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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又是一阵沉静,人们面面相觑。此时此地,无声胜有声。王登云觉得十分尴尬,夹起皮包,溜之大吉。

停办军校,筹备处散伙,像一阵旋风在广州和黄埔岛的上空刮起来,一时弄得人心惶惶。邓演达、叶剑英等人摸不清底细,经过商量,觉得此事颇有蹊跷,决定去请示廖仲恺。

邓演达、叶剑英匆匆来到大本营拜见廖仲恺。不料廖已到香山开会去了。他俩只好回来说服大家,稳住情绪,坚持把筹办开学的工作做下去。

廖仲恺从香山县回来以后,见过孙中山,立即到筹备处来安定人心,主持办校大计。叶剑英等问廖仲恺,怎么办?他坚定地回答:“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

由于王柏龄三心二意,若即若离,筹备处有关教授方面的事务多半落在叶剑英的肩上。从制订教授计划方案、招聘教员、招考学生、编写教材,到置办教具,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操办。许多重大问题还要同王柏龄、邓演达等商量,请示廖仲恺才能得到解决。

经过一段艰苦的曲折的奋战历程,黄埔军校于5月5日终于开课了。孙中山亲自兼任学校总理,确定办校宗旨是“创建革命军”,以“亲爱精神”为校训,倡导“团结、奋斗、牺牲”三大精神。他强调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在军校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委员。5月9日,他特别任命廖仲恺为校国民党代表,执行党代表的职权,凡军校的一切命令公文必须由党代表签署交由校长执行,否则无效。

开学初期,教授部管的范围很宽。关于这一点,王柏龄回忆说:“教授部,差不多做了主体,一切计划,一切行事由它推动,不但在教育上负了全责,学校全盘的行政、人事、创作,都不能御责不问,并且对内对外,还要参赞计划蒋先生兼任长洲要塞司令。教授部又成了要塞司令部的幕僚,而学校的责任是教育军官人才。因此,教授部有时是军法总监,有时是陆军总命令部,有时是宪兵命令部,使得我们时而是教官,时而是执法官,时而是防御指挥官,时而是要塞指挥官,时而是宪兵司令,时而是乡长,是工头。”

当时,担任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把全副精力都用在教授业务方面。他一心按照孙中山、廖仲恺确定的办校方针办事,献身于教育事业。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凡是接触过叶剑英的人,无不称赞他在教授工作方面所付出的劳动和取得的成绩。当年在黄埔军校就读的第一期生,曾当过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军长的韩浚先生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唏嘘。他说:“那时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抛头露面的多,踏踏实实管教学的还是叶剑英。这方面实际由他负责,由他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