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平型关大捷”实为“乔沟伏击战”惨胜

“平型关战役”与党史、军史上所说的“平型关战斗”不是一回事。中共党史、军史上所说的“平型关战斗”,由林彪指挥八路军115师完成,是整个“平型关战役”中的一个插曲。


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方面则在蒋介石领导下开始全面抗战。战争初期,日军攻势凌厉,集中优势兵力占领中国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1937 年9月,平绥线上的日军攻占了大同,随即剑指太原。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奉命在平型关阻击日军。阎锡山派出了8个军近10万人拦截日寇。阻击战打得十分惨烈,国军成连成营成团地牺牲,伤亡重大。在整个战役中,国军多有可歌可泣、感天动地之表现。但终因武器装备差得太远,血战近20天后,平型关失守——这才是“平型关战役”。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了阎明所著的《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其中有记述平型关战役的《平型关往事》一文。阎明采访了杨得志、杨勇、徐海东等多名乔沟伏击战指挥员的后代,有些地方还是很可信的。文中这样叙述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平型关阻击战:“面对日军对山西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层层阻击……9月12日广灵前哨战揭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当天上午,日军向山西门户、河北蔚县暖泉镇进攻。晋绥军担任警戒的一个连拼死抵抗,全部阵亡。第33 军军长孙楚令第73师师长刘奉滨星夜驰援。9月13日在蔚县东石门一线,近千名日军借炮火掩护向我军发起猛攻。营长张见勇率部猛烈还击,并奋不顾身冲出战壕与敌拼杀,阵地失而复得4次,张营长和一名连长阵亡。在紧急关头,团长吕超然亲率预备队1个连进行反击,不幸头部中弹牺牲。阵地上官兵见团长阵亡,怒不可遏,勇猛拼杀,毙敌百余名。由于敌人火力过猛,该团有千余名官兵阵亡。此时师长刘奉滨正在前线督战,为夺回阵地,他亲率4个步兵连组成的奋勇队,抡着大刀片冲向敌人。他们前赴后继,纵横砍杀,刘师长受伤4处仍不下火线。奋勇队死伤过半,4名连长有3名阵亡,有的士兵被敌人扑倒后,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 在火烧岭阵地,中国守军歼敌200余人后转入团城口防御……在灵丘北山防御中,我守军以阵亡营长一名、连长2名、伤亡500余人的代价毙敌400余人。”“9月21日,日军向平型关晋绥军独8旅发起进攻,我守军居高临下给予迎头痛击。敌人用成排大炮向我轰击,又出动飞机百架,每30架一组轮番轰炸,并用坦克掩护步兵冲击,守军用一个营兵力组成刺杀队出击迎敌,在山坡上展开了白刃战。阵地经反复争夺,敌遗尸累累。守军伤亡巨大,三个团损失了一个团。 623团1营500多人,只剩下148人,其中第1连、第2连全部阵亡。”


“平型关战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央军、晋绥军为阻击日军南下太原,在平型关、团城口、茹越口等长城线上顽强抗敌,付出惨重代价。先后有上万名将士捐躯尘土沙场(其中旅长1名、团长2名、代理团长2名,营长数十名),他们和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次战役虽然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但也给其以沉重打击,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日军调整新部署,延缓了西犯进度。”


阎明的父亲也曾是林彪的部属。有趣的是,阎明称呼阎锡山第二战区部队时,时而用“国民党部队”,时而用“中国守军”,时而又用“中央军”、“晋绥军”,但也常常用“我军”。大陆的出版物,用“我军”称呼抗战时期与日军拼杀的国民党部队,是一种“突破”,更是一种回归。这是“常识”的回归,也是“良知”的回归。对于中华民族的后代来说,当年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军”,不是“我军”是什么呢?难道是“敌军”不成?


1937年2月至8月,国共两党经过5轮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将中共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与国民党的军队并肩抗战。红军从赣、闽、鄂、豫、皖等地“长征”到西北,旗帜上写的是“北上抗日”。翻阅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可知在改编后,毛泽东立即为八路军确立“抗日原则”。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以及八路军各师首长,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9月 21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再次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使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在整个抗日大局中,八路军并不起决定作用,因而决不能与日军正面作战,决不能与日军硬拼,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虽然名义上已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分,但在实际上应坚持“独立自主”,决不能真的听命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听命于委员长蒋介石。换言之,对日军何时“抗”、何处“抗”、如何“抗”,都要完全由自己做主。毛泽东发出这些电报时,“红军”已成为“八路军”,“红军”这名目已不存在。但毛仍用“红军”称呼自己的部队,这也颇耐人寻味。


林彪“惨胜”


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打响第一枪,到被改编为“八路军”,中共的部队未与日军正面接触过。红军成为八路军后,很快就遇上了平型关战役。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八路军配合阎锡山作战。但是,在整个战役中,选择什么时机、什么地点介入,以及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则完全“独立自主”。林彪的115师奉八路军总部之命,从侧翼接近日军,寻找战机。阎明所著的《往事不忍成历史》中《平型关往事》一文,对“乔沟伏击战”有较详细叙述。林彪率115师越过五台山,穿过国军和日军的中间地带,悄悄到达平型关附近。据阎明书中说,林彪在这一带看地形时,“发现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有一条向北延伸的峡谷,这个叫乔沟的峡谷中段长约5公里,沟深20至30米。两壁十分陡峭,谷底狭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乔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有个关圣帝庙,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是附近的制高点。乔沟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林彪于是决定在这十分适合打伏击的地方与日军一战。他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头上,安排部队埋伏,等候日军到来。林彪命三个团在两侧埋伏,又命一个团在外围游弋,牵制日军。这次伏击,115师算是全师出动。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之一部分,进入乔沟伏击圈,115师居高临下发动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进入沟中的日军被全部歼灭。


这场乔沟伏击战,有几个问题现在已很清楚。一是进入乔沟的日军,是一支后勤部队,担负为作战日军补给物资的任务。这一点,从大陆各种有关出版物中对于此次战果的介绍亦可看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中说此次“大捷”,“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说“缴获了大批枪弹、大炮、车辆和军用物品”。阎明的《往事不忍成历史》则说“缴获辎重无数”。平型关战役是山地战,日军作战部队长途远征,当然应该尽可能轻装上阵,不可能带着大量物品。汽车更不是作战武器。而这一队日军,有一百余辆汽车,有大量军用物品,有“无数辎重”,无疑基本上是一支后勤部队。第二个问题,是这队日军到底有多少人。大陆较严肃的出版物都说一千余人,台湾的出版物则或说七百余人。我想应在700至1000之间。第三个问题,是八路军方面出动了多少人,伤亡有多大。林彪以三个团伏击,以一个团牵制。我不清楚当时115师每团实际人数是多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有1000人左右吧。这也就意味着,林彪以至少四倍于敌的兵力,打了这次伏击战。大陆的“事件人物录”、“大事年表”这类严肃的出版物,也只介绍这次伏击战的辉煌战果,不介绍115师的伤亡情况。在诸种此类出版物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在介绍了115师此次伏击战的辉煌战果和巨大意义后,以这样的话结束:“但是,在抗战期间,我八路军在很弱小的情况之下,不宜于过多地开展平型关战役这样的战斗。”既取得了辉煌战果,又有着重大意义,却“不宜过多地开展”,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于115师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阎明的《平型关往事》一文,对于115师的伤亡也有说明:“板垣的21旅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三个营的战士们前赴后继向敌人猛冲,自己也付出重大牺牲,仅5连原有140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30人了。”“当时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三营九连,冲上公路全连只剩下10多人了。”仅这两个连,就牺牲了两百多人。总伤亡是多少呢?是“千余人”。林彪是赫赫有名的战将。115师是富于战斗经验的中共精锐。所以,在八路军方面,可谓是精兵良将。在人数上又数倍于日军,且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形,发动的又是突然袭击。日军在人数上远少于伏击者,只是一支担负后勤补给的非战斗部队,在地形上则处于绝对劣势,遭遇的是猝不及防的打击。这样的一场伏击战,林彪居然打了一整天,说明日军在峡谷里抵抗了一整天。如果以伤亡论胜负,双方实际上几乎打了个平手。如果说林彪最终胜利了,也只能说是惨胜。


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9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9月25日正是115师与日军血战的一天。对于这场与日军的首次交战,毛泽东毫无疑问是高度关注的,战斗的进展随时会通过电报而知悉。他在林彪正与日军拼杀时就给北方局发这样的电报,很可能战斗开始未久,他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可以说,毛泽东也好,林彪也好,如果事先知道伤亡千余人,是不会打这场伏击战的。要打,也是另一种打法。毛泽东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就致电北方局,是迫不及待地告知北方局:这样的打法,以后不可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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