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转帖,不关我的事)

从1920年到1921年,中共经过一年时间,只征集到了56名成员;从1921年到1922年,从56人只扩大到了197人,这种组织发展速度相对于他们急切想要成就的革命目标,其力量相差不知多少。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党内公开宣称:“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本文摘自《“中间地带”: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谜》,杨奎松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5)


正在共产国际积极筹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之际,1921年夏传来美国准备就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在华盛顿召集国际会议的消息。美、日、英、法重新坐在一起讨论远东问题,这使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深感其在远东离间和利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矛盾的策略遭受挫折,因而极度担心帝国主义各国会重新勾结起来反对和干涉苏俄。


为了同华盛顿会议相对抗,原定于苏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召开的大会,1922年1月被移到苏俄的首都莫斯科召开了。在开会之前,几乎各个与会代表团都在主办方的授意下,发表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公开声明。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开会伊始,就把会议引向了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俄和掀起苏维埃革命的方向。他宣称:战后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亚洲和远东问题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点”,帝国主义正在加强它们在远东的竞争,“当今最强大的政府,四个最暴虐、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政府,即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在华盛顿缔结了一个条约”,“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按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远东各国人民的政治选择将会成为世界政治“天平上举足轻重的法(砝)码”,而“真正解决远东问题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打败日本资产阶级”。(见《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速记录》中,季诺维也夫在第l、2、4次会议上的发言,复印件由已故石克强(舍维廖夫)教授提供。)


显而易见,鼓动远东各国人民掀起反帝特别是反日的群众斗争浪潮,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尽管某些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或多或少仍旧抱着世界革命的幻想,一心指望这次会议能够使远东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加速世界革命的程度。但会议毕竟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他们所面临的首要任务。这就是:“把中国从外国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土地国有,推翻督军统治”,为此应该首先支持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斗争。(见《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速记录》中,萨发罗夫在第8、10次会议上的发言。)


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共产国际向各国散发的反对华盛顿会议的各种宣传品也没能激起中国人的兴趣。马林在他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中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时,不无遗憾地表示:华盛顿会议“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激起像当年凡尔赛会议所激起的那种政治愤慨……没有直接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普遍性的运动”。(《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美国推动召开华盛顿会议的中心目的,是弥补巴黎和会的不足,并解决各国列强,特别是美、英、日三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相互关系及其地位问题。它固然同巴黎和会一样,包含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要使三大强国在这一地区承担明确的和平义务,消除相互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太平洋地区确立国际新秩序,以及抑制日本在中国的单方面扩张行动。在这方面,三大强国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英日同盟、海军军备竞争以及太平洋和中国的势力范围上。会议成功地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以限制海军军备的《海军条约》规定了各国海军战列舰的吨位比例和航空母舰总吨位的限额;并以《九国公约》的形式,肯定了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下,“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保证在现有条件下不再扩张势力范围或谋取特权。(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7—58页。)


一般说来,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并无助于真正缓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但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毕竟为换回在巴黎和会上失去的信誉和抑制日本在华扩张的野心获得了成功。会议迫使日本不仅在《九国公约》上签字承认反对独占中国和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而且迫使日本同意交还其强行霸占的山东胶州德国租借地及其财产,撤退沿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全部驻军。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方面乘机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收回主权的诸多要求,大多不了了之。但会议决议恢复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声明肯定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独霸中国及扩张势力范围的企图,毕竟对面临日本威胁和对巴黎和会怀有痛苦记忆的中国各界爱国人士,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不论共产国际多么激烈地批评帝国主义列强虚伪、阴险,主张中国人民应争取彻底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绝大多数中国人显然对此不抱幻想。中国既然仍旧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现状中,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就很难不对某些列强的理智和友好寄予期望。


很少人不知道中国陷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根本上是自身落后、分裂的结果。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争取实现统一与和平,进而才有可能发展实业,使国家臻于强盛。但多年来,知识界皓首穷经,献言献策,中国军阀割据,南北对立,以至兵连祸结的局面依然如故。陈独秀等之所以会明知俄国革命的办法可能带来梁启超等人再三警告的“攘夺变乱之患”与血流成河的危险,仍执意前行,根本上就在于他们相信,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惨祸一直在阶级压迫中发生着,而且按照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世界大战根本就无法避免,与革命不革命无关。蔡和森所谓:一旦资本家的大战再起,“伏尸流血又不知几千百万,而战死与破产及生活昂贵的大祸,都是无产阶级受了”,何况“第二次资本家的大战战场必在中国”,将来流血恐怖恐比革命更甚;毛泽东所谓:“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所鱼肉,其何能忍?”讲的都是这样的道理。(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49—150、161—162页。)


但想要运用俄国革命的方法,根本解决,一劳永逸,彻底是彻底,中国哪来俄国那么多的可以一举夺取政权的有觉悟的革命工人与士兵呢?因此,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是成立了,革命的实行办法却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1920年到1921年,中共经过一年时间,只征集到了56名成员;从1921年到1922年,从56人只扩大到了197人,这种组织发展速度相对于他们急切想要成就的革命目标,其力量相差不知多少。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党内公开宣称:“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这时中共成员的想法大概都差不多,那就是:“一切均借俄助”。要在中国开展推翻现存政权的革命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13—214、231页。)


指望俄国干预来推进中国革命,这多半是把革命目标设定在中共一大纲领基础上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那样一种目标的设定,几乎把除了产业工人以外的社会力量都排除在了革命的力量之外。但是,这样一种目标的设定,很快就被莫斯科否定了。1922年5月下旬,中共出席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回到国内,带来了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相关决议,以及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分子合作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一大所规定的革命目标与革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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