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坚冰


这时在北京,中国当局关于对俄态度的问题逐步明朗化。北京新一代领导层早在1990年就逐渐意识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有发生崩溃的可能。北京注意到自1990年春天以来苏联已经开始一系列不可逆转的变化,民族民主主义者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对苏共的排挤获得了成功。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他们也获得了较强的势力。同时,在下诺夫格罗德和斯维尔洛夫斯克,民主主义党派和组织取得了胜利。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鲍里斯·叶利钦逐步掌握了大权。在莫斯科苏维埃选举中,由加弗里尔·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派阵营取得了胜利。对于苏共的分裂和对国家掌控力的逐步削弱,北京是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和思想准备的。早在1989年9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醒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已不可避免”。


由于苏共中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误判,以及苏共领导人执迷于获取西方的廉价称赞而过早进行******的同时,对推动市场化经济改革却裹足不前。戈尔巴乔夫曾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允许国内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感到不解,他认为只要在政治上建立宽松民主的人性化体制而无须在经济上开放。邓小平据此判断,苏联已经不是会不会乱的问题,苏联陷入政治经济危机从而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只是时间问题。北京对于苏联一旦发生大规模动乱甚至国家解体,将对世界和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冲击相当重视,特别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深感忧虑。作为世界第二核大国的苏联,如此庞大的核武库将由谁来掌控?能否实现有效的控制?是否会出现核武器的大规模扩散?苏联只有30%的共和国边界作过明确划分,其余都是按照行政划界。在各共和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和民族矛盾在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苏联国内的民族问题进一步恶化是否可能引发内战?甚至引发国家间的战争?莫斯科积极谋求加入西方阵营,标志着两极格局的终结。美国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之后,是否将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采取更为咄咄逼人的政策?和由此将对中国国家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内外有别、绝不当头”的战略决策,中国政府确定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出发点,在包括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专心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有关涉及对台军售问题,则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并且要求新疆、蒙古、黑龙江和吉林等与苏联接壤的边境省份按照中央政府的授权继续开展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往来。中国外长钱其琛于1991年12月27日致电科济列夫,宣布中国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原中国驻苏联大使改任为驻俄大使。同一天,中国对外经贸部长李岚清和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率团抵达莫斯科,并分别与副总理绍欣、外长科济列夫和对外经济联络部长阿文举行会晤。通过与绍欣的会面,李岚清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总理李鹏致叶利钦总统的口信,表示中国政府愿意与俄罗斯新政府发展关系的愿望。俄联邦副外长G.库纳泽就两国关系问题与田曾佩副部长进行了会谈。12月29日晚,双方签署了两国会谈纪要。《纪要》肯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础,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同意将继续履行中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并加强各领域各级别的交往。将尽快批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这个《纪要》不但解决了中苏关系的继承问题,也使自“八月政变”后两国趋于停顿的高层来往得以初步恢复。


面对中国主动伸出的友谊之手,叶利钦总统立即指示外长科济列夫发函给中国外长钱其琛,表示将按照当年中苏之间的规模和级别,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1992年1月31日纽约联大期间,叶利钦和李鹏在联合国总部“不期而遇”,双方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暂短会晤。叶利钦利用这一机会向李鹏表示,俄联邦政府将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同时希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莫斯科将尽快批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李鹏则特别强调北京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俄中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两国间的4000多公里边界应成为和平与友谊的边界。俄中之间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叶利钦也表示他非常重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与相邻的中国省份发展经济合作关系。这是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双方都对这次会面感到满意,认为这是个好的开端。



复杂的局面


就在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的代表团启程前往北京之前,副总统鲁茨科伊刚刚结束了对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视察归来。准确地说,是“逃”回到莫斯科。鲁茨科伊原本计划视察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参加当年被斯大林下令秘密处死的犹太裔波兰社会活动家、反法西斯斗士埃利希和阿尔特的纪念活动。纪念活动结束后,副总统接到邀请前往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加加林飞机制造厂(KnAAP0)观看新型苏式歼击机。任人都知道,曾任空40军副司令,在阿富汗战场驾驶着“苏什卡”强击机与当地匪帮作战的鲁茨科依对于新式战机,尤其是苏霍伊飞机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所以当副总统得知将有机会观看苏一27K舰载歼击机时,是怎样都要过去走一趟的。


兴冲冲的副总统刚一踏进工厂的大门,马上就被怒气冲冲的工人和家属所包围。因为那里的人们得到消息说,叶利钦将要或已经签署总统令,把向中国出售苏一27歼击机的合同无限期推迟甚至取消掉。人们担心如果这一消息成真,将使处于困境的工厂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副总统不得不当场做出表态,将会履行与中国的有关协议。许多年后人们方得知,关于总统令的消息正是在叶利钦的授意下刻意散布的。为副总统鲁茨科伊所设的这个局也是总统亲自安排的。脾气暴躁的鲁茨科伊一回到莫斯科就直奔克里姆林宫,在当时他和总统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到后来那么糟糕的地步,叶利钦对于这位空军少将在“八月政变”中处变不惊的表现也很满意。况且在名义上副总统分管军队改革和军转民等5个政府委员会,与军事工业综合体等传统重工业集团关系深厚。所以当鲁茨科伊用“军人的语言”向总统倾诉他对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第一副总理盖达尔和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的无比愤慨时,叶利钦只是淡淡地表示他知道了,他将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将是总统最后一次的宽容……


从1992年到90年代中期,军事工业就如同整个国家经济一样,处于危机之中。军事工业综合体并不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产物。苏联时期,为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抗衡,整个国家机器和国家经济高度军事化,国民经济军事化程度达到70%以上。国家的主要投资和其他各部门的积累全部流向军事工业综合体,而且还集中了最优秀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可以说,苏联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拜我国早期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也就是那个对工业一无所知,对冶金部门、石油化工、军事工业综合体和轻工业一窍不通的俄罗斯“市场经济之父”,莫斯科大学经济系高才生叶戈尔-盖达尔创造的俄式“休克疗法”所赐,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9%,工业生产下降了18.8%,基建投资下降40%;1993年,这3项数据又在1992年的基础上又分别下降了12%、16.2%和16%。不过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种经济衰退会延续达7年之久。


叶利钦轻易地采信了盖达尔和他手下那帮西方顾问的建议,大幅度削减国防经费,即以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巨额军费总开支表现出来的经济负担。以为这样一来,资源将会“自动地”、按照市场规律地从军事部门转流入非军事部门。可是,削减掉分配到军工综合体企业的订货后,政府不仅在军事部门,而且还在整个工业上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并使它们陷入了虚脱状态。军事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下降到了3.’76%.,要知道在1986年的时候其所占的比例是30%以上。但是根本就没有发生从军事部门向非军事部门的任何“经费流转”。军事工业综合体失去了自己的专业资格,几乎沦为乞丐,只是勉强维持在极度萧条状态。’重要武器装备的生产基本停止或大大减少。开工不足,生产负荷大大低于允许的最低限度。在弹药和特种化学工业,生产能力只利用了3%~7%;在常规武器工业,只用了10%~14%0这导致产品价格上涨,投资下降。基本生产设备的机械部分磨损超过了’75%,有1/3基本设备的磨损达到100%o资金不足,科研和生产干部的老化和质量下降,人员就业不充分,工资低而技能要求高,导致了科研水平的下降。由于财政经济困难,那些有技术联系的生产和科研组织出现了非一体化趋势。由于不能稳定地对国防订货提供资金,为本国武装力量生产武器装备造成了亏损。加上对军工企业中国有资产的管理效率极低,情况变得日益严重。


在这其中,又以远东地区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情况最为严重。早在卫国战争期间,远东地区的工业基本上是为军事服务。战后,国家的政策未变,仍然是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国家在远东建立了一些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城市,所有这些城市有个共同点,即生产结构单一,专为军工生产服务。譬如滨海边区90%.以上的区中心都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城镇,远东的军事设施和驻防部队很多(有150万军队和太平洋舰队),很多企业首先要承担起直接为本地区部队服务的任务,使军事工业客观上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远东地区约有40家军工企业,其中32家组成地区军事工业综合体,分属于原苏联造船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国防工业部。1991年后,全部国防企业均隶属于俄联邦工业部下设的各专业局。在远东国防综合体部门结构中,居主导地位的是造船、修船业和飞机制造业。这些企业1989年的产值约占军事工业综合体总产值的90%。多民用企业也生产军工产品。几十年来,超限度地强行扩大军事潜力使远东地区经济高度军事化,而且达到超出国防实际需求的水平。


改革以前,远东军工企业产值占远东地区工业产值的10%,职工人数占全地区职工总数的13%,固定资产占全地区的6.3%。1990年的时候,上述3个指标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分别为22.5%、24%、17%;滨海边疆区分别为13.60A,、20%、10.3%。而阿尔谢尼耶夫市和大卡缅镇军工生产分别占工业企业总产值的91%,1999.8%。远东的工业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同时影响了本地区机器制造业的生产结构。远东地区军工企业分属不同部门,彼此之间的协作关系薄弱,因此造成人才、资金分散和重复生产,其特点是生产部门的专业化很窄,实行配套生产,缺乏发达的科学研究基地。研制和设计部分基本上局限于某些设备及单个部件和零件方面,绝大部分原料和配件(滨海边疆区多达2万~3万种)都是由俄罗斯中心地区供应的。这种情况是过去计划经济。


到1992年的时候,远东地区的军工企业分为以下3类:一是拥有100%军事订货和不应转产的企业以及军事订货占70%~90%的企业,包括军事订货减少幅度不大的企业,这部分企业约占20%。主要包括“花岗石”、“东方”、“浪花”、“进步”航空公司、“时代”太平洋企业、“星”工厂、“舰旗”和“加加林”工厂等。这些企业由于有订货,因此能维持生产,但国家经常拖欠货款,因此也使企业困难重重。二是军事订货大幅度减少的企业,其军事订货减少50%~70%。由于生产设备不能改产民用产品,导致生产大幅度下降,如埃利班机器厂。也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军民两用,可以迅速转产民用产品,如哈巴罗夫斯克船舶制造厂、阿穆尔船舶制造厂等。这些企业的生产流程变化不大,但是必须改造现有设备,增加新设备。三是完全没有军事订货的企业(滨海边疆区5家,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6家),或者其军事订货在企业总产量中占很小比重的企业。如“帆船”、“聚合物”、“时代”、“合金”工厂、“红舰旗”、共青城机器制造厂、“智神”企业等。这类企业基本上处于生产停顿,职工失业的状态。


远东军事工业综合体企业军工生产降是由于国家订货大幅削减而引起的,同1988年相比,1991年远东工企业的国家订货平均减少20%.~60%.


到1992年时则仅为1991年的20%不到。国家没有对由于大规模削减军事订货而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给军工企业的财务状况带米消极影响,造成企业利润下降。在得不到国家拨款的同时,企业的费用增加了,如停产设备的保养费用、改产民用产品的费用、人员重新培训的费用等。按计划,远东军转民规划1992~1995年需要资金约20亿美元(买际到位不足1%);滨海边疆区1992~1994年转产计划需要资金9.17亿美元(实际到位大约0.8%);1993年,国家拨给滨海边疆区军工企业转产资金中,国家预算拨款仅占60%,银行贷款占25%。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在货款资金增加的情况下,国家预算拨款从1992年的86%降至1993年的38%。滨海边疆区的每个军工企业根据转产要求,制定了十几个转产计划。为了争取国家拨款,这些计划经过国家各部委的多次鉴定,然而,没有一家企业得到财政拨款。由于国家在军事工业改革问题上缺乏远见,加上国家不能保证国防订货的及时结算,尤其是国防部没有能力支付已经完成的国防订货货款,经济转轨以来,军工生产大幅度下降。而国防订货的急剧减少,使远东地区经济高度军事化的城镇陷入经济困境,军工企业陷入全面危机。生产持续下降,军转民困难重重。军事订货和军费开支锐减、补贴减少、转产资金不到位等是其重要原因。军工企业在经济状况恶化,国家又无力支持其生产的条件下,积极寻找出路。而大力发展军火出口,是解决企业资金短缺的重要途径。独立之初,由于种种原因,军火出口一落千丈,出口创汇额从1991年的78亿美元降至1992年的15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中国出口苏一27歼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