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牺牲的最高级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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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警卫员商量后决定,一个人掩护、一个人背着夏曦同志泅水过河。(夏曦同志不会游泳)后因警卫员失足跌倒,导致夏曦同志溺水身亡,警卫员也被淹死。另一位警卫员游泳过河后回来报告了情况。


本文摘自《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作者:袁福生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原题为: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


作者小传:袁福生(1916—1993)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三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军区补充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六军团保卫局内勤检查员、侦察组长,红六军团直属队特派员,补充团特派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独立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锄奸股股长,三五九旅政治部锄奸科副科长、科长兼军法处副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三九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第四十七军干部部部长,志愿军司令部军法处副处长,武汉军区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后勤部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夏曦同志到过苏联、吃过洋面包,他是共产党六大的中央委员。一九三二年他被党中央派到洪湖和湘鄂西苏区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红六军团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后,在永顺十万坪(龙家寨)打败了国民党匪军陈渠珍、皮得培、扬其昌三个师,取得了伟大得胜利。在原湘鄂西苏区的基础上,建立了湘鄂川黔苏区。


三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四川西阳——南腰界,任弼时等同志对夏曦同志在洪湖苏区时的错误提出了批评。那次只是批评的开始,主要还是十一月份在大庸丁家溶和永顺塔卧的两次会议上,对夏曦同志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夏曦同志的主要错误是坚决执行了王明路线、特别是其肃反路线。他听信坏人谗言,错杀了不少很好的革命同志;另外,在组织路线上他取消了红军的党团组织,结果使苏区和部队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塔卧会议后,夏曦同志被分配做了一个时期的地方工作,在塔卧区苏维埃任主席。后来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对夏曦同志不要一棍子打死。于是,夏曦同志又当了湘鄂川黔苏维埃主席。


一九三五年部队就要进行长征时(部队从湘鄂川黔根据地长征时间:是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夏曦同志来到我们红六军团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在当主任时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对自己要求严格、以身作则、说到做到。对同志们要求也很严格,他早晨比其他同志都起得早,有的同志早晨睡懒觉不起床,他就亲自去揭被子、督促他们起床。他对工作有布置也有检查,在行军中他经常深入到基层干部和战士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还关心同志们的生活和进步,我们与他接触都感到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因此,政治部和下面的同志对他都十分尊敬。那时,夏曦同志还有个特点,常常喜欢在出太阳、部队休息时脱下衣服,让科长和干事帮他捉虱子,政治部的同志也愿意帮他捉,可以一边捉虱子一边谈工作。总之,他和下级的关系甚为亲密。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我们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在大定县的将军山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大量敌人。随后攻克毕节县城,使蒋介石和驻贵阳的王家烈心惊胆战,不敢轻易向我军进攻,因此,我们部队在毕节等地得到了十余天的休整机会。在休整期间,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当地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


有一次我们在城里打土豪时将一家姓周的打了,没想到从他家搜出许多进步书籍,当时我们将此事报告了军团政治部。后来才知道他叫周素园——是清朝末期的秀才,担任过北洋政府的秘书长,是个开明绅士。他很同情红军、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因为他同云南军阀龙云和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都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利用他做国民党国防部队和土匪的工作。那时,有几股土匪及地方保安部队向我们投降归顺了,这部分人共计有千余人,我们把这只武装力量成立了抗日救国军——周素园任司令,下面编制为两个大队,大队长都是由土匪头目担任,而负责政治工作的则是由红军派人担任。一大队由军团政治部破坏科长李兴清(外号叫金牙齿)负责;二大队由廖明同志负责。但没想到的是一大队是伪降,目的是企图骗取我们发给他们的武器、弹药及被服后,仍然拉队伍占山为匪。这股土匪的大队长叫席大明,驻守在离毕节县城十几里外的野山坡上。


一天夏曦同志带两个警卫员到这些绿林部队做归顺工作,先是到二大队并在二大队吃了早饭,然后再去一大队。席大明获悉夏主任到二大队后要到他们大队来的消息,事先布置下埋伏、并在河边渡口上摆了一只小船。夏主任和警卫员来到河边,见有条小船、便乘船过了河,过河后他们顺着大路往山沟里走,没走多远这股土匪就从两面山上向夏曦同志开了枪。听到枪声夏主任立即带领两个警卫员顺着原路往回返,来到河边时发现渡船不见了。(原来是这股土匪设下的圈套,事先放只小船引夏曦同志过河,而后将渡船弄走)这时枪声大作,山上土匪追来、前面河水挡路!——怎么办?两个警卫员商量后决定,一个人掩护、一个人背着夏曦同志泅水过河。(夏曦同志不会游泳)后因警卫员失足跌倒,导致夏曦同志溺水身亡,警卫员也被淹死。另一位警卫员游泳过河后回来报告了情况。


军团保卫局得此不幸消息后迅速派了二十多个同志(我也是其中一个)赶到河边,这时土匪已经逃走。我们在河里找到了夏曦同志和警卫员的尸体。夏曦同志的尸体被同志们抬着随部队走了两天,才安葬在贵州和云南交界的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夏曦同志牺牲后,我们许多指战员都哭了。(写于1979年3月30日 1980年12月7日修改)


备注:遵义会议后,中央于1935年3月31日的电报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夏曦在受到批评之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后到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根据中央电报指示,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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