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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http://bbs.tiexue.net/post_4922236_1.html

第三部分、军队整编与美援物资管理的争执;第一次撤换风波。

缅甸会战的失败,对于中国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中国唯一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了。失去了外援的正面战场物资供应极其艰难,甚至一个军补充几百支步枪都要军政部长亲自签批,中国军队已经无力对日军正面发动任何大规模的攻势,仅能以保卫要地为目标。

在这种情形下,如何选择决定中国战区的战略目标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而这正是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核心任务。史迪威的决定是再次集结全部中国的精锐力量,重新攻击缅甸,打通滇缅路。

但就中国方面而言,缅甸国际交通线当然是事关生死的重大问题之一,但绝不是全部。对于艰难维持的中国抗战局面,国民政府有更多的问题要一一解决,以举国之最后精华谋偏僻一隅,而弃大势,殊为不智。

更重要的是,缅甸反攻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政治和外交的困难更是难以解决的。

对于中国,当然期待以较少的代价打通国际交通线,稳定正面战场,但问题在于中国正面战场同样吃紧,较之缅甸更为重要的地区比比皆是,不可能抽调大量的部队为缅甸一地长期滞留,史迪威计划的预期很美好,但如何实现却是让国民政府捉襟见肘的难题。

对于英国,这是一个关乎帝国威望和存亡的严重问题。

从太平洋战争开始,英国在远东战场就不抱积极态度,对于英国而言,缅甸并不是大英帝国的核心而只是前哨。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核心是印度。因此,当英缅军刚与日军交手即溃不成军,仰光轻易丢失之后,英国方面就已经决意放弃缅甸,保守印度了。英国认为,他们毕竟会回来的。

而中国军队进入缅甸支援英军,对英国核心利益来说未必是好事。英国人认为,与日本人不同,中国自古即为缅甸的宗主国,缅甸人对于中国的尊崇心态很可能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日本人没有占领缅甸,但进入缅甸的中国人却会促使缅甸人寻求独立并重新作为中国的藩属国。而这一独立不可遏制,更会形成多米诺骨牌,彻底摧毁大英帝国远东的殖民体系。对于英国来说,中国大军援缅才真正伤害了英国的核心利益。因此,在第一次缅甸会战中,英军从没有坚守任何一个要塞的决心,无论是魏菲尔还是亚历山大,他们全部的命令其实只有两个字:“撤退!”而且,所有的撤退都要求中国军队分散其本来并不充裕的力量为之掩护——而史迪威也确实做到了有求必应!而相反,对于中国军队入缅援战却处处为难,空军没有支援、陆地拒绝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和燃料,甚至拒绝提供高精度军用地图。此时,史迪威提出重新装备组织中国精锐军队打回缅甸,当然不受英国人的支持。但面对美国人的要求,最大量拿着租借物资的丘吉尔自然不会直接拒绝,但从“安纳吉姆”到“茶碟”,英国人处处作梗,史迪威自然也深感处处碰壁。

即便是在美国,史迪威的计划同样有强力的反对者,马歇尔固然是史迪威最大的支持者,但空军司令阿诺德则坚决反对重新开辟滇缅路的计划。阿诺德认为“唯一直接而明智的举动还是加强陈纳德的空军和尽快对日本进行轰炸。”(58)欧内斯特.金上将尽管支持尽快打破中国封锁,但相对更倾向阿诺德。在此影响下,罗斯福也决意优先考虑从中国发动空中打击:“从中国起飞的飞机进行袭击也能承担一部分任务,也可以偶尔空袭日本本土。”(59)加之英国人的怀疑态度,其对于史迪威缅北反攻计划也不予看好,倒是更倾向于增加空运吨位的观点。

遗憾的是,史迪威并没有从政治上和军事形势上理解中美英三方实际困难和根本目标的能力,他仅仅从他个人的“荣誉感”出发,以缅甸为其眼中的全部,任何对其有不同意见者,史迪威均视为“刻意阻挠”,更屡屡以此为由向华盛顿报称“中国作战不力”,为中国抗战平添了许多困难。而作为全程见证的赫尔利将军的评价或许更为切中精要:

“收复缅甸一事,为史迪威之欲壑。伊力辩滇缅路打通之重要;然其真正动机,则在一雪其前次在缅战败之耻辱。蒋介石对于缅战不肯赞同,伊以为中国军队别有更重要之防护任务,不宜用于此类无效果之战役。英国亦不赞成缅战,他们以为大英军队应用于收复东南亚,不宜用于中美两国不愿援助恢复殖民地之缅战。(60)

史迪威愈遇阻抑,其恢复缅甸之欲念愈强,他认为此是亚洲作战最重要之工作。他将上次缅甸战败之责任,归咎于蒋介石与其属下之无能,他对英国无意缅战,固极忿恨,而对其华府上官不肯命令蒋介石与伊合作,亦有怨声。在缅甸战败耻辱未得洗雪之前,其骂人日记上,时有“除史迪威外,任何人物都是混账王八蛋”之暗示。”(61)

但史迪威也清楚一个事实,不管他怎样诅咒所有的人,他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是只身赴任,在中国战区没有任何一支美国军队可供其无条件调遣指挥,而即便是在缅甸作战,即便有美国军队,作战力量的主体也只能是中国军队。因此,在入缅作战初期,史迪威就已经拟定了一个整改计划,在4月16日送到重庆。在计划中,史迪威认为缅北至中国的陆空军交通线很可能会被日军切断,武器很难送至中国军队,因此建议:“在美国空运公司尽可能帮助下,从密支那把军队经孟拱和新平洋,越过缅北,沿利多公路运至阿纳姆境内。”计划在印度组建两个军的中国兵团开始训练。对此,蒋“批准了这次训练计划,条件是如果印度人民举行起义,不得让中国军队帮助英国进行镇压。”(62)这一计划完全符合美国“让亚洲国家军队在亚洲大陆作战”的原则,故很快得到美国政府批准。

5月,缅甸会战失败,26日,史迪威即在印度抛出一个改进版本的改造中国陆军的计划,并于6月4日送至重庆。这一计划的要点较原来更为激进得多,要点主要包括整编合并部分部队,充实部队编制,对完成整编的部队配备美援军火,对中国军队的军官团进行全面的筛选,剔除水平低劣者等。

公平的说,史迪威这个计划如果是在其他盟国,都是一个合理的计划,但惟独在中国,这个计划是根本不具备可实施性的。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这也绝不是第一个外国顾问制定的此类计划,相较而言,倒是1932年德国援华顾问团队做出的方案更为精致,而史迪威计划与德国人当年的整军方案精神实质大同小异。而在1932年,国际局势尚较平静之时,由于各地方派系的坚决抵制,挟中原大战战胜之余威的国民政府尚不可能推行整军方案,何况是抗战已五年,局势艰苦卓绝的1942年呢!但与1932年的德国军官团不同,史迪威在没有立即看到国民政府的动作后完全没有检讨自己方案是否符合中国实际的观念,而是向华盛顿报称中国政府无意整军,并以此否定国民政府抗战意愿。(63)

不管双方此时已经如何互相失去最开始的融洽与信任,中国军队的整编和装备美援武器都已经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此前无论是宋子文方案还是美方前后数个方案,核心都是整编30个中国陆军师并予以美式装备。但此时中国军队正因美杜立特尔空袭东京的余波在浙赣与日军苦战,装备物资损耗极大。(64)加之缅战失败,人心动摇。(65)蒋亟需迅速稳定前线战局,很难从业已吃紧的前线抽出30个师整编训练。对蒋来说,此时最重要的是加强陈纳德航空队和补充军火弹药。(66)

6月24日,史迪威再度觐见蒋介石。谈话间,史迪威再三要求撤换杜聿明,并先保罗卓英,后保孙立人廖耀湘取代之,蒋以罗卓英有更重要职衔、孙廖资历不足的理由未应允。史迪威要求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部的组织系统不受国民政府军令部的指挥,蒋因此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亦未同意,但考虑到各方影响,蒋告史在指挥中国军队时,可以委员长名义转令军令部,但蒋发现史迪威对于维系中国战区完全没有计划和意愿,乃专门对史迪威作出提醒:

“君之任务,除拟具联合参谋部组织外,并应尽速拟具中国战区整个作战之计划,尤应特别注意战事发展中,各阶段所需陆军空军之实力,及恢复缅甸越南泰国应采何种战略及战术及其使用之时期。依我所见,此时期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应保持中国现状,不任其续被敌人吞占。第二阶段应注意反攻,如军队应如何训练、军备应如何储藏,发动时期应如何推算等……。

君来华时,正值缅甸作战,匆遽之间赴缅指挥,对于中国军事,实只付一部分之责任。君即为我之参谋长,应将全部军事作一统筹计划,勿限一隅;关于飞机数目及中印空运吨位之事,即系保持中国战场现状之必须,望君特加留意。”(67)

但此次会谈中,蒋史双方在空运5万军队到印度兰加训练装备等其他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一致,并最终确定罗卓英担任训练营副主管,管理行政,史迪威本人则作为主管,负责训练,杜聿明则回国,不再参与驻印军训练整编任务。

但这次会见仅2天后,原计划飞往中国的第10航空队轰炸机群因北非英军大败而紧急调往埃及。而此前在6月23日,史迪威已经收到美陆军部电报,令其通报蒋介石:“布里尔顿将把第10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和一些阿萨姆—缅甸—中国航线的运输机随同必要的人员撤往中东。”(68)而史迪威既未做出任何努力留下这批对中国至关重要的空中力量,甚至也未及时通知蒋介石,直至26日蒋方从中方驻印联络人员处得知此事。鉴于中国浙赣战区情况紧急,而缅北陆路交通完全断绝,全部援华物资完全依赖驼峰航线,这批轰炸机和运输机的调走无疑是在国民政府的咽喉加上了一道绞索不能不引起蒋的极度愤怒。蒋当即召集史迪威等美军代表团官员,严词训斥:

第十路空军(美驻印第10航空队)即由罗斯福总统指定交我战区使用(70),由执事指挥,而执事又系我之参谋长,何以第十路空军轰炸机之调动不经我之同意……如谓埃及局势严重,则我浙赣态势亦至危急……

史迪威答称:擅拨中国战区之器材,伊亦十分反对,但现轰炸机既已调埃,A29轻轰炸机(实际为B-24解放者重轰炸机)亦已改赴卡东(喀麦隆),无法阻止。

蒋立即追问:予深愿祥知英美是否尚以中国战区为同盟国之战区,……中国为同盟国之利益,已贡献其最大之努力,且以最忠诚之态度,尽其应尽之义务;五年抗战,固为中国求生存,亦为同盟国做奋斗。倘英美以中国之实力尚有保持之必要,则绝不应一再无视中国之利益。……

史迪威答称:英美措置确有失当,但吾人实未减低中国战区之重视。此次不幸事件,恐皆因华盛顿军人未明中国真相所致。

蒋再次追问:罗斯福总统所允援华物资之数量,执行者十不得一;总统之诚意,予绝不丝毫质疑,但事实如此,是否未得执事报告之故?执事为予之参谋长,来华军备曾否如时到达,乃执事之责任。……据宋部长报告,增加飞机军备一事,美军部正候执事之建议,而建议久未送出;军部曾询执事,是否需加派运输机来华,执事亦答称“不必”。

对此质问,史迪威虽以美陆军部命令推卸责任,但对于其向美陆军部建议不需增加空运力量的批评也无以应对。

6月29日,国民政府向美方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三项要求:

1、3个美国师应于8、9月间到达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以恢复通过缅甸的交通线。

2、从8月开始,中国战区的空军应有500架飞机连续在前线作战,并应以必要的补充来维持其实力,不得中断。

3、从8月开始,空中运输每月应为5000吨。(71)

蒋正式警告,如不满足中国三点需求,“就勾销中国战场”。(72)

与此同时,在美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也正式摊牌,声称要撤回驻外机构:“事既如此,我们在此已失效用,当令在美有关机构关闭,所有人员立命回国。”(73)

在蒋强大的外交压力下,罗斯福深感亟需调整两国关系与抗日前途的必要,乃派出劳克林.居里为总统特使赶赴重庆与蒋面谈,核心仍为美援物资问题,乃稍稍安抚了重庆政府的不满。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情的起因源于中航公司(中美合办)由租借法案所得的运输机,7月1日,蒋命其拨2架交付航空委员会,被史迪威拒绝。2日,宋美龄在审查500架飞机计划席上,请史迪威对于蒋委员长是否有处理中国租界物资权力表示意见。(74)史迪威当日即出具一备忘录,内容如下:

1、本人系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在上述军事会议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概不适用。

2、本人负责及管理租借器材,并决定移转其所有权之地点与时间,俟所有权移转之后,委员长乃有处分此项器材管理之权。本人此种行动,系以总统代表资格执行之。

3、本人参谋长之职责……并不包括获取器材在内。

4、本人基本地位,为保持美国之利益。(75)

这一备忘录彻底激怒了蒋,如果说此前蒋对史迪威的表现虽然失望,但考虑盟国关系,尚可容忍的话,这份赤裸裸的备忘录令蒋深刻意识到史迪威及其所代表的美国某些势力对中国实际上仍旧抱有半个世纪前的殖民思潮。蒋史矛盾,至此正式激化,蒋决心换史,亦由是发轫。

而从这一备忘录本身而言,史迪威的立论也同样站不住脚。

1、根据1942年1月宋子文史汀生交换函件,关于租借物资,史迪威作为美方代表仅有监督管理权,而完全没有决定移转所有权的地点和时间。而史迪威备忘录观点是美军火分配委员会1942年5月11日自行添加,并未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76)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这一改变对援华物资一项应属无效。

2、交换函件内确有“美军代表”一说,但函件明确指出,该职务为出席联合军事会议时方为有效。而类似CCS之类的这类会议在中国战区并不存在,所谓“其他地位概不适用”一说根本无从谈起。

3、“保持美国之利益”一言,明显是殖民者口吻。而在此备忘录中,此种表达更明白表示其认为中国方面正当的主权要求是“损害”美国利益的,一个要将利益建立于损害他国主权基础上的方案岂能不引起当事国的强烈反弹!

蒋对此反应极为强烈,一方面,在之后一系列往来中拒绝接见史迪威,另一方面通过外交直接通牒华盛顿。(77)宋子文复电询问是否拟更换他人,(78)蒋经考虑回复:“暂时不必表示”,实则期待美方将其自动召回,使得双方关系不致产生更大裂痕。(79)

但蒋没有想到的是,美国陆军部代替罗斯福拟定的复电竟完全支持史迪威,(80)宋子文收到该电后,非常清楚一旦此电交付重庆的后果,乃亲自持电报稿求见罗斯福,详细通报。罗斯福对美陆军部方案持完全否定态度,在会谈中明确表示:

1、史迪威职权中,代表美国出席在重庆国际会议一项,因目前根本没有此类会议,事实上等同虚设。

2、嗣后租借法案事,由宋子文代表蒋,霍普金斯代表罗斯福在华盛顿共同商定,而史迪威事实上即为专职参谋长。

3、如蒋认为这样仍不妥当,美方愿意撤换史迪威,但因干练的军官较难寻找,将待到霍普金斯、马歇尔返回美国后确定。(81)

对蒋的激烈反应,史迪威则提出更为恶毒的计划。史迪威密电马歇尔如下:

为寻求此后处理事务得有准绳起见,我提议陆军部应请罗斯福总统将下列意旨通告蒋介石,如该意旨经其接受,此后我们任务将有真正之成效……如遭彼拒绝,则亦不至妨害美国对日战事,因为国民党绝不至冒自杀的风险与日本讲和。

我们必须于此时将蒋拴住……否则,蒋将永不就范;今假定今年底攻击缅甸,则下列诸点,必须办理:

1、总司令必须立即派定,并需予以组训与监督补给物资器械的全权。

2、作战单位必须早日集中云南,其组织与训练,亦应立刻开始。

3、总司令须有解除中国军官职务之权。

4、各部队师级单位,都必须设置美国教练军官。

5、未经教练处推荐的中国军官,都应解除职务。

6、陈纳德的宣传,必须停止。

上列各点如果不能得到蒋的承诺,则美国应采取如下步骤:

1、调回在华军事人员。

2、撤回第十航空队。

3、解散在华军事教官。

4、停止装备中国军队。

5、全部在印的援华物资军械移交英国。(82)

这一文件实际上是意图利用租借物资的分配和军官考核的控制架空蒋介石,从而篡夺中国战区军政权力的总提纲,其实质是将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而对待。而这一纲领事实上得到了马歇尔的支持,只是由于蒋代表的国民政府坚守主权在我之原则,最终未能实现。但这种行径竟然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同盟国内,着实令人愤怒。

鉴于蒋史矛盾的激化,美总统特使居里立即赶往重庆。其7月21日抵渝,8月7日回美,在华16天内与蒋晤谈14次。会谈内容包括印度独立问题(83)、改善中英、中苏关系问题(84)、战后土地分配与国际政治问题(85)、中美外交摩擦原因(86)、租借物资所有权转让问题(87)、三路反攻日本计划、美国陆军部对宋子文不满及美舆论攻击中国政治问题等七个大方面,其中关于史迪威的问题即有7次会谈(88)。

居里表示史迪威军事声望较高,且为马歇尔的亲信,如果他不能得到中国方面的信任,可以将其调离。史迪威的双重任务及其管理租借物资的权限,都曾经由宋子文和史汀生商定,并有交换函件为依据。双方发生误会,是因为宋子文未能将交换函件报明,也没有将罗斯福7月3日支持史迪威电文上报造成。不能归罪史迪威。(89)至于中国方面保持前线空军拥有500架飞机的要求没有向华盛顿申请,也不拨付中航公司飞机,也有自己的理由。(90)目前蒋已经三周没有召见史迪威,其心情迫切,应当予以理解。而目前补救方案有三,一是将其调回美国;二是取消其双重任务;三则为在所拟作战计划中,明确其地位与权限。(91)

蒋对此回应:

1、史迪威之双重任务,我不反对,但伊为我之参谋长,总是我之幕僚,而伊对我动辄以总统代表自居,又来函谓伊行驶总统代表职务,所有在华其他地位皆不适用,使我不知应以何种身份相待,故宁可少见面。(92)

2、我认为美国代表团来华任务,应为改进中国陆军,组织中国空军,增进中国作战力量。而伊到后对此皆未注意,伊总以为中国本无空军,纵得军事器材亦不能为有效之运用。

3、缅甸之役,我命5、6两军入缅助战,伊不喜第5军军长杜聿明,遂不肯以其统辖之第十路空军助杜作战。第5军乃中国军队,岂可因一人之爱憎,影响到中美军事之合作?(93)缅战失利时,伊与罗卓英不遵我之指示,速向密支那撤退,使我数万大军饱受冻馁,死亡逾千。

4、伊令残军退入印度,事前并未向我请示,其个人于离军赴印之后,又捏报罗卓英弃队逃往保山。

5、伊谓我对前方将领颁发指示,系干涉伊之执掌,但我之指示,皆只供给意见;伊为前线指挥长官,除关于全盘战略之外,皆有全权,且我之去电,皆曾饬令前线将领,送伊阅看,并无隐加擎肘之意。

6、至于申请500架飞机之事,伊不遵令申请,又不将不能申请之事由,向我报告。我对物资向不重视,如果重视,早为日人所诱惑。

总之,我请美国推荐联军参谋长,自始即无借是猎取美国物资之意,此点望君报明罗斯福总统;至史迪威应否调回,则系美政府之事,我绝不表示意见。(94)在史迪威身份未表明之前,我觉得不便与之见面;伊如有商讨租借器材之事,可与何应钦等接洽。

居里对蒋的指责几乎无言以对,但还是以老朋友的身份劝慰蒋介石(95)暂时不要更换史迪威,理由有四:

1、耽误三路反攻缅甸计划的实施(即安纳吉姆计划)。

2、影响中美亲睦之外交。

3、继任新人未必能胜过旧人。

4、善后办法非俟本人(居里自己)返美面向各方陈述,不能使美方彻底了解此间之困难。

居里并提议,在过渡期间,允许史迪威赴印度视察英缅军战斗能力,并负责中国军队在印度兰加基地的训练。蒋同意。(96)

然而在8月4日史迪威与居里同机赴印度的行程中,史迪威仍然在劝说居里以租借物资作为要挟中国政府同意其计划的条件,当即为深谙外交原则与国际形势的居里严词拒绝。(97)史迪威这一举动本期待得到居里的支持,却暴露了其殖民思想的实质。居里原本是支持史迪威双重任务的,在其7月28日致罗斯福电中表示(98):更换史迪威一事,应当待其返美后讨论决定。但这一次让居里看到了史迪威在中国工实行职责的失败,史迪威不仅与蒋关系破裂,双方矛盾已然公开化,而缅甸会战的失败令中国军队对史迪威的观感严重下滑,史迪威在中国军官团中已经日益失去威信,而其本人也丧失了统帅中国军队的自信力。为此,居里于8月24日建议罗斯福撤换史迪威。罗斯福则命其与马歇尔商议,马歇尔不置可否。(99)

但此时太平洋形势已经发生了对美极为有利的战略转变,美军先是获得中途岛海战的胜利,而后又在瓜达尔卡纳尔发动登陆作战,日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虽然相当部分的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仍然支持尽快打通滇缅路,维系中国战场的意见,但其总体作战思路已经在马歇尔的影响下悄悄发生变化。

8月12日,Leahy上将提议美国应尽快打通滇缅路。(100)

8月14日,美陆军作战司建议,美国应于本年度雨季之后夺回仰光与缅甸,中国三项要求可以接受,但:“给予中国的租借法案不应看作慈善事业,而应以某些交换条件为基础,而中国的军事成就为继续租借法案的唯一可接受的保证。”(101)并按照该思路以罗斯福名义拟定了对中国的电文稿,经马歇尔审核后送至白宫。该稿件当即为居里所反对,罗斯福也意识到这一电报将严重引发中国反弹,故将其搁置。(102)但该方案的指导思想此后一直贯穿马歇尔主导的美国陆军部对华态度。

8月27日,美陆军部史汀生核定了反攻缅甸提案,计划1942年12月至1943年5月反攻。9月19日,美方向中国通报这一计划并征求意见。(103)10月3日,罗斯福就调离史迪威问题再次征询马歇尔意见,马歇尔坚决反对,但马歇尔拿出了一份对于中方三项要求的回复方案,呈请罗斯福批阅。(104)

10月12日,罗斯福致函蒋介石,表示,派遣美国陆军一事因综合考虑不能做到,但保证在1943年早期前将第10航空队增编至15个中队,保证500架飞机的数量;且保证驼峰空运线保持一百架运输架,并在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增加援华物资的数量。(105)

蒋对美方陆军部队不能来缅参战虽略有遗憾,但最为重要的军事援助则可预期,还是令其基本满意的。

但撤换史迪威问题上,美国陆军部史汀生、马歇尔的一致反对并作出相应保证,以及中美是时签署新约(106)的大局势,使得国民政府在充分考虑后压下了撤换史迪威的要求。

第四部分

——兰加整训与反攻缅甸方案的扯皮

虽然此前中美双方就美援物资问题和史迪威撤换问题屡起波折,但兰加整训却并未因此耽搁。

兰加整训计划在4月即已经得到中国方面批准,原拟在此分期分批培训中国军官,并使之回国作为整训30个师的骨干。但最终,蒋决定以退印部队为基干在此建立驻印军,并在兰加开始整训。按照中美英三方约定,训练营管理纪律,由中国军官自行负责,装备训练,由美军顾问团负责,后勤保障、军饷营房各项,则由英国负责。

兰加训练营8月26日开班,最初仅以留印官兵8000余人作为训练对象,10月后,根据中美协定,利用运送美援物资的飞机返航搭载量,从国内充实了大批官兵,每日即运输460-650人,至1942年12月,兰加训练营已经训练的中国士兵已经达到3.2万。(107)由于部队得到充分整休,很快恢复战斗力,而经过美式装备和整训,部队战斗力提升很快。中国军队在兰加不仅得到了足够的被装,甚至连级别都能够配备卡车,迫击炮等,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加之“营养较国内好,医药卫生很完善,疾病很少”(108),中国军队在兰加接受了机枪、、巴祖卡、火炮、摩托车、卡车、坦克等训练,并且针对缅北地理特点,经受了专门的丛林战训练。最开始接受整训的是新编22师、新编38师,后继续从国内运来50师、新编30师、14师,共计5个师近6万官兵接受了美式训练。

1943年春,兰加训练营又开办了战术学校,分期分批整训了国内的部分将校官。此外,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中参军的八万余知识青年有相当数量也被分配至驻印军,接受了相应的训练,其中许多人在后来的反攻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但兰加对每一位经历过的中国官兵而言,并不是愉快的。史迪威在试图利用美援物资完全架空蒋介石的阴谋失败后,更加重视这支直接掌握在他手中的军队,意欲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他的殖民地式的军队。根据蒋史6月份会谈的决议,“将远征军第一路司令官部撤销,成立中国驻印总指挥部,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并成立副总指挥部。”(109)在驻印军总指挥部建立不久,史迪威即借口中国军官普遍克扣军饷,坚决要求绕开中国方面自行安排军队经费。而罗卓英作为行政主管竟然无权过问。这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做法,罗为此向何应钦发出措辞极为激烈的电文:“设我果将经理实权授于外人,其事受缚,委实无法办理,且必影响国军在外尊严,同时美方经理人员对我军经理业务完全不明,处处解释,极为困难,故职已决定不再向美请领(经费),以待钧座之复可。”(110)

经费问题还仅仅是开始,更严重的问题是在马歇尔的支持下,史迪威试图完全夺取驻印军的控制权,按照史迪威的计划,“营以上军官均由美国人担任,并且先由美国调来300多军官,准备接替中国军官的职务。史迪威这一企图立即遭到全体中国军官的反对……蒋介石也不同意。”(111)在这一企图遭到中国方面坚决拒绝后,史迪威再次找到军政部,要求至少有权处决少校以下不服从其命令的军官,解除少校以上军官职务。这样赤裸裸的殖民者态度令一向以性子绵软厚道,公推为国军最佳幕僚长的罗卓英也无法容忍,罗当即摊牌,“他拒绝接受美国人对他行政权威的干预,离开了指挥部。”(112)史迪威随即控告罗卓英十大无能,要求撤换罗卓英并实现其将驻印军殖民军化的企图。蒋为反攻缅甸、平息矛盾计,调回了罗卓英,但对史迪威将驻印军殖民化的企图全部否决。

此外,在1942年9月,史迪威更擅自将新编38师改编为10个炮兵营,以孙立人为炮兵指挥,直属军部;以新编22师改为5个步兵营,长官部直属宪兵全部编入步兵,以廖耀湘为步兵指挥。此种擅自改变中国军队编制的企图当然不能为中国方面所容忍。9月12日,杜聿明立即电报蒋介石坚决反对之:

“一、务必使在印国军保持独立自主,我军制不容任何人改变毁辱。二、充实在印国军成为建全之战略单位,与同盟国比肩作战,任一方战场任务。三、如不能得友邦同意,拟恳令在印所有国军徒步返国。……”(113)

蒋在震怒痛恨之余,做出了政治上的妥协,以撤换罗卓英、杜聿明为条件,将驻印军改编为新编第一军,以郑洞国为军长,将史迪威全部殖民化方案间接否决。史迪威所带来300余美国军官,除一部分于1943年1月至昆明建立训练基地外,其他留在兰加任教练官,在战时则转为各部队联络官。

如此,史迪威深感没能实现自己将驻印军殖民化的目的,于是又在训练上做文章。他又规定,对中国军队进行训练的美国军官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部队,而中国军官反而不能了解自己部队受训的日程和内容,此举再次引发中国军官的集体反抗。在中方的强烈反映下,史迪威不得不最终做出各部队美军联络官在调动部队时应事先与该部队军官联络,并向师汇报的规定。但因史迪威的纵容支持,联络官的职权仍旧极大,只要其认为某军官不合格,则史迪威的总指挥部必定会将其设法撤换遣回国内,因此训练营中,中美军官矛盾极为突出,史迪威甚至因驻印军副参谋长温鸣剑直接与军政部通电,不经报告即将其降职为高参,改以美军官博金取代,当即遭到驻印军集体反对,引发了重大风潮。而中国士兵与美国军官的矛盾甚至更为突出,“在突然发生的争执中,中国士兵曾不止一次拔出枪来。”(114)在很多当时曾担任译员的青年学生数十年后的回忆录中,也都不乏与美方军官不愉快的回忆。

纵观史迪威所作所为,与19世纪殖民者的做法毫无二致,国民政府种种对抗措施无疑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具体体现。今天竟然还有如许多人为一个殖民主义者贴金,真是数典忘祖!

反攻缅甸需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是军队的装备、整编、训练,另一件就是制定详尽可行的全盘方案。但中美英三方各怀心腹事,自然在协调上也是困难重重,无形中给计划的确定增加了许多变数。

而对于史迪威来说,打回缅甸,找回面子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根本目的。因此,对于制定反攻缅甸方案,史迪威本人当然是最为积极的。

在史迪威离开重庆飞往印度时,他已经携带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反攻缅甸计划,另一个则为西南太平洋攻击计划。

反攻缅甸计划如下:(115)以3个英国师,1个美国师,中国驻印军2个师自阿萨姆出击曼德勒,以20个中国师自滇西反攻腊戍,双方最终会师曼德勒。该方案经重庆军委会审核时,加注三点:1、必须有一个美国师作战;2、必须加强空中力量和空运力量;3、英国海空军应同时攻击安达曼群岛,并以两栖部队登陆仰光。(116)

西南太平洋攻击计划则在7月29日送至蒋手中,内容如下:(117)

对日攻势拟分兵五路:

1、由印度阿萨姆经卡尔瓦、塔姆、阿克尔、荷马林攻击,使用一个美国师、三个英国师,两个中国师。

2、由滇西经腊戍、曼德勒攻击,并分兵攻击八莫、卡木塔,使用十二个中国师。

3、由滇越边境经老开攻击冲内、海防,使用九个中国师。

4、自北澳大利亚攻击新几内亚、帝汶、新不列颠群岛,美国海军负责。

5、自西南太平洋攻击,切断日本土与南太平洋交通线并摧毁台湾、菲律宾日本海军战斗力,美国海军负责。

这个计划当即遭到中美英三方一致批评。英方固然是出于不期待中国人在缅甸扩大影响,且更警惕蒋对于印度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的支持做出反对,而中美高层对此也不表支持,最典型的意见为美驻华大使高思8月3日、12日先后致国务院电报,明确指出史迪威要求使用三个美国师完全是为其自己担任印缅战区统帅做出的安排,而这个计划对于中国也并非至关紧要,当前中国战场最急需的是增加空军的轰炸机群和空运力量,前者可对缺乏战场机动能力的中国陆军以直接支援,提高中国陆军的战斗士气,后者则对于支持中国战场的长期抵抗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思指出,收复缅甸作战并非坏事,但在目前海空力量不占优势,兵力兵器没有储备的时候,急于收复缅甸是不切实际的。(118)

正如高思所言,对国民政府而言,收复缅甸,打通滇缅路当然是求之不得。但是如果要为缅甸一隅长期牵制住大量精锐部队,必定会导致正面战场出现危机,因而,经反复研究后,蒋于10月14日向史迪威下达了中方的作战计划,在反攻时间、反攻方向和使用陆军兵力上基本未作大的变更,但提出了重要的附件:即英军必须以强大海空军控制孟加拉湾,并使用两栖部队、空降部队攻击仰光。且美方应尽快开辟印缅边境的交通线,加大空运量和空中力量。中方认为,鉴于缅甸日军态势,如果不能以强大海空军控制孟加拉湾,阻止日军自仰光方向向缅北的增援,则“我不愿令派一兵一卒参加此次战役,因吾人不能再受第二次之挫败。”(119)

尽管国民政府明确表示如果没有英国海空军控制孟家拉湾,则难以保证缅甸反攻实现预定目标,但仍然开始着手准备。自10月开始,各战区抽调的精锐部队分期分批开赴滇缅边境整训。另将与史迪威已经无法合作的中国军官大部调回,改以郑洞国接任驻印军军长(后为副总指挥)。

按照原定计划,联军将于1943年3月发起反攻。但这一计划最终陷于流产。其原因在于英国方面的出尔反尔。

1942年底至1943年初的大英帝国刚刚缓过一口气,在数倍人力优势、数十倍物资优势、绝对的海空军优势和近乎单方面透明的情报优势支持下,英国人以高昂的代价打赢了阿拉曼战役,迫使用光了后勤补给的隆美尔非洲军团撤退,守住了埃及。这使得唐宁街期待着在北非取得重大进展,彻底解决隆美尔这个梦魇。大英帝国几乎一半的海陆军力量集结在北非,当然没有多余的兵力控制印度洋区域。此外,甘地领导的印度国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在日本人的公开支持和国民政府的暗中鼓励下,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同样处于危机中。因此,英国对1943年反攻缅甸毫无兴趣。

1942年10月27日,史迪威就反攻计划会晤魏菲尔,魏菲尔拒绝中国军队自英帕尔经达武和加里瓦向缅甸推进,因为“从孟加拉湾开始的曼尼普尔公路和阿萨姆铁路不能同时支持中国人和英国人。”而“这两位司令官同意史迪威的使命在于占领密支那—八莫,以便使用密支那机场,并与从云南进军的中国军队取得联络。”,且“美国应负责修筑一条公路,从雷多下经胡康河和孟拱河谷至密支那,最后与滇缅公路衔接起来。”(120)很显然,魏菲尔将中国军队反攻路线限制在地形崎岖的胡康河谷、孟拱河谷一线,而将平坦的英帕尔—达武一线留给了英国人自己,这无疑是表明英国人希望中国军队的反攻仅限于占领对驼峰空运有重大意义的密支那,而不期待夺回仰光。即便英国人同意了美国应当修筑雷多公路,但“英国人不需要也不喜欢这项工程,他们宁可使前线无路以利于英国在运输方面保持垄断地位,更重要的是英国人不想让中国人有进入印度的途径。由于华盛顿的坚持,也由于公开拒绝会更加引起中国人的激烈对抗,英国人才表面上同意筑路计划。”(121)

而以雷多作为缅北反攻基地,对于中方并不有利。雷多地区并没有现成的交通条件,一切训练、战斗装备、交通设施都必须临时开辟。自兰加用汽车运输驻印军两个师抵达雷多就需要九周时间,而在雷多修筑道路、建立医院、兵营、储备物资、粮秣,征集交通工具等,均非易事。(122)而由雷多筑路至连通旧滇缅路的新平洋,距离将近200公里,其间山水叠嶂,密林深峡,更没有来得及实施勘测,困难之大,可以想象。

即便如此,急于反攻缅甸的史迪威仍然接受了英国人的修改,最终,三方一致决定1943年3月1日为期,同时在滇西和缅北发动攻势,而英国提供海军支持的原定计划并未确认,但也没有否决。

而至12月,正当罗斯福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增拨给史迪威63000吨物资和6000名工程兵的建议时,英国人再次变卦,这当即为中国方面所反对,蒋于12月28日致电罗斯福:

“去岁丘吉尔首相在华盛顿太平洋作战会议席上,曾向各代表保证英国将于印度雨季告终以前,集结战斗舰八艘、航空母舰三艘(附以通常应备之军舰)于印度洋,以参加克复缅甸战事……中国据此保证极力筹备,今据史迪威将军自印携回消息,谓英海军上将苏马维尔曾与明言,英国海军并无战斗舰、航空母舰及巡洋舰在孟加拉湾作战之准备。……

两月以前,魏菲尔将军亦曾面允史迪威,谓将英印军七师参加收复缅甸之战,但最近又面告史迪威谓,英国只能动员三师作有限度之作战计划,其目标以阿恰布与更的宛河线为限。中国应用之军队皆已准备就绪,惟如英国不能践其诺言,致使吾人反攻缅甸计划无形打消,则实遗憾。

敬以至诚,请阁下敦促英方以充分之陆海空力量,负起共同收复缅甸之责任,中国军队与人民经过五年半军事与经济之消耗,实不能在缅冒第二次失败之危险。”(123)

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英美联合参谋部讨论了缅甸反攻的海军问题,马歇尔坚决支持史迪威,称:“必须利用中国人情愿采取攻势的机会,必须找到方法,给予大元帅(蒋介石)以必要的保证,使得进攻可以开始。”但英方首席代表约翰.迪尔态度冷漠:“由于东部舰队缺乏驱逐舰为他们所仅有的陈旧战舰护航,舰队不能在孟加拉湾有所行动。”(124)

罗斯福于1943年1月2日致电蒋,(125)表示愿意与丘吉尔协调这一问题,但表示,“据伊观察,北缅作战或较南缅作战更为重要。”(126)期待中方尽快发动攻势,同时致电丘吉尔,强调中国反攻缅甸是“我们从中国派空军攻击日本海上航线”的先导,“要设法确使中国人全力以赴的执行订于3月实施的作战计划。”(127)但遭到英方的拒绝。

蒋1月8日复电罗斯福,继续坚持必需有英国海上力量的有效支援:“我深信收复缅甸的企图必须有海陆的联合行动。除非海军能从海上阻止敌人增援,或登陆部队能在缅甸南部后方打垮日军,敌人将可迅速集中起来攻击我们在缅甸北部的军队。由于我们的供应线的薄弱,不论我们在后方有多大的兵力,我们赶不上日军所集中的兵力。因此我认为进攻局限于缅甸北部的攻势,我们的军队最后势将面临战败的危险。……由于这些理由,我抱歉的作出如下的结论,如果海军不能控制缅甸海,与其冒着所提议的北缅战役中所包含的危险,不如多等几个月,或甚至等到秋季雨季结束以后。……”(128)

至此,第一次反攻计划胎死腹中。


本文内容于 2011/3/31 15:05:54 被诗思飘花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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