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新进展:北上抗日非长征最初目的

关于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传统观点是长征一开始就是要北上抗日。近年有学者提出,把北上抗日作为长征的目的,并最终把立足点放在陕北有一个过程,其间经历了多次变化。


作者:刘建美(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近代中国与文物》编辑部主任)


选自:北京日报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计划和阴谋。近年来,学者杨天石提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杨奎松赞同杨天石的看法,认为事件的发生未必在蒋介石的计划之中,事件发生既有蒋介石护党和联共的矛盾,又有对事件发生前的一些信息的严重误读,也与其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分不开。


>>>关于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传统观点是长征一开始就是要北上抗日。近年有学者提出,把北上抗日作为长征的目的,并最终把立足点放在陕北有一个过程,其间经历了多次变化。从现有资料看,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选择在陕北并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党中央、中革军委正确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全国发展变化的形势逐步作出的。


>>>对皖南事变的发生,以往的研究过多强调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事变的发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事变与国民党一贯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也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具有某种必然性。事变与中共拖延北移时间,且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意料的北移路线,而国民党恰好在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道路等偶然巧合。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未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也并不存在美苏及国际舆论反对国共大规模内战,以及日本的进攻打乱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剿共战争的阴谋。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的责任问题,涉及对中共中央决策和项英的评价。学界对此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并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论者认为:把新四军遭受损失的责任全归于项英是不合适的。党中央在事变前对形势分析也有不当之处,并导致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坚持皖南是党中央的决策,说项英留恋皖南、反对北上是站不住脚的,况且新四军北移情况复杂,党中央、毛泽东有很多指示。皖南事变中,项英有责任,但不应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这就据史实澄清了对项英的一些非议。


近年来,随着大量史料的发掘和一些档案的解密,学界对中共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这里就民主革命时期的若干事件的研究情况略作评述。


1.“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持观点的合理因素受到重视


从1920年11月开始的社会主义论战,是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行革命还是改良的重大思想论争。以往的党史著作在评述这场论战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的主张完全否定,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完全肯定。近年来,学界重新审视这场论战,力求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有学者认为,“在充分肯定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随意否定。”胡绳甚至认为,很难说在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现在看这两种意见,反而是梁、张的意见‘接近马克思主义’”。有论者还指出,梁、张的错误在于看不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主张依靠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存在片面性,他们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与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历史过程,而是看作完全坏的东西,认为应无条件地消灭。他们认为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2.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共产国际与党的创建关系因档案的公布而得出新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关于党的创建研究由来已久,建党后不久就有了记叙和初步研究,如陈公博的《共产主义在中国》,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等。之后,关于这一问题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但是取得重大的突破应当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以往,国内传统的观点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很少提到共产国际的作用。近年来,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关系问题由于档案的公布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有论者认为,共产国际从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都进行了直接领导、组织和帮助;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对领导组织成立中共上海发起组和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首先致力于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在以后使之逐渐转为纯粹的共产党组织。正是由于中共早期组织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党人推动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共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都相当欠缺,也造成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努力缺少创造性思维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层次思考。


3.“江浙同乡会事件”——所谓“江浙同乡会”这个组织根本不存在


近年来,学界进一步探讨了“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起因、评价及影响。论者认为,所谓“江浙同乡会”组织根本不曾存在,但是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无疑是存在的。这个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生中一些无原则纠纷,被其中一些宗派意识浓厚的人利用,恶意攻击,然后被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有关领导大肆渲染,最终酿成一起骇人听闻且后果严重的政治事件。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和中共党内领导的“左”倾错误的抬头,许多人成为这一事件的受害者,其中留在苏联的人继续受到政治迫害,而回到国内的人则成为王明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4.中山舰事件——事件的发生未必在蒋介石的计划之中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计划和阴谋。近年来,学者杨天石提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当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俄顾问影响的增强,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倾向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必然因素;而蒋介石误信“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一些人的谣言则是事件发生的偶然因素。杨奎松赞同杨天石的看法,认为事件的发生未必在蒋介石的计划之中,事件发生既有蒋介石护党和联共的矛盾,又有对事件发生前的一些信息的严重误读,也与其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分不开。


5.南昌起义——南下不是导致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南昌起义是军史和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长期以来,关于起义失败原因,权威的说法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而是采取了南下广东、再行北伐的决策。


近年来,一些学者就南昌起义军是否应南下展开了争论。对南下持肯定观点的理由各有侧重,综合起来主要有: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从群众基础、距离反动政权中心南京的远近、经济状况、有无港口便利等方面,较之湘赣边界更为有利;南下广东的错误不是选错了进军方向,而是急于打广州,重新北伐。对南下持否定观点的理由综合起来主要有: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上,广东并不比湘赣边界更有利,反而在群众基础、环境是否便于弱小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等方面十分不利;南昌起义军之所以千里迢迢南下广东,原因是对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形势的变化缺乏清醒的认识,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思想。


还有论者提出:南下不是导致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南下是从当时客观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有益尝试,南下军事失利不是南下决策的必然结果。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即使就地革命也难以成功。


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历史必然,对中国革命有功,但条件不成熟,带有“左”的色彩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大事件。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以往,主流观点基本上持基本肯定的意见,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


近年来,学者开始重新全面、客观地评价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历史作用。有论者在充分肯定苏维埃共和国诞生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的同时,指出其成立在某些方面照搬照套苏俄经验和模式,带有共产国际“左”的影响和中国革命“左”的色彩,没有体现出中国特色。


还有论者在肯定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特别指出:应该看到当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条件是不成熟的;受共产国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同样犯了革命的急性病和幼稚病,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反复性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这是当时急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认识基础。


7.红军长征——沿袭多年的“行动上无计划”、“军事上无准备”的观点被放弃


近年来,关于长征研究不仅在决策、准备、重要战役、重要会议、落脚点的选择等方面进一步深入,而且涉及到了长征中的文化工作、经济供给、华侨与外国人等方面,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


对于红军长征前的决策和准备工作,学界基本扬弃了过去沿袭多年的“行动上无计划”、“军事上无准备”,是“没有必要的准备工作”的“仓促出动”等观点。论者认为,长征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做了大量准备,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实施这一战略转变犹豫不决,撤退过于仓促,因而这种准备才不充分。问题主要出在战略转移的组织和指挥上——决断犹豫,没有早走;不会跑、不快跑,延误了战机;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准备坚决的战斗;舍不得丢东西,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


关于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传统观点是长征一开始就是要北上抗日。近年有学者提出,把北上抗日作为长征的目的,并最终把立足点放在陕北有一个过程,其间经历了多次变化。从现有资料看,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选择在陕北并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党中央、中革军委正确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全国发展变化的形势逐步作出的。


以往的长征研究中,较集中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其他三支红军长征的研究比较薄弱。近年的研究,对长征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给予应有的重视。例如,有学者强调,不能因为张国焘搞分裂主义而否认或抹杀红四方面军的功绩。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支援和策应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


8.皖南事变——项英有责任,但不应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对皖南事变的发生,以往的研究过多强调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事变的发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事变与国民党一贯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也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具有某种必然性。事变与中共拖延北移时间,且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意料的北移路线,而国民党恰好在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道路等偶然巧合。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未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也并不存在美苏及国际舆论反对国共大规模内战,以及日本的进攻打乱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剿共战争的阴谋。


关于皖南事变的影响,学者认为:皖南事变成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在这一斗争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得了分,国民党其实得不偿失。此后,中共政权与军队独立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力量大增,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已是主客异势了。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的责任问题,涉及对中共中央决策和项英的评价。学界对此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并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论者认为:把新四军遭受损失的责任全归于项英是不合适的。党中央在事变前对形势分析也有不当之处,并导致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坚持皖南是党中央的决策,说项英留恋皖南、反对北上是站不住脚的,况且新四军北移情况复杂,党中央、毛泽东有很多指示。皖南事变中,项英有责任,但不应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这就据史实澄清了对项英的一些非议。


9.抗日战争——对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评价应跳出国共两党斗争的模式


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对抗日战争的时间、国共关系、抗战领导者等诸多具体问题,学界出现了新的观点。


有论者提出:对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评价不能以偏概全,应跳出以往那种国共两党斗争的模式,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还是主要的,否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就破裂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于国民党主张在原有社会体系上进行渐进式的改良,而中国共产党则主张进行更为彻底的民主革命,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


关于抗战的领导者问题,有论者提出,从形式上来看,抗日战争无疑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实际上,国共两党并没有共同领导,而是各自领导自己的党、区域和军队进行抗战。因此,也可以说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它们分别存在,都独立地发挥着全局性的作用。还有学者指出,这两个领导中心的直接体现就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抗日阵线。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抗战削弱了日军的正面进攻,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在积极打击敌人的同时,还大大增强了自身的战略反击力量。这两个战场从战略全局来说是互相配合的,都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忽视任何一个都是不客观的。但这两个领导中心在整个抗战期间的表现并不一样: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推进,国民党的领导中心在不断地削弱,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却在不断地加强。敌后战场的地位随着它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这是客观事实。但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战场,两个战场都是中国战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不一定非要将两个战场分出主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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