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思潮的背景上,自然而且必然地生发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也应当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背景的创造性转变中 有机地、合于逻辑地生长出来。五四运动以反日的政治运动始,以文学、语言、文化的“狂飚激进”(郭沫若语)式革命终。而其主题和精神,则融入了20世纪中国的几乎整个现代史。其意义,至今犹值得我们反思、三思、深长思之。

近年有人担心,新一代学者中有人提出,有必要冷静、深刻地反省“五四”,特别是“五四”时代的激进主义精神,会导致对“五四”精神的否定。这不过是“杞人无事忧天倾”。

实际上,“五四”的伟大何须辩护?20世纪中国的几乎整个历史,都笼罩在“五四”精神的深远影响之中。当我们在70年代末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水平和意义上,不自觉地回归到一个前于“五四”的洋务时代的问题——“体”与“用”的问题。因为我们曾试图在现代已构建定型的制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即整体文化背景(是谓“体”)基本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自外向内地移植四种有用的要素: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军事技术、现代科学(是谓“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发展,事情就变得愈来愈复杂而也愈来愈明显,在不变革某些“体”的条件下,现代化与旧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发生了愈来愈深刻的冲突。由此再度发生了重新启蒙,即反对蒙昧主义的需要——当时我们称之为“思想解放”。而正是在思想解放深化的基础上,新一代人再次意识到“五四”的精神:现代化不是简单的“体用”问题,现代化必须有根、有土壤。这根与土壤应当出现在中国社会文化形态重新整合与塑造的过程中。于是80年代似乎又回到了“五四”的时代。历史的确是螺旋式地发展的!

而这,也就是人们在80年代重新提出中国文化问题的原因和意义。就这一意义论,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热”,的确可以认为是“五四”精神的直接接力和继续。

然而,历史的发展毕竟令人感到惶惑。整整70年了,时针却似乎只是回到了历史的起点。如果今天我们仍然不过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弹70年前的一切老调,那么这只能表明80年代中国新一代知识精英的贫乏和无能。

我认为,我们不妨在新的意义上引用一句鲁迅的话:老调子应该已经唱完(如果唱了70年却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当然值得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劝君莫奏前朝曲,翻听新编杨柳枝。”(刘禹锡)

记得黑格尔在论述柏拉图时说过这样的话:柏拉图是伟大的,但是我们必须超越柏拉图;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当代精神文化的需要。在一定的意义上,对于“五四”精神,我们也应该说:“五四”是伟大的!但是我们必须超越“五四”!唯其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五四”先驱者留给后人而至今尚未完成的伟大历史使命:让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估价,应当在它的演进和连续发展中去观察和寻找。换句话说,就是要去看这一事件最终结出了什么样的历史果实。

70年后重看“五四”,我们不仅应当根据当时的先驱曾提出过什么任务,还应当问,在由“五四”所带动的一系列后继的发展中,中国实际解决了哪些问题;没能解决哪些问题;又引发和遇到了哪些问题。

宏观地回顾一下,大体上我们可以给出如下一个清单:

“五四”提出了反帝救亡的任务。极为耐人寻味的是,“五四”运动直接面对的外部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民族救亡以及反日斗争,通过“五四”以后30年的历史性奋斗,都得到了完成。然而历史表明,没有经济上的现代化,民族的政治独立就得不到强固持久的支撑和保证。一方面,这种经济独立不能通过闭关锁国实现。但另一方面,它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恩赐或依靠乞求化缘而获得。

1949年以后,历史给了中国人4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错过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机会。我们一度实行了新形态的文化锁国、政治锁国,却远没有实现经济现代化。事实上,如果中国不能彻底地摆脱经济上的落后地位,将会再度面临着主体民族意识丧失、沦落为世界经济强国附属国的潜在危机。

“五四”提出了社会革命、改造社会制度的任务。1949年,新中国建立,同时标志着一种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可以说实现了这个任务。

“五四”提出了批孔、反儒、摧毁封建旧文化的任务。这一任务在后来得到了相当彻底的实现。如果以今天的中国,与东方那些曾共同接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民族和地区相比(如日本、朝鲜、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可以说我们已比任何人更远离这一传统。“礼失而求诸野”。如果说,我们在现代日本、朝鲜的许多衣冠、礼仪和民俗中,事实上仍可以深刻地依稀辨识出儒文化的古风,那么,恰恰在中国现代的表层文化中,却更彻底地否弃了我们的许多传统。但究竟孰得孰失,这个问题却似乎还有待从头商量。

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尽管困难重重,曲折不断,但仍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历史走向。它由文艺解冻、思想启蒙发动,其后转人经济改革;由早期的政策转变深化为体制改造,同时由经济渗入政治,扩及于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五四”以后迄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始终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就是过于重视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因素和技术因素,却往往忽视了现代化进程中关于人的重新塑造的问题。

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人的解放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实质首先是将人从中世纪那种封建依附制度和等级身分制度中解放出来,使知识分子能够自由思想,平民能够自由创造,从而使人的聪明才智和主动精神得到充分发挥的过程。

在现代社会中,科技的新发明、艺术和学术的新进展、经济的新进步,呈现出自动发展、不断加速和增殖的趋势。其运动的一般形式是:客观存在或潜在的社会需求,被个别人主动发现,从而转化为他的个人目标(因此现代人的特征之一是雄心勃勃,胸怀壮志)。个人积极有效地利用社会提供的手段(社会为实现边际效益趋大化,也乐于鼓励人们努力利用这些手段,同时不断改善和开发有助于解放人的创造力的各种社会条件),通过个人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做出发明、发现和改进,逐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问题。因此,一般来说,现代社会能够从其成员自身,获得无限发展的积极动力和活力。在文艺复兴以后,我们在西方社会中明显地看到,首先在知识分子中,同时也在社会几乎所有阶层中,个人创造力和主动性获得了无比的增强。

这种保证个别社会成员享有施展创造性机会的社会文化制度,是许多国家现代化成功的主要秘密之一,也是至今被我们在追求现代化时所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实际上,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应当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最充分的可能。然而,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只有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才能获得真正充分的实现。因为人的解放程度与文明的发展水平毕竟是成正比例的。

形成对照的是改革前的中国社会。社会各项事业的原动力并不是来自人民自身,而往往是必须依赖领导、官员所动员和推动,人民似乎只能是被动的(人们称之为“运动群众”),是只能等待命令,“令行禁止”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像中国 这样伟大的民族,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的种族素贡,可以媲美于世界上任何最优秀 的民族和文化而毫无愧色(试问:像产生过屈原、孔子、庄周、刘彻、司马迁、孔 明、李白、孙中山、毛泽东,这样人物的民族和文化,还能不称为优秀的民族和文化么),但是其现代发展水平却惊人地迟滞。

我认为,原因就在于,作为个体的首创性,由于社会存在一系列非现代性、束缚人的主动创造性的制度.因而被扼杀、被窒息、被困死了。直到今日,无庸讳言,中国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仍然缺乏一个有利于精英文化发展的环境。在中国一切浪费中,最大和最令人痛心的浪费是人的浪费,是人才和精英的浪费。无数英才或者由于得不到适宜的教育、培育,或者是崭露头角后得不到发展的充分机会.而被困锁、扼制在襁褓和摇篮中。这个问题在改革正在由政策层面,日益深化到制度层面的今天,已有必要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改革应当从以往过于偏重物质方面的因素,转移到更加重视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因素。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创造一种有利于发挥社会中个人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社会环境。我们应当致力于革除那些抑制、挫伤人的发明创造力和主动性的不良制度。

有历史感的人会看出,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其五千年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而伟大的发展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和文化走向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从经济、政治到社会形态,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反省和批评的时代,但也是一个交织着希望与困惑的时代。

如果我们把15—18世纪的400年间,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启蒙与浪漫主义思潮、科学与实用技术的兴起和产业革命、政治民主化和理性化等改变近代世界面貌的历史运动,综合而浓缩在50—100年内发生,那么我们也许将可以真正深刻地理解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所正在发生、以及将会继续发生的事情。只是在欧洲,这五个时代在不同的国度中发起,交嬗演变经历了五六百年。而在东方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却两次(1919,五四运动; 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从中心城市北京发起,在东部和南部的上海、广州得到回应,然后扩及于全国。但是,起步始终是艰难的,发展也一直是不平衡的。由于人口、经济、国际环境和内部社会及文化危机感的巨大压力,这一过程虽然几度中断,却不断地在新的历史水平上重新振奋。思想与文化革新的成果,正在日益深刻地催化着中国社会走出传统向现代文明转变。

以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为枢纽,12年的时间里,中国迅速地、早熟地跨越了本来也许需要几百年的一系列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在早熟的同时又表现出严重的幼稚,表现出思想文化准备的严重薄弱和不足。

回顾中国自“五四”以后现代化运动不断经历挫折的历史,有一个经验是值得这一代人认真记取的。这就是,根据欧美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中国自身的失败经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恰恰不是经济首先走在前面,而是思想、文化和社会环境的转变,应当走在经济发展的前面。前者是后者的条件,而后者却是前者的果实。

对于14、 15世纪的文艺复兴,对于 16世纪的宗教改革、 17世纪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的兴起,及其催化下发生的自然科学发明、启蒙运动、社会科学建立等等,——对它们在近代西方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从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环境、社会制度等方面给予的作用,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

然而一百年来的中国却恰恰缺乏这样一个思想文化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变过程。“五四”以后的70年中,中国破的多,立的少。变故多,安定少。“革命”多,建设少。经济、政治、文化都缺少稳健连续持久的发展。不仅如此,在文化的许多方面甚至发生了惊人的倒退!其结果是,今天我们似乎再度回到了“五四”的起跑点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里有复杂深刻的一系列历史原因。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由于受到斯大林模式的“左”’倾思潮的影响,50年代不仅在经济上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而且在政治上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在文革中,意识形态演变为个人迷信、偶像崇拜,甚至以类似宗教裁判所的方式扼杀人的自由思想。在文革期间,以最粗野、具有反文明特征的痞子意识,作为社会所崇尚的精英意识,甚至以之作为价值标准来批判知识精英的理性意识。“四人帮”搞的神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专制主义、僧侣式的禁欲主义、阿Q式的痞子观念,这几者在文化革命的10年中,结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反文明思潮。

应当注意,这种反文明思潮,在文革结束后,又催化出了中国思想界流行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反价值、反理性、反文明的虚无主义思潮(剧烈动乱后的社会,使新的健康文化难以得到良好的生存机会和发展环境)。必须看到,这种种畸形文化心态在新的形式下有时以某种“现代派”的形式呈现,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健康发展依然具有破坏性作用。

中国极有可能在未来50年内获得自己的文化复兴。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重新找到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所谓“国魂”。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对于中华民族和本体文化——确信它可以从自身的转化中过渡为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文明的充分自尊与自信。

另一方面,所谓复兴当然并非意味着复古。正如近代文艺复兴所启示于我们的那样,复兴本身就应当意味着革新。但是,我们倡导革新,却决不能再倡导任何具有激进、非理性特征的“文化革命”。文化更新首先意味着建设、创造,在文化基础积累上的持续发展。因此我反对借“骂4000年历史来批现代40年”的怯懦语言游戏。我们应当反对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我们也不同意“不破不立”。在文化上,立的价值高于破。与其只说一种文化怎样不好,莫如探索怎样才能使之转变为好。今天,中国人有必要回溯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需要立足于传统的深厚根基上,寻求向现代化作创造性转化的契机和条件。

这里我们应当注意,西方走向 现代化的开端,是以希腊罗马古代文明的复兴为旗帜的,这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在今天,我们同时必须重建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 我们 必须重新估计我们文明价值, 塑造我们民族新的灵魂。

这种塑造,同时也应当意味着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重新阐释。要在这种阐释中重建现代中国人对于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尊严感和自信心。

在今天,我们的确应当倡导新的科学精神。但是我们要注意,近代科学,当其作为中世纪神学与玄学(形而上学)的直接对立物诞生的时候,就具有一种崇尚实学、实证和实效,反对大而无当的哲学空谈的特征。近年来的学术界,却有一股崇尚玄谈的风气。有那么多的朋友喜欢信口侈谈中国文化的长长短短,但实际上,在微观方面,每个研究者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对于中国文化在其漫长历史中所曾呈现的丰富多彩的复杂形态,究竟有多少真正切实了解和认识?我主张,与其空谈文化的形而上学,不如切实深入地开展一些有实效的微观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思维方法上需要补反对玄学即形而上学的一课。在学术上,需要由空谈义理而言不及义的“宋学”风气,转为崇尚“朴学”的实事求是作风。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要走出中世纪。必须勇敢地面对事实和真理(正是在这里,实践与真理标准的讨论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不是问上级领导需要什么,而是问真理是什么。“中国今天极需要不唯上、不唯书”的求实精神。

总之,摒弃玄言,破除迷信,崇尚理性和实证的方法,致力于有实效的理论研究,才是现代科学精神的真谛所在,也是中国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认为,近代史上发生的“现代化”不是一次单纯的“资产阶级运动”,它实际也是知识精英发动的一次文化转变运动。在这历史运动中,知识分子承担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

世界历史表明,各国现代化运动(“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也如此),往往起源于文化运动,而其基础则是经济政治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现代观念而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现代文明。同样,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也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在社会安定和思想文化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前提下,我们将有理由期待中国文化在下一世纪得到全面的振兴。我们有理由期待将会迎来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天才世纪”。

(摘要刊于1989年3月《人民日报》,全文刊于《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七十周年学术讨论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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