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日本陆军尴尬的中国传奇人物 西安事变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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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舌战过墨索里尼,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传奇,得用一本书来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 ( 初级军事学堂 ) 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得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

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舌战过墨索里尼,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传奇,得用一本书来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 ( 初级军事学堂 ) 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得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使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 —— 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象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 —— 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 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的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自己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是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顺便说一句,中国人里那个唯一没有中奖的呢?据说此人有过目不忘之才,可是生活优越,因此不好读书,学习成绩一般,但是谈起兵来可以彻夜不眠,这个人是孙中山部下的粤军名将--许崇智。


真是一时多少风云豪杰。


蒋百里將軍生平(1882—1938)


蒋百里,名方震,乳名福,晚号“澹宁”,浙江海宁硖石镇人。1882年10月13日诞生于邻县海盐。祖父蒋光煦(字生沐)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拥有藏书楼“别下斋”,收藏珍笈10万卷,刻有《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两部传世。父亲蒋学,号“壶隐”,生下来时缺左膀,是残疾人,生沐公不喜欢他,养到十余岁将他送至海盐一寺庙中出家做小沙弥。蒋学当了10年和尚,耐不住清苦、寂寞,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穷秀才之女杨氏为妻,生下独子百里。


儿子13岁那一年,壶隐先生病故。次年杨氏生了一场大病,请了许多医生治疗都没有起色。蒋百里想起古人有“割股疗亲”的事,于是偷偷地割下左臂一块肉,煮药汤给母亲服用,结果母亲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


母子相依为命,苦不堪言。蒋学的同胞兄弟们念及骨肉之情,拨田数亩、辟屋两间,将孤儿寡母接回故里。杨氏通文墨,白天种地、缝补衣衫谋生,夜晚训子写字读书。族塾教书先生倪勤叔见蒋百里家境清寒,天资聪慧,遂起怜惜之心,愿不收“束修”,教他读书学诗文。蒋百里埋头苦读,学识大进,17岁考中秀才。一次偶然看到桐乡县令方雨亭“观风题”一纸,列题三十,限期一月交卷。蒋百里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言交卷,被取为超等第一名。方雨亭拍案叫绝,批示结语写道:“此真我中国之宝也。”并推荐给杭州知府林迪臣,考入求是书院(浙大前身)就读。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蒋百里时年13岁,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他在《申报》上读到清军大败、丧权辱国的消息,深深地受了刺激,与同学查阅地图,尔后又读《普天忠愤集》,小小年纪便关心国家大事,萌发了投笔从戎、抵御外侮、建立强大国防的志愿。1901年4月,在方雨亭、林迪臣和求是书院监视陈仲恕(陈叔通之兄)的资助下,东渡扶桑,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後以首名畢業。


1912年12月,蒋百里时年31岁,赴保定军官学校,领少将衔任校长。他一心想创办一所第一流的军校,训练新军,培养将才报效国家,为此经常打报告向陆军部请求增加临时经费,而北洋当局一心扩充私人武装,哪里还顾及军校发展。蒋百里多次碰壁,一气之下申请辞职,袁世凯不准。最后蒋百里亲赴北京城向陆军部请款,依然碰了钉子。1913年6月17日返回保定,蒋百里越想越气,想起初入校门时对学生的公开承诺:“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深感绝望,当晚将门闩上,独自一人一面喝酒,一面写遗书,其中一封留给老母杨太夫人,一封致本校教育长张承礼。此外,还有致好友蔡锷的长信。给陆军总长段祺瑞的信写好后,又愤而撕成碎片。


翌日清晨5时,蒋百里召集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共2000余人集合在堂武堂前。只见他脸色苍白,语调低沉:“我对不起你们,我自己不能尽到校长的责任就得辞职,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跟随蒋百里的同乡、小仆人李如意站在台下第一排,主人的异样神情引起了他高度注意。就在蒋百里讲完话拔出手枪时,李如意一个箭步跳上台去,一把抓住主人的手拼命夺枪。蒋百里举枪对准自己胸部时,幸亏李如意死劲一拉,子弹偏移,从肋骨缝隙中穿过,没有伤着要害部位。蒋百里推开众人,歪歪扭扭走了20多步,倒在地下。全校师生慌作一团,教育长张承礼连忙命医务人员急救,尔后急电北京。蒋百里的老师陈仲恕闻讯,急如星火地去找袁世凯。袁世凯命曹汝霖,委托日本驻华公使馆派一名外科医官和护士长,赶往保定救治。


蒋百里自杀未遂,日本公使馆的医官和护士长左藤屋子奉命赶到保定诊治。因蒋百里伤势不重,医官只观察了一夜就回北京去了,留下左藤屋子一人护理蒋百里。左藤小姐心地善良,非常同情蒋百里。一次,她含笑规劝蒋百里莫逃避人生责任,且以日本人的“忍”字劝慰道:“要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业?你是青年将领,你们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栋梁啊!”左藤小姐的一番话,使蒋百里为之一震:一个外国女子能如此明白事理,我堂堂七尺男子怎能消沉下去?左藤小姐比蒋百里小8岁,日本北海道人,毕业于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又在帝国大学产科实习过5年。来华派到日本公使馆担任护士长。


一天,他对左藤小姐说:“我听你的话,不再轻生了。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提醒我,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此话一语双关,显系暗示求爱。数周后,蒋百里枪伤痊愈,左藤小姐对他的心意也已了解,而她对蒋百里的品德、才华也极敬佩,因而暗暗生出恋情。左藤小姐回国,将钟情蒋的事禀告父母。那时日本人对中国人有偏见,最初,父母持反对态度,欲把女儿嫁给一日本青年。驻华日本公使馆外科医官也时常来信求爱。


蒋百里得知婚事搁浅的缘由,心急如焚,连续写信到日本。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对左藤小姐说:“我因你而生,如果你不同意婚事,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真诚求爱,打动了左藤小姐的双亲,终于同意了女儿的婚事。1914年秋,蒋百里满面春风,在塘沽迎来新娘,假天津德国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对异国情侣就此终成眷属。


蒋百里生平最喜欢铁骨冰心、傲霜斗雪的梅花,因而欣然为日本夫人取汉名“左梅”。结婚8年后,他在故乡海宁硖石东山麓购地数亩,植梅200株,号曰“梅园”,打算晚年偕左梅夫人在此归隐。可惜抗战时期此园遭日本毁坏,荡然无存。


奉命考察欧洲军事。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请出蒋百里出面斡旋


1936年冬,蒋百里奉命考察欧洲军事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不料次日拂晓,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当天,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十多名蒋系军政大员同被羁留。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实行“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在押的蒋系大员大都反对“兵谏”,不肯在8项主张通电上签名。唯有蒋百里毫不犹豫地对张学良说:“我佩服你们的胆魄,赞成你们的正义勇敢行为!”张学良认为蒋百里坦诚可信,也是被扣大员中惟一支持他们“兵谏”的贤者,于是向他连连道歉。次日上午,派专车将蒋百里送往杨虎城私宅住下,待以上宾之礼。


蒋介石被囚,张学良多次拜见,劝他同意8项抗日主张。蒋很顽固,不是破口大骂,就是闭口不语,毫无商量的余地。此时亲日派何应钦调兵遣将,欲派飞机轰炸西安。若西安被炸,可能危及蒋介石的生命。东北军少壮派见蒋系大军压境,怒火中烧,竭力主张杀掉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非常焦急。情急之中,张学良想到了蒋百里。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任校长时,弟子数千,威望甚高,又是无党派人士,他是出面调停的最理想的人选。张学良对杨虎城说:“蒋百里德高望重,请他出面斡旋,局面可能改观。”蒋百里听了张学良的请求,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可以照办。”他主张和平解决,因而一口答应。


12月16日傍晚,张学良陪同蒋百里,来到软禁蒋介石的新住处西安金家巷一所军官私宅。蒋百里一进门,蒋介石立刻笑脸相迎,欠身握手,请他坐在床边沙发上。张学良自行退出,二蒋关起门来密谈。蒋百里不急于引入正题,拐弯抹角地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言下之意,你蒋介石不要“安内”,已来不及了。接着又说:“从国际形势看,美国正在卖军火给日本,做生意要紧,欧洲各国看出德国就要动武,自顾不暇,只有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团结抗日。”蒋介石听后,心有所动,蒋百里遂将话题转入解决“西安事变”的对策,他提醒蒋介石:“中央军不能急攻,更不能派飞机轰炸西安,否则会危及你的生命。为保持国家元气,应避免内战,以和平解决为好。”


先后两次密谈,蒋介石态度渐渐转变。他亲笔写两封信,一封交宋美龄,一封交何应钦,致何函里明确指出:“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蒋介石听取蒋百里的意见,派亲信蒋鼎文搭机将信送至南京。宋美龄接信后,由宋子文等陪同,飞赴西安。这时蒋百里郑重地向蒋介石建议:“中 共方面竭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委员长不妨找周en来谈谈。”蒋介石沉思一会,点头赞同。此后,蒋百里就不再介入,让中 共代表周en来及张、杨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结束了10年内战,把枪口转向日本军国主义。


西安事变后,蒋百里返抵上海,各报争相报道,轰动全城。回到家里,他兴奋地对夫人左梅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中国不会打内战了!”左梅夫人闻言亦很高兴,亲自下厨房烧菜,为丈夫接风。


抗战初期,蒋介石表面上钦佩蒋百里的军事才能,随时召见,把他当作幕僚长,但不授予兵权。1938年秋,任命蒋百里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校长仍由蒋介石兼。蒋百里携妻女随校搬迁,取道湘桂。他事必躬亲,心力交瘁,因操劳过度,罹病于11月4日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年仅57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


蒋百里赴欧游说墨索里尼和戈林


1937年12月中旬南京沦陷后,日军大本营和整个内阁认为已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彻底战败。于是他们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等着中国政府乞和投降。


一个星期过去了,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使日本措手不及,中国断然召回驻日大使,关闭其使馆,同时宣布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尽管没有宣战,但中国已经实行全国动员,全面抗战,中国民众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蒋介石至少表面上表示出软硬不吃,以强硬的态度宣布与侵略军血战到底,他辞去所兼行政院长等行政官职,声称从今以后,成立大本营,专门率军打仗。


随着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方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坚持长期抗战,主要是依靠外国的支援,于是制定了“国际政策”,其核心内容是:破坏第三国对中国的支援;使各国外交使团脱离中华民国政府,尤其是要做好美、英、意、德、捷克等国的外交工作,使其停止从军火和道义上援华。


在希特勒德国及其伙伴意大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的全球战略中,远东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因此,他们同中国又同日本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军事关系,特别是德国,从1928年起,大批的军事顾问就一直在蒋介石的军队中供职,在许多部队中,德国的顾问配到了营一级。德国、捷克曾卖给蒋介石数量可观的枪械,以及飞机、坦克、装甲车等一系列的军事物资。


日本外相广田为了破坏德、中关系,抓住希特勒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这一特点,到德国到处游说,指责蒋介石政权跟苏俄打得火热,国民党已与共X产X党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抗战是受了斯大林的唆使。经广田外相这一外交挑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由最初的同情中国抗战转向怂恿日本侵略中国。


1937年9月,日军向中国大举进攻之时,蒋介石就派孔祥熙去柏林活动,希特勒拒不接见,不久便下令中止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德、意两国情况如此,而美、英等国又怕惹火烧身,采取中立态度,不介入日、中冲突。国际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


为了摆脱外交困境,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蒋介石于1938年初决定派儒将出身的外交家蒋百里出使西欧,同日本展开外交战。


蒋介石赋予蒋百里使命有三:

一、争取欧洲各国道义上同情和物资上援助;

二、使尽一切办法破坏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合作和联盟,至少要说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要与日本搞得那么火热,不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

三、不要干涉、妨碍中国政府的自主抗战。


当时蒋百里已55岁,他的名字叫蒋方震,百里是他的字。年轻时毕业于日本上官学校步兵科,因成绩名列榜首,日本天皇赐指挥刀以示褒奖,后又去德国深造,他才华横溢,受到德军最高统帅兴登堡元帅的器重。


蒋百里不但军事理论造诣很高,还精通德、日、英等国语言。北洋政府期间,担任过保定军校中将校长,在中国军界,他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


蒋百里首先来到罗马,通过许多关系,才得到意大利独裁领袖墨索里尼的接见。会见一开始蒋百里就单刀直入,把话题扯到最近的日、德、意三国签订的防共协定的问题上,蒋百里说:“最近国际舆论纷纷传言,说贵国参加德、日防共协定,我国人士对此深表忧虑。日本口头上高喊反苏反共,其目的是借德、意反共,而自己从中渔利,实际上日本一直偷偷摸摸与苏俄拉关系。在中国问题上,就充分说明日、苏勾结企图瓜分中国土地,苏联策划外蒙分裂出中国,而日本欲灭亡中国,不但霸占我国东三省,还一直派兵向南进攻,现已攻取北平、南京等地,他的关东军没有向苏俄开一枪、射一弹,苏俄对日本侵略中国早已达成默契。”


蒋百里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德、意两国在远东的忠实朋友,日本既和苏俄搞在一块,就不可能是你们的朋友,现在日本人进攻中国,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实际上是破坏了德、意两国在远东的利益。”蒋百里的一番话,使墨索里尼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他表示:“关于意大利参加防共协定是个无所谓的问题,即使意大利签署这个协定,也绝无伤害中国之意。”意大利领袖的“绝无伤害中国之意”达到蒋百里访问意大利的目的,最后这位法西斯领袖同情中国的抗战。


蒋百里从罗马到德国柏林,通过墨索里尼的引荐,会见了纳粹党法定接班人、德国空军元帅戈林。蒋百里像在意大利那样,企图以狠狠“揭露”日本军国政府亲苏通共来博得德国纳粹政府支持中国抗战,但戈林不相信中国政府特使的“揭发”。戈林说:“日、苏两国有着很深的历史仇恨,现在在亚洲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指都欲称霸亚洲),因此,日本防共绝不是假的。”


蒋百里见在意大利经验不灵,又冒出一个新点子。他针对希特勒搞的打倒大资产阶级,扶持中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这一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路线,接着说:“日本是东方的工业国,其财富十有八九掌握在私人大企业主手里,而军民过着贫困的生活,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而言,日本早已具备。更何况20年代,马克思的书在日本就非常畅销。照此来说,日本这个工业发达、无产阶级众多的国家,不但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在危机,并且20多年前就有这么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说明日本共X产X党的势力相当强大,随时有共X产X党夺取政权的可能,你们德国发誓要摧毁马克思主义,却又与这样的国家称兄道弟,结为盟友,不是很危险吗?”


听了蒋百里一番话,戈林感到很惊奇,蒋百里连珠炮地“揭露”日本政府秉承天皇旨意明反苏,暗通苏,“日本外相广田就是个亲苏亲共分子,他曾在日本内阁大言不惭地说,有我广田在外相这个位子上,日、苏绝不会发生战争。日苏两国关于中东铁路的悬案就是在他广田一手操办下,得以‘友好’解决的”。更使戈林感到吃惊的是,“日本在同德国签订防共协定的同时,广田瞒着德、意两国,私下与苏俄结盟。广田还悄悄地到苏联驻日大使馆声明,日本虽然签订了防共协定,但日本绝对不会对苏联有不友好的行动,苏联报纸曾公开报道过此事,日、苏暗地勾结成为半公开的秘密。”


戈林听了中国特使的这些话,感到非常惊讶。同时,戈林对中国能否战胜日本表示忧虑,他说:“中国军民的牺牲精神,全世界已看得很清楚了,也赢得了全世界的普遍同情,不过,你们得充分注意自己的力量,我认为你们的力量到底还是不够呀。”蒋百里趁机说:我们坚持自主抗战的原则,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不过我们也承认,我们目前的物质条件还比较落后,对贵国的经济互助和军事上的科学指导,不能不寄以厚望。


听了蒋百里的一番话,戈林一边说“可以再研究”,一边后悔下令撤走在中国的德国顾问过早了。并声明:“不干涉中国政府的自主抗战。”得到戈林的承诺,蒋百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精神上也轻松了一点。


随后,蒋百里走访了从中国撤回的德国顾问团的将军们,因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长期在华工作,与中国军界结下了深厚的交情,也深知中国军队和军事的许多重要机密,当希特勒下令撤走驻中国的德军顾问时,许多人表示以个人的名义留下,继续为中国抗战服务,但当时希特勒态度十分强硬,以军法从事来要挟,顾问们只得被迫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华回国。这次蒋百里的走访使他们深受感动,他们纷纷表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并向中国政府保证,绝不出卖中国利益,也绝不向日本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


蒋百里的西欧之行,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迟滞了日、德、意的军事结盟,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时间。但弱国无外交,落后就得挨打,随着中日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德国和意大利最终还是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但在怂恿日本侵略中国这一行径上却有所收敛。


蒋百里撞进西安事变


哲人曾言:生活常常有若一座变幻莫测的迷宫,会让人在不经意中踏入某个意想不到的房间——1936年12月12日在古城西安的遭遇,对于蒋百里这位在民国军界素负盛誉的“兵学泰斗”来说,便是如此。


1935年的夏末,蒋百里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奉派前往欧美考察“战时总动员法”。其间,骄横凶蛮的日本强盗,已经将侵略战火燃向上海,中国各地抗敌救亡的呼声一如风聚雷奔,势不可挡。


蒋百里预见中日战事无可避免,在考察中,特别注意仔细地研究了所到各国如何提升国力、强化国防的问题。


12月初,蒋百里搭乘美国邮轮刚刚从温哥华返回上海,即收到蒋介石的急电,11日下午便赶到西安的华清池,面禀出行观感。


当晚,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市区绥靖公署大楼宴请蒋百里和陈诚、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邵元冲等一批随蒋介石到西安的南京军政显要。宴毕,众人回到下榻的西京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呈人字形建筑。蒋百里因久旅劳乏,倒枕梦酣。次日,当第一缕熹微的晨光悄悄吻上窗棂,他己经拧亮台灯,准备起草考察欧美的报告。突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稀疏的枪声,似乎是驻军在晨练打靶。俄顷,枪声自远而近,渐趋密集,完全不像打靶的动静!


这位前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不禁倏然站起,军人的敏捷天性促使他闪及窗前,警惕地审视周围。但见隔窗有一道人影蠕蠕移动,跟着便是一声枪响,影子颓然栽倒。蒋百里暗吃一惊。他断定发生了兵变,有人越窗图逃,被打死了。


天色大明时分,蒋百里听得门外有人高声呼询:“由上海来的蒋百里先生住在哪一间?”一个营长模样的年轻军官推门而入,命两名持枪士兵把蒋百里带引到招待所的客厅内。那里早已挤满了男男女女,有睡眼惺松的中央大员;有才被缴械的警卫、随从;还有缠着丈夫到西安游骊山、洗温泉,此刻刚刚从热被窝里被唤醒、穿着睡衣拖鞋寒噤不已的官员太太。


尖厉的晓风透过门帘钻进来,一屋子人战战兢兢,不知前途吉凶。面目最狼狈的,恐怕要数参谋总长陈诚:浑身上下白蓬蓬地,活脱脱一个“面粉人”。据说他听到乱枪,躲进了饭堂的面柜里,却不留神衣角露在外面,被人从面粉堆生生拽了出来。众人都窃笑此公“唱了一出‘打面缸’”。


其实,发动“兵谏”前,张学良下过一道手谕“只许捉活的”,因此除考试院副院长邵元冲跳窗出逃被击毙外,担任搜捕的起事士兵,在招待所再没鸣过第二枪。


蒋百里一边思忖自己此番西安遇变,仿佛真有鬼差神使,实在是赶得太巧了!一边尽量平静地问那个青年营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后者只含混口答:“事情不会扩大,再过些时候,你们就可以得到真消息了。”客厅里开始安静下来。未几,墙外飘进一片报童们“号外!号外!”的卖报声。


营长差人出去买了几份报纸分给大家。蒋百里一眼瞥见头版刊登的大字标题:“张杨兵谏”,下面是张杨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要求”。人们这才明白自己是做了“西安事变”的“政治俘虏”。


当天下午约4时,张学良出现在招待所客厅。他忙不迭地朝左右作揖拱手:“对不起,诸位受惊了。”又叫负责看守的杨虎城的部属抓紧时间做饭,随后,为这群受连累的“政治俘虏”重新分配住室,每个房间都派士兵值岗,不准彼此交谈。


一切安顿妥贴了,张学良来到蒋百里的宿处,掩上门,郑重地对蒋说:“先君很敬重百里先生,我有疑问想向您求教。”(张父作霖生前其实并不欣赏蒋百里,曾欲加害之。彼时少帅尚幼,可能不知此节。)说着,掏出“兵谏”的电报全文递给蒋过目。蒋百里认真读了电文,对张杨的义举表示称许,同时提醒张学良:“今天是力量的问题”,“在西安,你们的力量很够,特别在这招待所里,有两条枪就足够对付我们了。可是,西安以外又是怎样?”


翌日上午10时,张学良得悉南京的亲日派头目何应钦力主出兵“讨伐”西安,担心何会派飞机来轰炸,于是又匆匆赶去招待所,问计于蒋百里。蒋百里告诉张:“委员长在西安,他们不会派飞机来轰炸的。”他由张学良的口气,推测蒋介石在事变中性命无恙,便顺势追问道:“委员长现在什么地方?你们向他提条件,他怎样表示?国内外对这次非常事变反应如何?”张学良流露出自己的烦恼:“委员长总是疑我不怀好意,不肯听从我的意见,希望您去劝他一劝。”蒋百里毫不犹豫地允承了。


事变第五天,也即是12月16日下午4时,蒋百里在高桂滋公馆(西安金家巷一处陕籍将领私宅)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请蒋百里坐到床前的沙发上,对他说:“张汉卿(张学良的表字)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谈,其心目中以你为最适宜,但我未置可否。”蒋百里赞成派人去南京商谈,认为“南京与西安之间相持不决,眼下已成僵局”,而他本人“与党国关系不深,去了于事无补,必须派南京所信任的人前去,才能解决问题。”从高桂滋公馆辞出,蒋百里问张学良:“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之中,你最恨的是谁?”“我不恨什么人,”少帅回答,“只有蒋铭三(蒋鼎文的表字)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不顺眼。”“那么最好派铭三去。”


张学良被弄糊涂了。蒋百里解释说:“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就可以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


张学良认为蒋鼎文“好出坏主意”而厌之恶之,实质是源于张的一个误会。张学良与蒋鼎文从未共事,亦本无恩怨。此前,国民党中央曾拟将东北军南调福建。张学良疑心这事与时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的蒋鼎文有关,猜度其意图包围、消灭东北军,遂对蒋鼎文心萌嫌憎。但据了解东北军调闽内情的民国军界耆宿樊崧甫在回忆录中指证,此仅是张学良个人的一种偏揣而已。


张学良自然全盘接受了蒋百里的建议。


那天,蒋百里回到西京招待所以后,张学良又二谒高桂滋公馆。他请蒋介石写一个停止轰炸西安的亲笔手令,让蒋鼎文带到南京去。可是又发生了新的困难:蒋介石担心手令经由张学良转交,万一漏传出去,便会成为一桩永远的笑柄,因之坚持不肯写;张学良呢,则担心如果蒋介石写了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一旦两蒋关起门来嘀咕私房话,于己不利。双方就此尴尬着。


还是蒋百里从旁出了主意,使难题迎刃而解。他叫少帅陪同蒋鼎文一齐去见蒋介石,待蒋把手令当面交予蒋铭三后,两人同时告退。尴尬消融了,蒋鼎文顺利成行。17日当天,南京政府就将蒋的手令制版,送北京和上海各报发表。不久,宋子文、宋美龄等先后飞赴西安——一场举国瞩目的古城谈判,就在中 共中央代表周en来等人的直接参与下开始了。


“西安事变”的历史性结局,早已众所周知。这一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得以和平解决,促成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中华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此掀开了新篇章。1936年12月25日,蒋百里与那批“有幸”做了一回“政治俘虏”的南京要员们一道,登上了飞机,平安离开西安。


当蒋百里甫抵上海国富门路(今安亭路)家中,便电邀好友、著名报人陶菊隐相聚畅谈,向陶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意外“撞”进“西安事变”的种种经历。碍于当时言论限制,尽管讲叙内容十分精彩,陶氏也只能将之浓缩成短短数百字的《西安归客谈》,披露在上海《新闻报》上。


据说,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有的获知这些“离迷惝恍的内幕新闻”后,“一致认为蒋百里(在事变中)做了一篇好文章,促使问题迎刃而解”。对此,陶菊隐在自己嗣后的另一部有关蒋百里的传记里,写了如下一段话:“其实,(西安事变)内幕之外还另有内幕,百里做的只是一篇表面文章,连百里本人也不知道。但是,蒋百里的表面文章,在当时也是不可少的。”斯言,应该说颇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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