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皖南事变的另一种反应 ——《大公报》、《申报》有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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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对皖南事变的另一种反应 ——《大公报》、《申报》有关报道评析 [作 者]石建国 [作者简介]石建国,1964年生,甘肃张掖师专讲师 皖南事变,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对国共双方、中国的抗战大局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都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所引起的震荡也是十分剧烈的。对这一事件,史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已进行过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相当宏富。但笔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过去研究皖南事变时,著论者很少重视国内舆论界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对报纸的言论关注不够审慎,造成了在一

对皖南事变的另一种反应

——《大公报》、《申报》有关报道评析

[作 者]石建国

[作者简介]石建国,1964年生,甘肃张掖师专讲师


皖南事变,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对国共双方、中国的抗战大局以及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都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所引起的震荡也是十分剧烈的。对这一事件,史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已进行过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已相当宏富。但笔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过去研究皖南事变时,著论者很少重视国内舆论界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对报纸的言论关注不够审慎,造成了在一些研究成果中出现了事变发生后似乎舆论界都是站在共产党一边,表示同情,并一致谴责国民党的不当认识。报纸是舆论界最重要的载体,其言论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并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倾向,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对报纸对皖南事变的反应进行研究,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笔者因条件所限,仅选择了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公报》和《申报》作为对象,就其在皖南事变前后的有关报道作一回顾和评析,以图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皖南事变及其善后问题上所持的态度。

在皖南事变前,《大公报》和《申报》,对新四军持有不同的态度。

《大公报》是一份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创刊于1902年,总部设在天津。七七事变后,天津陷于日寇之手,《大公报》被迫在天津停版。迁至武汉后,于1937年9月18日开办了汉口版。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大公报》即于同年12月开办了重庆版。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大公报》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民营报纸中,销量最大、社会影响最广泛的报纸,甚为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所喜爱。(注:重庆抗战丛书编篡委员会:《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95年8月,第57页。)

《大公报》最重要的特色是社评。作为该报表现其政治立场的灵魂的社评,在海内外有着极高的知名度。(注:陈纪滢:《论大公报》,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1期。)加之,因遵照国民政府的命令和受纸张奇缺的影响,汉口版、重庆版《大公报》都是一日一大张,由此,更突出了《大公报》社评的重要性。(注:陈纪滢:《论大公报》,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1期。)

但是,就是这样一份以“客观、公正”自居,有着重要影响的报纸,在皖南事变以前的报道或社评中,对国共通过谈判将江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事实竟未置一词。在笔者仔细翻阅了这段时期的《大公报》后,也未见有公开报道新四军在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或介绍新四军的任何消息。这与《申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总部设于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上海沦陷,该报又拒绝接受日本新闻检查,于1937年12月14日被迫宣布停刊。此后,《申报》先后于1938年1月15日——7月31月,3月1日——1939年7月10日开办了汉口版和香港版。1938年10月10日,《申报》又重新在上海以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名义复刊。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于10月12日正式颁布了新四军的番号。对于南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申报》以积极的态度予以了重视,并进行了客观的报道。如《赣湘浙皖闽边境游击队改编效命抗战放弃过去一切活动并服从政府随全国友军及第八路军之后》的报道,就初步使社会对即将改编组成的新四军有了认识。在这篇报道中,还介绍了作为南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的项英致书各边境游击队的内容:“我们因民族危机的紧迫,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为求达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于是取消过去苏维埃运动,和暴力夺取土地等政策,以求得全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注:《申报》1937年9月30日。)这样的报道,更使得社会上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接受改编的原因和目的有了了解。在另一篇题为《项英率领之红军参加抗日之经过》的报道,又全面介绍了接受改编的红军游击队及其奔赴抗日前线的过程。(注:《申报》1939年1月4日。)此后,《申报》对新四军的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概括起来有这么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报道了新四军组建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的消息。如:《江南三角地带大规模游击战主要目标为各交通线部队包括新四军等》(1938年9月12日香港版)、《新四军声势浩大与日军交战百五十次兵员已增至六万余人日军伤亡在千人以上》(1938年12月11日上海复刊)、《大江南北展开游击战争新四军纵横京沪各地日寤寐不安疲于奔命》(1938年12月17日香港版)、《新四军战绩——兵额十万蔚为劲旅驰驱南北屡建奇功》(1940年1月5日)、《青沪路游击战新四军出动》(1940年4月18日)等多篇。

第二,报道介绍了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及其活动。例如:有关于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报道,如《新四军逼近京芜叶挺接见外记者》(1938年10月30日香港版)、《新四军军长叶挺奉命回粤参加游击战争》(1938年11月30日香港版);有关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报道,如《项英之印象与谈话——项氏曾参加工人运动成绩显著竭力赞同统一战线意志极坚强》(1939年1月15日)。此外,该报从1939年3月28日——4月3日还连续7次以《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经验与教训》为题刊载了项英总结新四军抗战经验和教训的演讲稿。

第三,多层面多角度介绍新四军的情况。《申报》从1939年1月6日起连续刊载了英文《大美晚报》特派员贝尔登介绍新四军的通讯,文中有介绍新四军士兵训练,士兵生活及募兵状况的文章,如《新四路军注重士兵战术训练士兵并非招募而来纯属是自动入伍的》(1939年1月6日)、《新四路军士兵生活之一斑——每日受军事政治指导性的问题实无暇想及》(1939年1月19日);有介绍新四军内部组织状况及政治工作的文章,如《新四路军分政治军事两系统政治制度为该军生命线》(1939年1月8日);有介绍新四军开展群众工作的文章,如《新四路军注重民众间工作——到处得民众协助作战政治部极力组织民众》(1939年1月11日);有介绍新四军对敌瓦解工作及俘虏政策的文章如《新四军对敌人间工作一斑——散发日文招贴与日语口号香河被俘后参加政治工作》(1939年1月13日);有介绍新四军战术的文章,如《新四路军之战术——秘密神速袭击日军》(1939年1月16日);有介绍新四军与地方关系的文章,如《新四路军表示不干涉地方行政并称无独立经济政策》(1939年1月22日)。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申报》有关新四军的报道从数量和内容上都比较广泛和丰富。不过,《申报》对新四军的报道到1940年4月份就完全消失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皖南事变发生前夕。这恐怕与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相关。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限共”的方针,设立“防共委员会”。1940年以后,国共两党关系渐趋紧张,《申报》受国共关系变化的影响,在列布有关新四军方面消息时不得不谨慎从事。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大公报》的反应又与《申报》有所不同。1940年12月19日该报发表篇名为《政治团结军事统一》的社论,开篇即认为“我们内部还在谈论着团结问题,甚至在军事上还有参差失常的现象”是一种不幸。并认为:“问题不在政治方面,也可以说不在党派方面,乃在军事方面”。“军队只能有一个意志,一个命令,一个行动,在最高统帅的统一指挥下向同一目标进行”。社评最后写道:“我们愿更郑重声明:我们为了保障抗战的胜利,在政治上要至诚至敬的吁请全国各界的团结,在军事上也至恳至切的要求全国军队的统一,绝对服从最高统帅的命令,任何一军不能例外。”(注:《大公报》1940年12月19日。)这篇社论正是在国共两党关于新四军问题激烈争论时发表的,它的矛头所指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以上看出,在皖南事变之前,《大公报》和《申报》在有关新四军问题上的态度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大公报》还是《申报》,局势恶化导致出皖南事变,却都是始料未及的。

1941年1月4日晚,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及在皖南的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绕道北上,于5日到达茂林地区时,即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6日,蒋介石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为由,命令黄河以南国民党军队以武力“强制执行”,“迫其就范”(注:《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11册,第125页。),结果,新四军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一部突围外,大部战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死难。“皖南事变”发生。

1月7日《申报》刊载的来自路透社的消息,内称:“路透社顷自负责方面探悉,一部分共产军队,已开始移至总司令部所指定防地之消息传来后,关于共产军队之措置问题业已告一段落……据最近消息,表示一部分军队已开赴列为第一防段调防之阵地。”(注:《共军一部开始移防》,《申报》1941年1月7日。)这是两报对新四军移防消息的唯一报道。但由于国民党新闻封锁对于新四军于移防途中已遭国民党军队围歼的事实,两报均未报道。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令和军委会负责人的谈话。第二天,发生皖南事变的消息才见诸各报端。“皖南事变”的消息一经公布,就立即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对这一严重事件,新闻界如何表态,持何种立场,无疑在当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设在重庆的《大公报》,深感局势严峻,处境险恶,虽于1月18日刊载了“通令”和“谈话”,但素以社评见长闻名海内外的《大公报》此次却一反常态,没有发表社评,采取了冷处理的手段,以保持沉默来表示了自己的立场。

然而,解散新四军事件毕竟是一件攸关全国抗战大局的大事,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有重要影响。作为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报纸,对此一事件乃至时局的发展持何种态度,《大公报》不能不有所表示。在内外压力之下,《大公报》终于在1月21日发表了《关于新四军事件》的社评。这篇社评通篇未用“叛军”字样,还赞扬了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时的态度。并指出:“我们敢信中共现时必仍然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在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之下,任何党派的政治主张,或因求治之急而近乎激,非但可谅,亦且可敬”,奉劝“国民党尤其要贯彻孙先生天下为公的伟训,努力造成清明公道的政治”。最后,社论认为:“就政治观点以论新四军事件,这部分军队原质本有微异,而且是抗战发动后才加入国军的战斗序列的,我们虽不必请求政府对之另眼看待,却报希望统帅部之慎重处理,于整肃军纪之外,不可偶或渗入感情的成份。我们恳切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的处分,更恳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处理此问题,勿使有节外的牵连和蔓延!”(注:《大公报》1941年1月21日。)社评虽然认为“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未公开谴责国民党政府以武力解散新四军的做法,但字里行间还是隐含着对共产党的同情。陆军喉舌《扫荡报》于次日发文,对《大公报》“主张宽恕与新四军事件有关之共产党领袖”的观点予以辩驳,“力言严明纪律及惩处负责者为必要”。对此,《大公报》在25日刊发了一条《新加坡一侨胞来电拥护本报二十一日社评主张》的消息作了应答。

如前文所述,在皖南事变前,《申报》对新四军予以了积极的报道和热情的颂扬。此次事变的发生,使该报猝不及防,十分被动。1月18日,《申报》和《大公报》一样,也刊载了“通令”和“谈话”,且未发表任何评论。所不同的是,这份重新闻轻言论的报纸,连续报道了国内外对此事的反应。如:《中央日报扫荡报论解散新四军为贯彻军令之断然手段与政治及其他部队无关》(1941年1月20日)、《对新四军解散事苏使馆未提诘问所传种种绝对子虚叶挺如何处分未定》(1月21日)、《解放新四军案应极慎重——大公报之主张》(1月22日)、《渝各报注意国内政局》(1月23日)。此后《申报》停刊5天,这大概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舆论界中绝无仅有的。该报在1月24日—29日期间曾短暂停刊(注:此次停刊不见于介绍《申报》的各类文献。参见《上海图书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上海图书馆1982年12月编辑出版,第115页。),笔者仔细查对了前后的序号,发现停刊前和复刊后的序号是相接的,也未发现能导致停刊的其他因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由皖南事变造成的。

由于国民党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有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而引发内战的危险,加之海内外舆论对此反应强烈,蒋介石为息事宁人,使事态不致进一步扩大和激化,在1月27日发表谈话,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注:《蒋委员长对整饬军纪加强抗战的训词》,《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328页。)蒋介石1月27日的谈话,对国内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报界对国共关系破裂的忧虑一扫而光,就是先前报界所持的犹豫谨慎态度也不见了,都立即对蒋介石的谈话作出了积极反应,表示了拥护,并给予了积极报道。尤其是《大公报》和《申报》的变化最为明显。

《大公报》在1月29日以几乎整版的位置刊发了蒋介石的谈话,并在每一段重要内容前都加上了醒目的小标题,以突出蒋介石谈话的重要性。还发表了基调是拥护蒋介石谈话的《整饬军纪准备反攻》的社评。在该社评中已全然不见了同情共产党告诫国民党的言词,相反,还把韩复榘石友三等“违命犯纪”的军阀与新四军相提并论,以证明蒋介石“解散部队取消番号”(注:《整饬军纪准备反攻》,《大公报》1941年1月29日。)的整饬军纪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申报》在经过短暂的停刊之后,也在蒋介石发表谈话后立即复刊。在1月30日的续刊上就刊载了蒋介石的谈话——《国府扩大纪念周席上蒋委员长之训词——检讨过去一年间工作说明解散新四军事件此举完全为整饬军纪》。1月31日该报继续以《国府扩大纪念周席上蒋委员长之训词——说明解散新四军经过》续刊了蒋介石的谈话。此举显然具有深刻的寓意,意在表明《申报》对“谈话”的重视。《申报》还一反过去十几天来小心谨慎的态度,特于同日针对解散新四军事件第一次发表了表明自己立场和态度的社评——《新四军的解散》。在这篇迟来的社评中,《申报》的立场显而易见地是站在国民党一边,认为新四军的解散是“军纪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最后更认为“新四军存在之日虽不容否认其为一宗力量,然力量的估计必以服从纪律为前提,必以对于抗建的实际贡献为衡量。前提不立,则贡献等于零,估价等于零”。(注:《申报》1941年1月31日。)《申报》的如此表态,完全是一种牵强附会的作法。其不顾历史事实看风使舵的痕迹十分明显。此后,《申报》继续报道了与皖南事变有关的其它消息,如:《中共提要求说渝无新闻》(2月5日)、《渝新华日报社评被删》(2月6日)、《宋子文对美记者之谈话——抗建期中国共一致对外惟蒋氏能领导全国作战》(2月7日)、《〈新华日报〉不至停刊》(2月11日)等等。

综上所述,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公报》和《申报》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如果说在1月27日以前,《大公报》、《申报》对国民党的“过激手段”尚持异议,且有所不满的话,那么,1月27日以后,《大公报》和《申报》就完全换了一幅面孔,最终附合了国民党的立场,偏袒国民党的作法。这显然与我国史学界某些人所称的谴责国民党同情共产党的说法不符。

然而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尖锐对立,毕竟是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就决定了国共关系的发展只能服从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的大原则,任何分裂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行为都将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的各种社会力量都十分关注皖南事变的善后问题。在推动国共关系的修复和最终和解中,《大公报》和《申报》扮演的角色颇为引人注目。

国共两党在皖南事变后关于善后问题上的对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是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之时。

国民参政会作为抗战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参政议政共商抗日大计的政治制度,已成为全国团结抗日的象征。国民党极希望共产党代表能出席这次参政会,这样可以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得分,并向社会表明皖南事变确是“军纪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以挽回国民党的声誉。但正如周恩来一针见血指出的:国民党指责我们为“奸党”、“叛军”,如今不仅不道歉,还要我们来给你们捧场,“岂不是侮辱”?(注:《周恩来关于同张冲谈拒绝出席参政会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见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因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以解决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12条为出席条件。为表示“仁至义尽”,后来又提出了新的临时办法12条。(注:《周恩来关于同张冲谈拒绝出席参政会问题给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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