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境恰如礼花绽放过后的天空,茫茫然留下一片空白。


拍摄《台北故宫》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告诉人们,在中国,在北京紫禁城东南方向2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还有另外一座故宫。60年前,她从紫禁城的母体分娩出来,已经独自生长了一个甲子的时光,并且将紫禁城和明清皇室的遗传基因完整地保留到了现在。



《台北故宫》的拍摄周期跨越了四个年度。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我不得不经常与那一座故宫里的许多学者进行“餐叙”或者“茶叙”。在“叙”的时候,总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每当我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时,许多人总是先放下手中的碗筷或者茶具,然后将双手重叠,从桌上移下,轻轻地放在腿上,慢慢挺直上身,目光恭肃地注视着你,最后才开口说话。那做派雍容而淡雅,它拘束着我也不得不如法行事,其结果是,一场简单的“餐叙”或者“茶叙”往往被拖得很久。


每次从台北回到北京,在最初的三四天里,我居然也能保持着那份雍容淡雅,但时间一长肯定原形毕露,不管嘴里正在咀嚼着什么东西,都敢毫无忌惮地对别人念叨起王羲之、黄庭坚、米芾或是宋徽宗。


那一年的中秋节,台北故宫的老专家高仁俊一家邀请我们摄制组的全体人员共进晚餐。摄制组有十来个人,全去的话必然会把人家四世同堂的中秋家宴搅得乱七八糟,于是我和我们的摄像师大哥作为代表前往,希望能与老人聊出更多有关台北故宫的掌故来。


高仁俊85岁了,老伴也83了。他是台北故宫著名的青铜器专家。1949年1月,他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人员,随着海沪号轮船把3500多箱文物从南京下关码头押运到了台湾基隆港。这是从南京运来台湾的第二船文物,也是数量最多的一船。船上有紫禁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有故宫南迁的几乎所有的宋元瓷器,还有故宫与中博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比如毛公鼎和散氏盘。坐着这只船来台湾的还有几个人,比如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李霖灿、昌彼得等。如今,同舟共济的人们只剩下了他和昌彼得健在,其余的人早已埋骨在这座岛上了。


那个中秋节的晚上,老两口的兴致特别高。他们拿出了珍藏多年的58度金门高粱酒,左一杯右一杯地劝酒,居然把我喝到了微醺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得知了一小段从未示人的往事。


60年前那个湿冷的冬日里,高仁俊就要登船了,曾昭燏女士又一次跑来劝他不要走。那一年曾昭燏40岁,官至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专门委员,而高仁俊27岁,只是中博一名普通的学者。这位小弟弟对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才女姐姐抱有一种特别的情愫,而曾昭燏对这位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也是关怀有加。她希望高仁俊留下来,与她共建将来的南京博物院,因为当时的南京毕竟已是“一片降幡出石头”的形势了。


遗憾的是,高仁俊没有留下。因为舱位有限,已经结婚的他只身登上了海沪号。后来,还是曾昭燏派人将高仁俊的妻子从上海接到南京,搭乘稍后的一班船去了台湾。


在那些仓惶辞庙的日子里,曾昭燏拒不赴台,并且一直坚决反对文物迁台。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写信给她的上级、教育部长杭立武,信中的措辞颇不客气,她说:


“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


三个月后,她又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呼吁将迁台文物运回。


然而,人与物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


1964年12月,曾昭燏去世,终年55岁。根据遗言,人们把她埋葬在她主持发掘的祖堂山下“南唐二陵”的左侧。


那一年,距高仁俊离开南京整整15年。


我问老人:“当年为什么不留下来呢?”老人将酒杯贴在唇上,说:“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呢?”然后一仰脖,把58度的烈酒倒入口中。


曾昭燏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女,是中国现代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当年考古界“南曾北夏”之说中的“曾”就是曾昭燏,而“夏”则是她伦敦大学的同窗夏鼐。


这位出身世宦、学贯中西、诗书俱佳的才女后来一直没有嫁人,却成全了我眼前的这对老夫妻,使他们得以在台湾厮守一生,不至于像许许多多来到这里的人一样,将自己的另一半遗留在了出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