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国民党师长血战许昌殉国 后被史书抹杀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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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发生于1944年的许昌抗日保卫战,是豫中会战中中国军队仅有的几处英勇抵抗之一。这次战斗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血荐轩辕、马革裹尸的崇高英雄气概。当许昌失守后,负责指挥这次战斗的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也实现了他“誓与许昌共存亡”的豪言。然而20世纪80年代有人编写《国民党抗日殉国将领》一书时,对吕公良师长一字未提,后来笔者发现还有一些史书在介绍国民党抗日殉国将领时也没有收录吕公良。迄今,国内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下册第42页仍留有“日军轻取许昌”的字

发生于1944年的许昌抗日保卫战,是豫中会战中中国军队仅有的几处英勇抵抗之一。这次战斗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血荐轩辕、马革裹尸的崇高英雄气概。当许昌失守后,负责指挥这次战斗的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也实现了他“誓与许昌共存亡”的豪言。然而20世纪80年代有人编写《国民党抗日殉国将领》一书时,对吕公良师长一字未提,后来笔者发现还有一些史书在介绍国民党抗日殉国将领时也没有收录吕公良。迄今,国内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下册第42页仍留有“日军轻取许昌”的字样。怀着对烈士的崇敬和对历史负责的情怀,笔者搜集整理了下面的文字。



吕公良,原名吕周,1903年出生于浙江省开化县华埠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以开榨油作坊为生。


吕公良自幼聪颖好学,平时喜爱去茶馆听说书,岳飞抗击金兵、文天祥狱中作《正气歌》、史可法不受利诱守孤城等情节都深深地感动了他。吕公良还练就了一手遒劲端庄的好字,左邻右舍逢年过节家家的对联多为他所写所作。1923年,吕公良考入衢县第八中学师范部读书,他追求进步,经常以革命思想为主题为同学们题词,却导致了学校以思想激进、鼓动革命为由开除了他的学籍。1926年,他目睹国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后,不顾家庭的阻挠,毅然投笔从戎。他常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能眷恋小家庭,终身关在小山村里。“是年8月,他只身跑到广东,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在上学时,因崇拜孙中山先生,故以其题词“天下为公”而改名吕公良。


1928年,吕公良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分配到第八十九师任见习排长。吕公良古文功底扎实,又写得一手好字,加之踏实能干,办事认真,深受上级嚣重,在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同学中,他是提升最快者之一。



吕公良常言,“养兵是为了卫国,练兵是为了御敌。”1936年11月,时任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参谋处长的吕公良随部队参加了绥远抗战。1937年8月,第八十九师作为第十三军的先头部队开赴南口,与沿平绥铁路西犯的日军坂垣师团血战20余天,毙敌甚众。8月2日,吕公良随师部人员乘火车先抵张家口下花园车站,9架敌机突飞上空,先将车站东西桥梁炸毁,之后轮番轰炸,并以机枪扫射。顿时爆炸声、机枪声、房屋倒塌声、伤者哭号声响成一片,约半小时后始转沉寂,烟幕亦渐稀薄;师长、参谋长转视吕公良,见车厢门尚紧闭,启视之,正与参谋数人交谈如常。


同年10月中旬,汤恩伯的第十三军与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组成第二十军团,汤恩伯任军团长。10月16日,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南省主席商震的指挥列车被日军围困于河北磁县马头镇。王仲廉、吕公良(时已升任第八十九师参谋长)亲率第八十九师前往解救,激战两个小时,将敌军击退,掩护商震安全抵达安阳。11月,第八十九师在晋中地区转隶第八十五军指挥。

1938年春,吕公良随部队参加了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役中也战功卓著。徐州会战以后,部队到湖南省平江县整训。整训期间,吕公良积极营救了孔昭霖、周之挺二位中共地下党员。孔、周二人系吕公良在衢县第八中学时的同窗好友,孔昭霖毕业后在华埠小学任教,他思想进步、为人正派,并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后来孔昭霖以“共党嫌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吕公良得知孔被捕后便多方奔走营救,将其保释出狱。孔出狱后,吕公良又让在第八十九师参谋处任上尉附员的孙浩亲自到杭州,把孔昭霖、周之挺接到所部予以安排。后来孔昭霖去了河南大学,周之挺也离开了部队。


1938年秋,吕公良回家乡探亲,正值华埠镇抗日后援会在华埠修建的“七七纪念亭”落成,他应邀为该亭题了两副楹联:“国耻恨重重,拼焦土飞烟不辞一死;亭名思七七,问银河洗甲更待何年。”“风景不殊,漫话临安往事;国仇未报,记取勾践当年。”并题写了“抗敌阵亡将士纪念碑”碑名。


平江整训以后,第八十九师奉命开赴豫东鄂北地区整编待命。一天拂晓,部队还未到达宿营地,天空出现日军飞机群尾追而至,俯冲轰炸,部队顿时人马惊慌。吕公良不顾个人安危,策马奔驰在部队前前后后,命令官兵就地隐蔽疏散。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吕公良巍然挺立,无所畏惧,使官兵大为赞叹。在舞阳前线,第八十九师指挥部被日军包围,救援部队被隔断进不来,情况非常危急。凌晨1时左右,他和师长舒荣商量,决定集合身边警卫、文职人员,人人挂两颗手榴弹准备与敌拼命,并在师指挥所院内找到一口水井,万一到弹尽援绝的最后关头投井自戕,以保持军人的尊严。3时左右,一个联络参谋带了约一个连的人马冲进敌骑兵群,解了师部之围。然而吕公良那种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气慨,深深感动了下级。


1939年秋,吕公良升任第十三军参谋长。1940年以后,吕公良先后任第三十一集团军高参,华中抗日总队第5纵队司令及安徽界首、河南周口地区的警备司令。当时周口是后方通向敌占区的咽喉要道,每天过往的人很多,其中混有日伪特务和毒品贩子。吕公良每天都要去部队驻地和哨卡巡查,军法处审问每一个被捕的罪犯时,他都要亲自听审。对于查获的毒品,吕公良都要当众予以销毁。在周口,吕公良还为当地群众修建了一个文化娱乐场所和一个大礼堂,并亲自为大礼堂题写了堂名。他在界首、周口两地的为人处世深受当地军民的好评。


1942年底,吕公良奉命以周口警卫团与其他一些部队合并,组建了新编第二十九师,并担任师长。1943年夏,二十九师开赴新郑整训。整训完毕,遂奉命担任中牟一带的黄河河防。同年11月,新二十九师归属第二十八集团军暂编第十五军建制。



1943年,河南大旱成灾,夏季麦子歉收,因饥饿而死者甚多。吕公良师长召集全师官兵大会,提出每个官兵每天节粮一两,捐给灾民弥补灾荒;秋季又遭蝗虫之灾,群众相信迷信,焚香求助于天。吕公良动员官兵,一方面宣传破除迷信,一方面配合当地群众,扑打蝗虫,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


吕公良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对部下要求十分严格。一次,师部中校参谋孙浩写了几份人员升迁的命令,把副团长的“副”写成了“付”,“爲”(为的繁体字)的下面少了一点。他便把孙浩叫去训斥道:“你今天‘付’一个团长,明天能给我再‘收’一个团长吗?‘爲’字下面写成了三点,摆得平吗?作为一个军人,执行公务必须准确细致。如果下达作战命令,一字之差就会贻误战机,是要杀头的,千万粗心大意不得。”


吕公良治军严明,主张官兵同甘共苦。他规定营以下军官不准设小灶,与战士共同生活。在军需困难的情况下,官兵一律穿草鞋。多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养成了注重军容军纪的好习惯。大热天上衣扣总是扣得整整齐齐,寒冬腊月也从不把手伸进裤袋中取暖。他常说军风军纪不好的部队是打不好仗的。夏季他身先士卒,率部摸爬滚打,苦练三伏。在日常工作事务中,军训计划的拟订、作战命令的起草下达,他都要亲自过问修改。


1986年,吕公良之子吕行健、吕行素兄弟拜访曾与吕公良共事10余年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廖运周将军。廖运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廖运周将军说:“汤恩伯是怀疑我且不信任我的,每次晋见时我都有意请公良先生陪同,我心中才踏实一些。我的共产党员身份只有你父亲知道,但我信任他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决不会出卖我。”他还为吕氏兄弟题词:“吕公良革命烈士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44年初,日军集结重兵于黄河北岸,并抢修郑州黄河铁桥,频繁派飞机侦察黄河南岸地区。据此,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判断“敌必将大举渡犯,妄期打通平汉线”。3月,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通令所属各部队加强战备,并详细侦察敌情。3月下旬,第一战区奉蒋介石手令,派新编第二十九师固守许昌城。


部队进驻许昌后,全体官兵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备战中。吕公良更是昼夜繁忙,很少休息,有时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新二十九师组建时间短,战斗经验少,为应对对日作战,吕公良先对官兵们进行了整训。他要求官兵必须做到“三好”(头脑好,人人一心为国;身体好,上战场能打能拼;武器保养好,打起仗来不出故障),部队战斗力有所增强。


为了唤起民众的热情,吕公良以许昌城防司令的名义,召集地方主要官员参加联防会议,共商抗日大计。4月24日,吕公良召开了许昌各界人士参加的军民誓师大会。他慷慨激昂地说:“守土抗战,保家卫国,人人有责。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念,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会后,吕公良处决了3个汉奸,以示抗日决心。

此时,吕公良夫人方莲君带着儿女来到许昌。吕公良忙于备战,只派副官接待。次日清晨,方莲君离开许昌时,吕公良才与妻儿匆匆见了一面。他对嘱咐妻子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这次要誓死保卫许昌,可能与许昌共存亡,如果我牺牲了,也是尽到了军人的天职,也是全家的光荣,人民会尊重你们,国家也会抚恤你们。要好好教育子女,接过我未完成的任务。”一同送行的孙浩感慨地说:“许昌是座历史名城,曹操曾在这里称雄于世。师座治军之严,严于律己,真像曹操当年割发代首那样。”吕公良答道:“大敌当前的指挥官,应该以身作则。试想,全师数千官兵谁没有妻子儿女,若此时我率先同家人团聚,守卫许昌的官兵该如何想,如何办?上下不同心,御敌就无力。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抗击日寇,相信他们会谅解的。”晚上,吕公良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你这次到许昌短短的两天,走后真使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战事稳定下来,敌人打走后,再接你到前方来,痛快地住几天”,“我已充分准备,打仗是军人的本分,希望他来一拼,恐怕此信到时,我已在与敌人拼命了……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



1944年4月18日,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先后在中牟县境内强渡黄河,突破中国军队暂编第二十七师阵地,豫中会战开始。4月23日,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认为平汉铁路以西的警备力量已有很大加强,因而决定沿铁路继续南下,攻占许昌。


同日下午5时许,日军第三十七师团二二六联队二大队配属无线电分队进攻长葛和尚桥,守军新编第二十九师八十六团等部奋起抵抗。双方激战至第二天凌晨2时,中国军队被迫撤退,团长姚俊明重伤失踪。


4月26日,日军内山司令官向其所属部队下达了进攻许昌的命令。29日,许昌周围的日军增至万余人,战车、装甲车、汽车150余辆,并完成了对许昌城的全面包围。30日晨6时,日军第三十七师团长长野佑一郎中将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断定中国军队要固守许昌城,便立即命令部队向许昌发起进攻,许昌城抗日保卫战打响。在城北俎庄,第八十五团一连官兵沉着应战,打退日军数次进攻,由于屡攻不下,日军便使用毒气配合作战。在城南思故台,在此守卫的一连官兵凭借工事居高临下,给来犯日军以迎头痛击。由于守军的坚决抵抗,日军频繁派飞机进行轰炸,还将一个山炮中队推到距思故台600米的地方瞄准射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烟尘弥漫,南关阵地守军伤亡惨重,但他们依然寸土不让。城东罗庄的守军与日军遭遇,即展开激烈的射击和掷手榴弹的战斗。连长吴超一手掂枪,一手提刀,同敌人厮杀得难解难分。班长王全义腹部中弹,肠子流出,他用手捂住伤口仍坚持战斗,直到牺牲。


城外的战斗使日军感到,许昌不是一举可以荡平的,新二十九师也不是一触即溃的。后来日本官方的战史中,多次提到中国军队坚守许昌“抵抗异常顽强,毫无撤退迹象”和日军“行动颇为迟缓,伤亡陆续增加”。一支刚成立不久的部队能给数倍于我的日军以重创,这与师长吕公良平时严格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战至下午,城外四关陆续被日军攻占。下午4时,日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西门和南门,吕公良亲自坐镇南门指挥,挫败日军6次冲锋,双方伤亡惨重。不久,日军第五航空军第二飞行团第四十四战队的几架轰炸机、战车第三师团栗栖支队陆续投入战斗。傍晚7时以后,日军坦克先后攻入西门和南门,步兵也随后冲进城内,吕公良率部展开激烈的巷战。



经过一天的战斗,新编第二十九师官兵伤亡惨重。晚上10时,在报请上级批准同意后,吕公良宣布部队分两路突围,指定集合地点为郾城黑龙潭。


突围前,吕公良为了保持守城官兵的名节,含泪焚烧了师旗。当时吕公良身着整齐的黄呢将军服,在部队中十分显眼,部下苦劝他更换便衣,设法逃出,但吕公良凛然正色道:“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虽死犹荣,岂能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


从东门突围的一路,由第八十五团余部在前,该团4连协同师警卫排保护吕师长居中,第八十七团余部断后。在突围中,部队陷入了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的封锁线,日军出动大批步兵、骑兵、炮兵等包围突围部队。双方当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喊杀声如山崩地裂,震撼着周围的村庄,副师长黄永淮、第八十五团团长杨尚武、第八十七团团长李培芹先后英勇牺牲。


吕公良显眼的着装,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他们疯狂地对吕公良进行攻击,吕公良连中数弹,流血不止,倒在麦地中。吕公良把两个警卫员叫到身边说:“我不行了,你俩走!我们三个不能都死在这里,活着出去也有个报仇送信的人,快走!”连催几遍,两位警卫员含泪离开了师长。


5月1日中午,吕公良被附近一位村民发现,悄悄找人将吕公良抬回村里隐藏起来。这时吕公良已奄奄一息,由于伤势过重,缺医少药,第二天,被日军视为中国军队“抗战派的中坚干部”的吕公良停止了呼吸,年仅41岁。


日军内山英太郎中将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5月1日许昌城内的扫荡于上午结束。今晨攻占东北角后,由该处出逃的部分部队,6时20许在于庄附近被工兵第二十七联队小野部队围歼。由缴获名片中,得悉该部为包括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中将在内的司令部。因战时匆忙,未能郑重掩埋敌将遗体,并竖立标志,身为武士,不胜惭愧。”


1944年10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已故师长吕公良为陆军少将军衔。1946年,吕公良的妻子方莲君携儿女将将军忠骨迁至浙江杭州西湖畔安葬,当时沿途群众夹道迎送,许多村庄都设供桌祭奠。


1988年,经国民党起义将领刘昌义提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澜涛、杨静仁批示,4月5日清明节,吕公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2004年4月1日,值烈士殉国60周年之际,其家乡浙江省开化县修建了一座吕公良革命烈士陵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诚如吕公良将军之子吕行素先生所言:“父亲所处的时代是我们国家最动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最剧烈的年代,他从一名教师转而投笔从戎,到当上了高级将领,最后英勇牺牲在战场上。应该说他是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一个代表,也是5000年中国文化积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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