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骇:蒋介石给广西留下50万政治土匪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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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49年10月1日,刚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泽东主席,随即向林彪、叶剑英、陈赓、张云逸、李天佑等解放军将帅发出一次又一次严厉的电令,限期平息广西匪患。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正规作战部队两个兵团、4个军、17个师又1个团,其中10个师为主力师,加上地方部队和数十万武装民兵,开展了历时3年的广西剿匪作战行动。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的剿匪战报,3年剿匪作战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51.2917万人(1949年12月至1952年12月)。   这个数字,实在令人

1949年10月1日,刚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毛泽东主席,随即向林彪、叶剑英、陈赓、张云逸、李天佑等解放军将帅发出一次又一次严厉的电令,限期平息广西匪患。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动正规作战部队两个兵团、4个军、17个师又1个团,其中10个师为主力师,加上地方部队和数十万武装民兵,开展了历时3年的广西剿匪作战行动。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的剿匪战报,3年剿匪作战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51.2917万人(1949年12月至1952年12月)。

这个数字,实在令人惊骇!广西剿匪作战时间之长,相当于全国解放战争的时间,消灭的土匪,则相当于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歼灭的国民党军队的总数。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又经历了一次不同形式的解放战争和相当于淮海战役的大决战?

这个数字,实在令人惊骇!广西土匪之多,多到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根据1948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的公布,全广西人口总数为1463.6337万人,1949年底至1950年初,全广西人口也不过1500万左右,如果按1500万人口这个数字除以50万土匪,则大约每30个广西人中,便有1人当过土匪,如再扣除尚在襁褓中的婴幼儿和老病不能活动者,那么比例数还要高!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1949年12月31日做的《敌土杂武装情况调查》和1950年1—3月份的《匪特综合材料》统计,当时广西境内只有土匪24股共约3550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的土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匪呢?

这50余万土匪又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呢?

既然是乌合之众的土匪,为何能抗拒把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打得丢盔弃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达3年之久?

答案始终被历史的落尘厚厚地封压着。

有关历史著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广西土匪分为三类。

广西匪患相当严重。据解放初期不完全统计,公开活动的土匪就有218股,共计9万多人。主要由3种成分组成:

(一)国民党溃退前夕有计划有组织留下来的正规武装、行政人员和特务。主要有:桂北军政区司令周祖晃,副司令霍冠南所部5000多人,活动于桂北的百寿地区;桂北纵队司令莫敌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桂北的永福地区;桂西军政区司令莫树杰所部2500多人,活动于桂西北的南丹地区;桂东军政区司令甘丽初所部1000多人;桂中军政区司令王景宋所部700多人,活动于平乐、瑶山地区;桂南军政区司令罗活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大容山区;滇桂边区司令张光玮所部2000多人,活动于百色西北地区;“龙州对讯督办”姚槐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中越边境固边、九特一带,以及桂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林秀山,第八专区专员罗绍辉,靖西专员赖慧鹏等部共10000多人在边沿地区活动。上述正规武装共3万多人,是广西土匪的骨干力量。

(二)反动的地主武装。广西的地主阶级是一支真正拥有反动武装力量的封建统治阶级队伍,他们是广西土匪的基础力量。

(三)惯匪(即经济性、职业性的)。惯匪是广西土匪的急先锋。

上述三种土匪,以恶霸地主为社会基础,伪军官为指挥,特务为军师,伪军为骨干,蒋介石集团为后台,是一伙经过训练的政治土匪,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别动队。(引自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剿匪》之《概述》第2—3页。1991年9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上述引文中,读者不难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土匪是一种政治土匪。什么是“政治土匪”呢?即“以恶霸地主为社会基础,伪军官为指挥,特务为军师,伪军为骨干,蒋介石集团为后台,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别动队”。

《辞海》对“土匪”一词的释义是:以抢劫为生、残害人民或者一贯窝藏盗匪、坐地分赃的分子。

“政治土匪”的定义,《辞海》上没有解释。

“政治土匪”的含意,我们必须到历史中去寻找,然而,它被更深更厚的历史落尘掩埋着。

在中国有一句流传悠久的俗语:“胜者王侯败者贼”。“贼”即“匪”。

从陈胜、吴广到黄巢,到李自成,到洪、杨为首的太平天国,再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翻开有关历史,不难找到被执政者称为“贼”、“寇”、“匪”的代名词。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国民党统治者的官书、报纸上,“赤匪”、“共匪”、“朱毛匪”更比比皆是。

蒋介石给他的将军们下的“剿匪”手令不知有多少。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全国成立了“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华中剿总”等等一批专事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剿匪”指挥机构。蒋介石多年来把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污蔑为“土匪”,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污蔑为“匪区”。“政治土匪”一词,蒋介石把它的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比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1965年7月26日上午,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接见了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刚坐定,毛泽东便操着他的湖南口音诙谐幽默地对李宗仁说:“嚇!嚇!德邻先生(李宗仁字德邻),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李宗仁早年在广西剿过土匪,虽然客观上也对人民有利,但主观上是为维护桂系集团的统治。李宗仁也剿过“共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广西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有《广西惩治匪共暂行条例》、《通缉大批共匪名单》、《省保安司令部枪决共匪一批》、《两年来共匪罪行一斑》等等之类“剿匪”消息,真是举不胜举。然而,晚年的李宗仁却毅然回到被蒋介石先生口口声声称为“匪区”的大陆来了。毛泽东诙谐幽默的话语,当然不是要和李宗仁算历史的旧账。正当李宗仁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的时候,陪同李宗仁回大陆、机敏过人的程思远先生忙替李宗仁回答:“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是的,登了彼岸。”在座的彭真副委员长点头跟着说。

毛泽东、李宗仁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政治家的胸怀!

还有一个同样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小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一次世界性的体育大赛中,台湾运动员被某国运动员击败,而中国运动员恰在决赛中和击败台湾运动员的某国运动员争夺冠军。

这天,台湾运动员在看台上观看比赛,当比赛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时,坐在看台上的台湾运动员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拍手呐喊高呼,为中国运动员充当啦啦队,他们呼喊的既不是“中国队加油”,也不是“大陆队加油”,而是:“共匪加油!共匪加油!共匪加油……”

比赛结果,中国队获得冠军。两岸运动员在接触中,大陆运动员问台湾运动员:“既然为我们鼓舞加油,为何称我们为‘共匪’?”台湾运动员先是有点尴尬,随后却大方地回答:“这不怪我们啊,我们从上小学时,教科书上就称大陆为‘匪区’,你们……自然就是‘共匪’了,‘共匪’当冠军,我们高兴啊!”

随即大家爆发了一阵友好的哈哈大笑。

这是运动员的胸怀!

李宗仁先生晚年在美国,不断发表有赞扬当年他称之为“共匪”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的伟大成就。后来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回归仍被台湾当局称为“匪区”的中国大陆;台湾运动员为“共匪”加油,为给中国人争光的大陆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而由衷地高兴。

不论是曾任代总统的李宗仁,还是从教科书上认识“共匪”的台湾运动员,都衷心地希望中国人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都希望中华民族能繁荣富强。

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待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关于“匪”的问题有段精彩的谈话:

尼克松:主席的文章震撼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咱们的共同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说法)。他骂我们是“土匪”。他最近还发表了篇演说。你看了吗?

尼克松: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

周恩来: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

毛泽东: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

尼克松:是的,我知道。

周恩来非常高明地用一句“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告诉尼克松:大陆和台湾的“共匪”与“蒋匪”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不应干涉。

“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一被中国人画定又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怪圈,即将被中国人自己冲破。

然而,真正冲破这个历史怪圈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设计师邓小平。他以雄才大略的襟怀,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从此,在海峡两岸的新闻媒介中,“政治土匪”这个特殊的怪名词,在国共斗争的充满腥风血雨的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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