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未来的走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它的变化和发展受到如此复杂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同时它的发展和变化又如此深刻的影响着这个世界。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根据二十多年来的变化和发展的轨迹和走向来大略判断几个必然的趋势,由这些趋势所形成的未来国内和国际形势既构成发展的环境同时也是对于这种发展能否进一步持续下去的挑战。


从两个基本层面来看,最终形成一个有序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和全面深刻的参与国际竞争似乎已经是两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的未来发展只能在这两个基本趋势中进行。在这两个基本趋势之间又存在着性质不同彼此影响的两种关系,那就是,能否形成有序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将在根本上构成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社会基础,而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和水平又会反过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及其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关于上述课题的全面阐述也许需要整卷本的书来描述和分析。但是,在缺乏系统数据和详尽比较和排列的基础上,人们也许可以从七个事关重大的关系处理及其走向中来判断,它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能否建立良性循环的国内市场环境以及参与国际竞争品质的哪些主要因素和方面。问题的本质在于,中国仍然是处于转型中途的国家,因此,可塑性、可变性和中途发生这样那样的方向扭曲都是可能的。建立一个制度完善和有序竞争的国内市场是中国人的千年至福,但这一切还取决于我们能否应对来自于各个方面的重大挑战,使得事情继续朝着良性的方向变化。


第一个挑战涉及到能否最终形成统一和初步成熟的国内市场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转型发展,虽然从劳动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等主要经济要素来看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市场供求体系,但是,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我们离真正成熟的市场体系还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市场主体的建设还远没有完成。其中主要的则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转型任务尚未完成。为了使国有资本真正成为能够适应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对于从国有资本和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直至它的委托代理体制进行彻底的面向市场的改革。但是,由于改革所处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和腐败等衍生现象的普遍性,随之产生了两种不同方向的思潮。一种思潮来自于一部分具体参与和操纵企业改革的当事人,包括企业的经理人员、与之关系密切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相邻的社会关系。在缺乏有效制约和公平竞争环境的历史条件下,改制的机会往往也就是这些人发财致富和损公肥私的机会。而我们知道,所谓公平竞争的环境,正是转型建设的目标之一,你不能指望等到有了这些适宜的环境之后再来进行改革。因此,腐败等衍生现象将始终会伴随改革的全过程。这种伴生现象的暗流涌动倘若不加遏制,必然会导致另外一种实践逻辑,它将会严重扭曲市场体系本身的建设和性质。


由上述普遍现象自然就引出了另外一种普遍的社会反应,那就是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合法性以及在道义上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转型无疑肯定会带来个人对于财富拥有的分化,问题在于一部分人利用转型之机法律约束的不足钻了社会和制度的空子,因此,它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反弹。2004年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所展开的论战所反映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况。问题在于,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内,对于腐败的治理往往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而对于转型期的社会来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这里,普遍的反弹往往有可能使得改革发生方向上的逆转。在2004年的论战中,人们急于替改革中的负面现象贴上这样那样的政治标签,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历史经验早就说明,为不满情绪所驱使的人们总是希望能找到简单的政治口号,因为这构成集体行动的既简单又有号召力的理由。而对于任何出自于真正理智和冷静的分析,人们都会不屑一顾。同时,人们也不愿意考虑任何制度再造过程的复杂性。


因此,旨在将竞争性原则普遍化的市场化转型仍然存在许多不明朗的社会因素和不易判断的联动反应,这些反应所引起的改革过程的实际走向究竟如何,还有待观察。至于那些需要长期发育才能解决的大量问题,比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化体系相适应的法律体系、道德水平乃至于个人和企业信用等等问题,更属于长期适应和学习、惩戒的后果,并且构成认真应对挑战所需处理的系统性问题。还有一些更尖锐的问题涉及到市场体系的完整性。比如,如何持续地保持转型中的经济增长,究竟是基本依靠市场和民间的自发动力,还是依赖政府的投资拉动?怎样将银行和金融系统逐步调整为适应市场导向的体制和运营方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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