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非法”?

合法的成本太高,会导致“非法”泛滥

阿克顿说:“(权力的拥有者)只要条件允许,都喜欢得到更多的权力”。我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打击黑车的执法行动,主持人(其中还有我尊敬的敢于针贬时弊的主持人)也义正辞严的说要“加强打击”之类的话。有一次,广州街头一辆小面包车被扣,开车的女司机打电话给老板后,把车窗砸烂,把四个轮子卸下带走,主持人用嘲笑的口气谈论这一幕。我却想起明朝周晖在《金陵琐事》中的一幕,万历二十八年,有个叫陆二的人贩卖灯草,带了一批货总共就值八两银子,被抽了几次税后,花了一半,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没钱交税,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当然周晖也是用“痴绝”这样的口气来嘲笑这个小贩。

对于政府部门引导的舆论——加强打击,无非是要引导人们认可执法机关拥有更大的管制权力,可是一个法律如果很难实施,其本质不在执法机关的不够强势,而在这个法律的糟糕。中国自古有民不与官斗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合理的,民众可以自由的持有枪支,如果一个国家法律很糟糕,就是买菜刀实名也无法得到安全。

“合法”的成本太高,自然会导致“非法”泛滥,但是非法的存在还是民众之福,因为至少还可以生存,如果象黑车司机那样砸烂自己的车,象明朝小贩那样烧掉自己的灯草,可想而知的是:种灯草和卖灯草的都完了,民众没有灯草也只有天黑就上床了——难怪中国人那么多,晚上都没事干啊。

良好的法律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增加全民的福利,而糟糕的法律则会让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追求更好生活的努力被糟糕的管制破坏。

合法的成本太高,会把提高生产率的积极性打消

2011年4月25日,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一四层楼房发生火灾,17人死亡,24人受伤。官员对着镜头说“该建筑是非法建筑”,似乎这么一说就没有责任了,我想问问官员:北京山顶洞人住的洞穴是不是也是非法的?其实官员本身确实不需要对火灾负直接的责任。但是发生火灾的地方让我深思,据说那是一个服装厂。想起了广州市海珠区的那里密密麻麻的民房里布满了小作坊,加工各种小商品:皮带、服装、手袋,规模都很小,都是同乡带同乡发展起来的。

曾经思考他们为什么不扩大规模?有个小老板坦白,就这么几个人的小厂,比较好打发政府官员,那些人都是看工厂规模来衡量收取好处的额度的,只要检查,肯定有不合格的地方:消防、社保、税务,要完全合法不仅仅是成本问题,不给官员好处怎么都不过关,想起办准生证的奔波我相信了他们说的话。所以他们都放弃扩大规模的计划,刻意的保持小规模生产,把产业链分解,有人做皮料,有人做五金,有人去看批发档口,有人负责组装。他们不会去租标准化的厂房,不仅仅是因为租金昂贵,而是因为正规化经营成本太高。藏身在城中村里,城中村因为都是失地农民的房子,这些农民因为失去土地的补偿不合理,他们似乎也得到了政府的妥协——对其中的商业管制放松。

可是这种小规模的城中村经济既无法走向高档商品,也无法打出自己品牌,很多人说中国人为什么只会山寨,那是因为要做自己的阿码尼实在成本太高。

糟糕的法律会压制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逼他们选择非法的生存方式。

企业家的才能被束缚,大企业的出现被压制,那么社会的就业肯定是不充分的,而社会就业不充分就会带来“灰色”就业——做黑车、做走鬼。连走鬼也成了非法,不断暴发城管和走鬼的大战。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自古已有的职业,到了这个时代成了非法,广州的批发市场,那些帮人搬运货物的人要向保安和城管交费才可以。古诗中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优美诗句,可是现在卖杏花也是非法的了。

看到街上跑的黑车都是买的二手车,最好也就是捷达,曾经问司机:现在车这么便宜,干吗不买个好的车?司机坦言:罚款是按车的价值来开的,曾经有个人买了一辆本田思域做生意,马上被运政扣了,罚款5万,乖乖的给了,因为车差不多17万,3、4万的二手车,罚款最多5000,高了反正车也不要了。2010年12月27日,衡南县松江镇因果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14名小学生死亡,官员又说这是“非法营运”,其实那种车在农村是广泛使用的,我十几年前也坐过。如果有丰田Coaster坐,谁愿意用这种车?可是如果是丰田Coaster,可能交警的罚款就会更高了。

法谚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各种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

法律之所以为人所信仰,不仅在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它的慈悲心。个别公民的计划活动的利益是否大于该活动对他们的成本,没有人比他们本人更好的判断;最终目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大可能的自由,以及经济福利和所有人的和平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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