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打破高税负、低福利的格局

众所周知,税收既是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杠杆,也是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税制的改革和调整,既要兼顾国家利益,也要兼顾个人利益,既要考虑需要,也要考虑可能,既要有利于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也要有利于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税制的改革和调整,不能只满足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强政府调控能力一个层面,还要充分考虑如何体现民生关怀和消除民生忧虑,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否则,税制改革和调整的作用就很难得到充分发挥,也很难得到公众的广泛赞同和认可。

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经济转型、优化税制结构的角度考虑,对现行税制进行一定范围的改革和调整,无疑是需要的,也是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前提是,不仅要对有利于财政收入增加的不合理税种进行改革和调整,也要对有利于体现民生关怀和消除民生忧虑的税种进行改革和调整。很显然,目前公众所听到的各种税制改革和调整的传言,都集中在如何增加财政收入、增加税收负担等方面,而减轻税负、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等方面的传言,几乎没有。如此,税制改革和调整就成了企业和群众的一种焦虑、一种压力了。

而事实上,近年来有关我国税负高不高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尽管有关方面拿出了许多证明中国税负并不高的数据,但始终没有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赞同。因为,纳税人的实际感受和和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实在相差太大,而现行税制对实体经济和普通劳动者带来的税负压力,也远比一般国家的大。如对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纳税办法以及个人所得税的构成比例,都充分证明企业和群众的税负是偏重的。

更重要的,对绝大多数税负较重、收入较少的企业和劳动者来说,在高税负下,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却又相当的低。这就形成了十分严重的“两头挤压”,一头是在高税负下职工收入难以同步增长,一头是在低保障、低福利下需要的各种开支却越来越大。如此,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就成了一个只说不练、好听难做的话题。退一步讲,即便税负较重,职工的收入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水平很高,也能消化一些高税负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法国,虽然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一,但由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很高,企业和公众对高税负的承受能力也相对较强。而按照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根本没有能力消化高税负带来的任何影响。

近日,有关美国将对中产阶层实施减税的消息,与我国传出的种种加税的消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美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高于我国15%以上,但是,为了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减税政策。相反,我国面对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却只希望通过加税来抑制,而不想通过给企业和群众减税来应对。显然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有违民意的。要知道,美国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慈善等方面的水平都远高于我国,为什么我国就不能以减税来缓解各种可能出现的矛盾呢?

所以,面对已经形成的高税负、低保障、低福利格局,以及正在出现的加税冲动,有关方面在完善税制过程中,应当认真思考一下,切不可做出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只知加税、不知减税的事来。而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照公平、公正、正义、和谐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和群众的关系,突出民生,拉长短板,减少社会不公平因素,把税制改革和调整工作做好,真正形成税负合理、分配公平、保障有力的社会财富分配新机制,彻底打破高税负、低保障、低福利的不合理格局。

上海2010年GDP总量1万6千亿,税收总量8千多亿,同期香港GDP总量差不多,税收总量仅1千2百亿,约上海的七分之一。上海除了税还有各种费,罚款;香港还需要支出免费医疗,免费基础教育,社会福利,公共居屋,香港还有得剩下。以上香港是在支付了750万港人高工资的前提下,上海创造这个GDP蛋糕的几千万人中估计很多人工资低的可怜。按道理,做蛋糕的人越多,工资比例则越大,然而上海的事实是,越小。

GDP对于国家最大的用途就是抽税,按照上海,中国税收负担是香港人的7倍加算不清的行政收费和行政罚款,再加上数不清的强权垄断企业高利润负担,而工资均约香港的8分之一,福利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对比出。

不知道中国人中有多少比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羊毛永远出自羊身上,不管从哪里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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