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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下来之后,小娇娇成了毛泽东和贺子珍日常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

来到延安,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北门内凤凰山山脚下一个四间相通的宽敞窑洞里。

“安顿”下来之后,小娇娇成了毛泽东和贺子珍日常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工作之余,毛泽东总要抱一抱这个宝贝女儿,或在窑洞内走一走,或在窑洞前的场坪上转一转。每当这个时候,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便会跑近前围拢了孩子,这个抱一抱、那个逗一逗,毛泽东又总是说:“女儿是我的心肝宝贝哩!”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日常工作很忙,他需要反复思考“西安事变”后的时局变化和如何促成抗战统一战线,晚上还要抓紧时间赶写实践论矛盾论和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书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再忙,他也会放下手中的毛笔同贺子珍一起逗逗孩子,“感受”家庭生活的温暖和乐趣……

春节过后,毛泽东和朱德答应贺子珍和康克清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唤起了贺子珍渴望过集体生活的强烈欲望。在校期间,贺子珍渐渐地感到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她所面对的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虽然这些年轻人对红军充满了爱意和尊敬,对贺子珍更是交口称赞,但贺子珍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挑战。她不愿意别人只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夫人,而不知道她是“贺子珍”。她要努力学习各门功课,掌握各种知识,以便以后更好地独立工作,但她更希望用实际行动赢得众人的认可,承认她是真正的“贺子珍”!

然而,“天教心愿与身违”,贺子珍在“抗大”越来越感到体力不支了。开始时,她朝气蓬勃,出操训练、斗志昂扬,排队报数、声音宏亮。到后来,便日渐脸色苍白,时常气短头晕,体倦无力,继而腰酸腿软,心慌不支了……

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以为是还没能适应集体生活,她坚持着。一次上军事课,练习跑步卧倒、匍匐前进,做到第三遍,众人见她脸色陡变,她自己也感到了严重的心跳气短……教官急忙让她到一旁休息观操,十几分钟后,她感到好些了,便要求重新投入训练,但当她第二遍跑步卧倒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半醒半昏迷状态中的贺子珍被康克清等人搀扶着回到宿舍休息。经校医检查后,让她停课两周,这使她心烦意乱,暗自责怪自己的身体不争气,没完成学业就当了“逃兵”……

毛泽东得到消息,立刻骑马赶来“抗大”看望她,劝慰她“看米下锅,量体裁衣”,并对她说“身体是第一位重要的,要以休息为主,身体好了再学习”。贺子珍周末回到家里,毛泽东不让她再做任何家务,女儿也送去幼稚园由阿姨照看,只让她安心养病。这反倒使贺子珍觉得受了天大“委屈”……

进入3月,贺子珍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较以前好些了,便又要求返回“抗大”学习了。开头两天,她还能勉强应付,可到了第三天,两个同学发现她晕倒在了厕所里……经过红军医院几番检查,最后由傅连暲复诊,断定她患了严重的贫血症,需要休息6个月。

回到毛泽东身边养病,贺子珍感到自己像是在战场上打了“败仗”似的,她暗自生气,有时候还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在这段日子里,毛泽东比以前更忙了,白天要去中央机关开会、研究工作,即便有一点时间也要去“抗大”讲课或作报告。贺子珍一个人在家里感到很“憋闷”,每当听到窑洞外面传来的军号声和人们的喧闹声,她便感到自己像是被“遗弃”了,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可挽回的“失落”感。她痛惜自己失去了上“抗大”学习的机会,她常常追忆井冈山的生活,那时她独立带兵打仗,独立地做妇女工作,独立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乡村政权。后来离开井冈山随毛泽东东征、南下,她纵马驰骋疆场,奋勇拼杀,两支驳壳枪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她觉得那时的她紧随着革命的步伐前进,一步也没有被落下过。即便是在瑞金,在毛泽东被“罢官”、遭排挤的那些愤懑的日子里,她日夜守护、陪伴着他,一刻也不离开他,听他向自己倾诉积于心中的郁闷和愤慨,夫妻间在患难中得到安慰和无限的信任与支持,彼此之间敞开心扉,指点古今,议论人生,展望革命的未来。那时她深知毛泽东舍不得离开部队,更舍不得离开前线,她深知毛泽东只有在炮火中才能得到真实的平静,因为那时敌人的几十万大军正在对中央苏区实施“围剿”,革命事业随时都有被敌人扼杀的危险,她盼望毛泽东能够早日回到红军队伍中去、回到前线去,和朱德、周恩来等人一起运筹帷幄、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