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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屹艺术家说“弱小的生命在挣扎求生”,但野兔们也许不是这样想的。东德波茨坦广场上的野兔们在重兵把守的柏林墙内度过了几十年的乌托邦生活,亲历了柏林墙从建到拆的历史。而它们本身也像东德人、波兰人和其他生活在封闭世界里的人们,虽然那个世界给了它们生存的养分和小小的藏身之地,却剥夺了他们获取自由的权利。

1945年5月7日凌晨2点41分,德国代表在兰斯的一所很小的红色教学楼里签署了投降书。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战场之外,所有战场都安静了下来。而此时,战火经年的柏林已是一片焦土,开始重建生活的柏林人在城市空地里种起了蔬菜和农作物。但不久,柏林人才发现他们不仅需要种活蔬菜,还要防范从乡村溜进城市的那些有超强繁殖能力野兔的侵扰——于是柏林人又开始了一项工程:建立农作物与野兔的隔离带,为了防止野兔偷菜,有的人拉起了铁蒺藜,有的人将蔬菜用一个个铁筐扣住。

在欧洲的乡村,野兔一直与人类共同生活,在城市日渐壮大的时候,它们开始出没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而这场战争变相将它们和人类推到了对立面,迫于生计的人们和野兔抢夺不多的地盘,不断扩建农作物和野兔的隔离带,将栅栏改造得越来越牢固,最终野兔们被驱逐、被迫东躲西藏。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建立了四个占领区。1948年6月美、英、法将三国占领区合并。同年苏占区成立“大柏林临时民主政府”;美、英、法三国占领区成立西柏林政府,柏林遂分裂为东、西柏林两部分。1949年到1961年,柏林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期间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逃入西柏林,这些频繁越境的人经过草地,敏感的野兔常常惊惶失措,四处迁徙,过着流浪的生活。

兔子被关进了围墙

1961年8月12日,柏林波茨坦广场一带野兔们的命运在一夜间被改变:当天东德人民议院通过法令,在8月12日到13日夜间修筑柏林墙。

8月12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东德军队的卡车直奔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以后,原为铁蒺藜围成的路障被改筑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政府还在交叉路口和沿线的观察塔楼上设置了警卫。

人类带着坦克和喧嚣到来之时,敏感的兔子躲进了自己地下的巢穴。因此,许多躲在地下自己窝里,一无所知的兔子第二天偷偷伸出头来,才发现自己被关在两道高墙之间的一个狭长的封闭空间,身边到处都是士兵的身影和警犬的吠声。

但兔子们是安全的,柏林墙建立初期,东德卫兵们虽然每人都配有冲锋枪,但是每开一枪都必须登记在册:为什么开枪,是否有人试图越境等。因为那时,东西方处在紧张对峙局面,每开一枪都可能演变成军事问题,所以没有人敢随便开枪,即使对兔子。

于是被关在柏林墙里的兔子们渐渐适应了这种“牢狱”生活,它们躲在一边,目睹着人类怪诞的混乱:有人跨过正在树立的铁丝网跳到了另一边;有人跳进运河游到对岸;墙一边的人向另一边投掷了几千本小本子,那是他们的通行证和身份证件,大批东德人借机混在返回西柏林的西德人中偷偷越过了柏林墙。

1961年8月17日,兔子们目击了第一起伤亡事件——18岁的东德人彼得·菲查(PeterFechter)试图攀越围墙,被东德士兵开枪射杀,当时,除了兔子们,东西两边的人民包括西方记者都看到他中枪,但没有人施以援手,这个事件在冷战时期轰动一时。彼得·菲查成为第一个因试图攀墙而被射杀的人。这一年,有14起翻越不成功的流血故事,逃亡者面对的不仅是坚固的高墙,还有来自军队的密集射击。

后来,翻墙越境的人大大减少了,警惕的野兔们吃草时受到的干扰少了,它们安心地定居于此。兔子们渐渐发现,围墙中的草地简直就是管理完善的洞天福地。在这长169.5公里,高3.6米的墙内,野草郁郁葱葱,可居住的地方也很充裕。沿墙有253个瞭望塔、136个碉堡、270个警犬桩、108公里长的防汽车和防坦克壕沟,这让兔子完全免于外来的威胁,别说猎人了,就是猫狗等其他动物也不可能对它们进行袭击。

不仅如此,这些防坦克壕沟还成为兔子们遮阳蔽雨的栖息地和安居所,它们把巢穴的入口建在反坦克障碍物的遮掩之下,简直安全极了,而且这样的巢穴遍布围墙之间的整个中间地带,没有争夺地盘的必要。边境警卫队也和兔子和平相处,这真是一个兔子的乐园。

兔子和人

但无论对兔子还是人,安逸是永远不够的,兔子们在丰衣足食之后,开始想办法逃亡——穴兔一直有在地下挖掘通道的习性,特别是在木材和泥土下打洞,它们能够在150米的范围内挖掘出总长500米、深3到4米的通道来,所以饲养兔子的人都会在围墙下设置1米或更深的地基,这样才不会重演1912年从德国被带到加拿大安大略湖的野兔〉〉柏林墙,其中大片空地成为兔子的乐园。(左图)〉〉柏林墙前的抗议者。(右图)从农场成功脱逃的历史。当年那些野兔出逃后,凭借超强的繁殖力,成功拓殖了安大略、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的森林边缘地带。

AK-47步枪、铁丝网、反坦克障碍物和边境巡警把守的柏林墙阻隔了东西柏林人,穿墙是危险的行为,但是由于没打地基,兔子却可以从东柏林的围墙下挖洞来到西侧,觅食观光客的残羹剩饭。

对于东德人来说,兔子穿墙成了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兔子也成了自由与勇气的象征,这在野兔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这样,波茨坦广场上出现了很多兔子,当西德摄影师曼弗雷德·哈姆扛着摄像机来到波茨坦广场时,他本来是想拍广场上一个天使雕塑的照片,但他突然发现,兔子才是这里的主角,“一眼望去,到处都是兔子,大概有几百头”,“蹲在两个反坦克障碍物中间的野兔就像一尊雕塑”。他一边祈祷着兔子“不要动、不要动”,一边迅速拍下了野兔站在两个反坦克障碍物之间的照片。看着广场上的兔子,曼弗雷德·哈姆心想:“不出数年,围墙之间延绵一百公里的草坪,将全部被兔子占据。有人说兔子太笨,可是住在任何人都鞭长莫及的地方,真是明智之举。”

兔子成为调剂生活的一种方式,甚至为艺术家们带来了创作的灵感。一位西德艺术家蒂埃里·诺阿尔在上世纪80年代就把兔子画上柏林墙了。诺阿尔回忆说:“人们发现,兔子们也会挖洞。挖洞的兔子勇敢机智,也很聪明。当年我很年轻,在它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就在墙上画了幅很大的画,献给这些兔子们”。另一位西德艺术家叫彼得·恩施卡,他那时做了复活节的明信片寄给朋友,上面画着一只手拿红萝卜、正在穿墙的小兔子。他说:“弱小的生命在挣扎求生,我们看了勇气倍增”。

野兔打洞穿墙的历史在东德也被“重新发现”了。东德艺术家曼弗雷德·普茨曼举办了一个以兔子为主题的儿童活动,他回忆说:“自从我获悉兔子住在围墙之间后,就一直以它们为题作画。我们和孩子们在兔旗下尽情嬉闹,算是暂时领略一下平时享受不到的自由气氛。”

被猎杀的兔子

不仅仅是艺术家,东德上层领导人也注意到了这些兔子——柏林墙里关的兔子实在是太惹眼了。

1971年,埃里希·昂纳克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随后在1976年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秘书长。他启动了一项庞大的住房建设计划,并试图改善东德的消费品供应,而且不忘向人们展示他的仁慈。他不仅给兔子们定期种草,让它们能平等地填饱肚子,而且还完善了灯光照明系统,加固了围墙,以让它们继续安享监护,为了展现兔子们的幸福生活,领导人还请来各位首脑,参观这个乐园。

作为最高权力者,昂纳克和他任教育部长的夫人住到了柏林外万特里茨的高级干部居住区,他们需要被保护的生活和安全,就像兔子们一样。他们的住宅被高大的树木环绕,还有墙、铁丝网和警卫。他也给了兔子们同样的待遇:铺设了牢固的水泥墙,堵塞了漏洞,还配置了新的警报器和自动射击装置,增加了警犬的数量,让兔子们高枕无忧。

乐园中,野兔迅速繁殖,很快便出现一种情景——围墙内密密匝匝到处是野兔,它们晒太阳、吃草、刨土、翘起一只后脚挠痒痒、幸福地互相追逐。士兵们用观看野兔来打发无聊的时光。领导者决定“给予所有兔子幸福”,谁想逃离这种幸福,就会有危险。但是幸福的野兔仍然时不时逃亡,挖洞到西边去看看新景色。

渐渐地,最高领导人对兔子对幸福生活道路的偏离感到失望,他燃起了一种打猎人的狂热,决定消灭草地,铲除杂草,将影响视野的所有东西一扫而光,好一眼就能发现逃亡者。为了铲除杂草,士兵使用了药剂,兔子的食物被撒了毒药,传染病也开始蔓延,可疑的巢穴都被填了起来,兔子被封闭在墙内,以免出逃。

东德卫兵的子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被严格管理了,兔子们沦为士兵的玩具,他们时常瞒着上级,把兔子抓回部队,给兔子套上项圈以示区别,让它们在草丛中疾奔取乐。无聊的时候,士兵们甚至射击这些兔子比枪法。就像试图越墙被枪杀的136人一样,这些兔子也随时可能被射杀。这些在没有任何大的变化和威胁中安度了多年的兔子突然间极度紧张起来,但懒散已久的它们已经无法做出敏捷的反应了。

见证柏林墙倒塌的兔子

直到有一天晚上,1989年11月9日,如同遥远过去曾发生的一样,波茨坦广场又出现了令兔子费解的混乱。突然间,曾经坚固的围墙上出现无数个洞孔和缝隙,两边都有人拿着锤子敲。不久,墙全部倒塌了,兔子不需要打洞到另一边看新鲜了,它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离开草地。那一天,整个波茨坦广场从晚上到早晨到处都是野兔。人们每天随便抓一两只带回去烧菜吃:或用酸奶油煮,或者烧烤,人们一直吃了几星期,直到腻得不能再吃下去为止。

不久前还被称赞为自由和勇敢的兔子们,又回到了祖祖辈辈野兔们的生活轨迹——逃亡,在城市里躲藏,自谋生路。它们过多的数量立即成为新世界的烦恼,被作为公害四处驱逐、猎捕。它们过去快乐繁衍的草地很快被资本家占领,高楼大厦在波茨坦广场拔地而起。兔子们眼睁睁地看着这曾包围过它们的围墙被拆毁,无法挽救自己失去的乌托邦乐园。三十多年来,柏林墙里的兔子已经更新换代,新生的兔子从未见过围墙外世界,只有那些适应墙外世界的兔子能够生存下来,另觅安身之处,繁衍生息。

在2009年,为了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由波兰、德国联合制作了纪录片《柏林野兔》(RabbitàlaBerlin),导演是波兰人鲍尔泰克·科诺普卡(BartekKonopka)。这部黑白风格的纪录片娓娓地阐述了兔子在柏林的故事,其中穿插着历史镜头,对这段历史亲历者的采访,因为当年甚少留下关于野兔的录像资料,导演还专门培养了几头兔子作为“演员”,片中兔子竖起耳朵好奇地东张西望、在草地上打滚戏耍的近景,都是这些“演员”的表现。这部片子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37岁的导演鲍尔泰克·科诺普卡这样说,他与这部影片的其他主创——大部分是30岁以上的波兰人——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诞生了创作这部短片的想法的。当时他们的父辈甚至祖父辈为深陷资本主义的慈悲和虚妄之中而挣扎。国家的工业产业崩溃了,国家保障工作消失了,失业率急剧上升,许多人都无法面对这些现实。他讲述野兔的故事,实际也是父辈的故事。这些兔子就像东德人、波兰人和其他生活在封闭世界里的人们,虽然那个封闭的世界给了他们生存的养分和小小的藏身之地,却剥夺了他们获取自由、认识并且适应新的时代的权利。

“我们仍在尝试理解他们。”科诺普卡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们创作这部短片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面对我们的历史。在制作过程中,我们一直想起这次社会变革中的‘受害者’,这些可怜人们也是自由的‘受害者’。”

自由的新柏林当墙倒下之后,基本上所有的兔子都跑向了西边——“兔子的选择和人类一样”,这事儿有点好玩。如今,西柏林有十个小兔子聚居地,而东柏林只有一个,不过事实上,柏林墙倒塌后留下的野兔的后裔并不是很多,科诺普卡说:“兔子是敏感的动物”,当它们发现柏林市民蹂躏着那曾空无一人,它们随便奔跑的地方,大惊失措,它们试图逃跑,奔跑到街道上,找到最近的一个灌木丛就钻进去。有的兔子太害怕了,都不知道该如何找东西吃,在那里呆了几天,直至饿死都不敢出来。

有人拍到的一些镜头显示留存的野兔后代在如今的城市里的生活情景——它们拼命想穿过繁忙的马路,并且被大都市的喧嚣和嘈杂吓得不得了。

如今仍有一些兔子生活在城市西部,但它们很胆小——总是被狗追逐、被猫抓——因此很难拍到。这些兔子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汽车、人和喧嚣的城市,正如东德人要面对一个陌生的、崭新的、社会主义之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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