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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去西柏坡的邓宝珊回忆说:“去西柏坡前后,傅作义判若两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由此,我联想到2月3日北平入城式那一天。我拍到了在正阳门城楼上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傅方代表周北峰和郭宗汾,却始终没见到傅作义的影子。


是解放军没有容人的雅量不愿邀请他,还是他不愿意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抑或他这个败军之将不愿欢迎曾为敌人的胜利之师?也许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他正好避免了本不应有的尴尬。


那么,这一天傅作义置身于何处,才能听不见欢庆的锣鼓和喜庆的呐喊!


据说,他闷坐于北平西苑的一处重兵驻地。


他会想些什么?他的心灵经受怎样残酷的折磨?


即使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关于傅作义在这一天的任何记录。他的这一天丝毫不比抉择和平轻松,除非他是一位铁石心肠的纯粹军人,而从他选择和平来看他又绝对不是这种人。所以,有理由质疑他的痛苦。尽管这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解开的谜题,因为傅作义的日记“已在北平解放时全部付之一炬了”。但这个在战火硝烟中出生入死,且出入不同阵营的军人,不可能不留有透露心灵秘密的蛛丝马迹。


有几个时间点可以给出印证。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在中南海宣布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而这一天正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日子。大有共进退的意思,仅用巧合无法解释。因为同样是在这一天,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徐永昌来到北平,再次争取傅作义。


蒋为什么派徐永昌?徐永昌与傅作义早年曾同为阎锡山部的“四大军长”(另两人为商震与杨爱源),二人私谊甚深。徐永昌出任国防部长的时间是在1948年12月22日,正在传出傅作义要出城和谈信息之后。徐虽出任国防部之下的军令部长,但实在算不上实力人物。对此,1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判断“蒋介石以徐永昌为国防部长,鼓励傅阎对我抵抗”。此判断称得上是一针见血,蒋介石的心机被对手摸得一清二楚。


而徐永昌1949年1月21日的日记更证实了这个判断。徐的日记记载:“早蒋先生电召,属去平一行。”“传达蒋先生之意旨:(一)谋和希望与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南来。(三)大量运出精锐部队。且云如能给时间有限度运出军队,可和平交出北平。”


看起来,蒋介石并不反对傅作义和平交出北平,但条件是运出精锐部队,以利再战。


对于蒋的三点意见,傅虚与应付,且未披露业已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只是说和谈已经开始,还未有结果。


徐最感兴趣的是,傅坚持“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


徐回南京后,蒋已下台离开南京。因此,徐永昌于1月22日,专函报蒋说,傅作义之所以要和平为主要目的,是因为:“在一时保留部队愈多,拖住对方之监视部队愈众,其所以虚与委蛇者,亦即在此。”


这就不难理解傅作义抢先发布和平协议的目的,在于力求掌握主动,造成和谈由他主导的印象。傅作义表示,和平之举的动因在于:“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且仅公布了与民众生产、生活以及文物、外侨等有关的条文。最关键的整编部队条款,傅竟只字没提。傅最初的意见是原封不动并入解放军,但未被中共接受。同时,中共也没有向傅作义透露“集中受训,分散合编”的原则。双方对改编取得一致,但对于改编的原则实际上是各唱各的调。这也导致了傅部出城改编中出现了不愉快的杂音。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曾向叶剑英、彭真反映说:“李文原已被说通不走,后因第九十四军出城受到讽刺,官兵愤激,他向傅作义哭诉,同石觉、郑挺锋等先后飞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