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回忆解放军、武警追捕“东北二王”纪实(下)

正在派出所值班的胡指导员闻讯后,立即带领三名民兵去堵截。他们和“二王”迎面奔跑在一条公路上,两下相遇时,距离不到二十米。“二王”一见一群干警堵上来了,吓得马上拐向右侧的小路,惊慌逃窜。胡指导员等人熟悉地理情况,他们知道“二王”所走的小路只是一条通向武汉轴承厂和长航科研所的窄路,就快速到这条路上堵截。果然,相遇了!互相近在眼前,“砰砰”,一场枪战开始了,双方相持不下,又让“二王”逃脱了......

就在胡指导员打电话去向市公安局报告战况时,青年民警赵斌拿起胡指导员的手枪,勇敢地追踪去了。他追到长航科研所,找到民兵马炳强,两个人在科研所大院里搜寻“二王”。他们在围墙下的通水洞拣到“二王”丢弃的弹夹。赵斌始终走在前面,向马炳强说:“你走在后面,安全些,我一旦受伤,就把枪甩给你,把他们撂倒!”这虽不是豪言壮语,却表现了公安战士的胸怀和情操。只可惜,赵斌来晚了。原来“二王”将提包扔进厕所后,如惊弓之鸟,仓惶逃窜了。轴承厂青年工人詹小建骑个自行车带着孩子上街买菜,王宗玮跑上前去,说声:“把车给我!”便疯狂地向詹小建开枪,小詹惨死在血泊中。“二王”骑一辆车跑进长航科研所大院,院墙一丈高,团团围住大院,“二王”此时竟像两只跳不过墙的急狗,他们趴在地上,用手将墙下的流水洞掏开,从低矮的洞子里钻挤出去。围墙外面是一条脏水河,往哪里去?他们转了向,像无头苍蝇乱撞起来。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10点50分接到作战通知,各分局派出所干警全出动,围歼“二王”,可惜,包围圈设计得不严密,“二王”混在人群里溜走了……


“二王”武汉一逃,丢魂失魄,再不敢轻举妄动,竟消失了踪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凶犯在公安机关通缉追捕的“荧光屏”上失去了踪影。压在公安部追捕“二王”指挥组肩上的担子特别沉重。指战员们整夜研究形势,分析各种情报,判断可疑动向,调度各省的追捕力量……


公安部要求一定要尽快将“二王”捕获归案,向党向人民作出交待。


四月下旬,公安部再次部署追捕“二王”的措施,强调把追捕“二王”与加强基础工作结合起来,与侦破现行案件结合起来;做好干警和群众的教育工作;落实责任制……


我们的公安干警日日夜夜在紧张地战斗着。


电话一个接一个,信函一封接一封,公安部每天收到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检举线索几十个。对这些扑朔迷离,若是若非的线索,要一条一条地核对,分析,该排除的排除,该备案的备案,该追查的追查,直至水落石出。


许多误认为“二王”的线索,一个个被迅速查明、清除;冒充“二王”作恶的歹徒,无不当即抓捕归案。这一切,正是北京这个中枢机构,在坚定有力地指挥着这场战斗。公安部将有关“二王”的情报和活动特点向全国进行了通报,并将“二王”的指纹、笔迹、照片印发给各地。


从3月25日以后,“二王”却一直踪迹杳然。


指挥部毫不松懈,调整力量,把追捕工作引向纵深。


“活要抓到,死要见尸”。公安部确定,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五个省为重点,进行大规模圈踪,追查“二王”逃窜去向。8月中旬,江苏省公安机关终于发现“二王”活动在江苏省内靠近连云港的淮阴市。


8月29日这一天下午4点钟,淮阴市百货商店的两名女财会人员,其中一名是孕妇,往银行去交当日营业款,孕妇手里拎的提包里,装着两万一千多元现金。这个小城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秩序一向安定,关于“二王”的传说,虽有所闻,可听来好像外星人的传闻一样。看,两名妇女,拎着巨款,悠哉闲哉地走在马路上,不就是这种太平意识的写照吗!


孕妇手上的提包“嗖”地被人拽走,她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另一女同志着清楚是个小个子男子把提包夺走,便惊叫道:“钱被抢了!”


距离抢钱者50米远,一个高个子骑辆自行车,停在那里,小个子跑到他跟前后,大个子将车骑走,小个子纵身一跳,坐到货架上,便拐向小路逃跑了。


发案后,市公安局立即组织追捕,但是强盗已不知去向。搜索中搜到二犯甩掉的一辆自行车。经检查验证,认定在淮阴市强抢巨款的罪犯就是“二王”!


“二王”暴露了!江苏、山东、安徽、河南、上海等省市,严密注视“二王”动向,动员力量围歼罪恶累累的“二王”。


狡猾的“二王”,在淮阴作案后,为避开撒来的法网,迅速远远地离开淮阴。他们带着蚊帐、筒袜等露宿山林野坳的用具,披星戴月地骑车奔波,仅十四天的时间,就从江苏省横跨安徽省,跑到江西省,妄图从广东、福建两省南逃过海。可是,他们预想不到天网之大,布满中华,大网之远,远到南海边。还不等他们听见海涛声的时候,埋葬他们的坟墓已经掘好,这个葬场,就是曾在诗词中吟唱过的江西省广昌。


1983年的9月中旬,正是金秋时节。沿着南昌南下的公路,两旁望去,桔子黄了,晚稻熟了,荷叶落了,莲子香了。近处流着清澈的河水,远处耸立起伏的山峦。一路几百里,光彩斑斓,风光无限,展示给人们的仿佛是一幅无边无沿的、美丽的江西山乡喜待收获的长画卷。


距离南昌550华里的广昌县,是革命老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率领红军路过广昌,曾写下了一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唱道:“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半个世纪过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红旗更加艳丽,山区广昌一天天富裕起来,农民的日子像拔节的甘蔗,纯朴的山区人民,想不到在他们这块肥沃、幸福的家乡土地上,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发生扰乱他们正常生活节奏的事情。


打破这种和平景象的事情,突然发生了!9月13日的早晨八点钟,两个幽灵似的人物,顶着一片阴云,一前一后骑着两辆旧自行车,进入广昌城区,想找吃的。


8点刚过,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刘建平走出机关大门,英俊的小刘手里提个兜子,去联系制作欢迎复员军人回乡的红布横额。他28岁,人机敏,眼神快,他向对面的向阳土产商店一望,只见在商店门口的马路边,有一个头顶旧草帽,戴副大墨镜的人。这人的两条长腿跨在自行车上,左脚尖点地,右脚踏着脚蹬,摆出随时准备蹬车疾走的架式。他身材很高,故意蜷曲着身子,像个大虾米似的伏在车把上,并且有意把草帽压着眉毛,掩饰自己的真面貌。


多年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并担任过城关镇团支部书记的刘建平,立即对这个陌生人物产生了怀疑:今天本是阴沉欲雨天气,这人为什么那样留恋一副墨镜呢?头上没有阳光,他戴着一顶遮蔽面孔的旧草帽,又是为什么呢?说起小刘,他平日很有警觉性。他在民政局工作二年多,经常遇到登门要求救济、实则是过路行骗的人。他多次冷静地观察这种人的衣着、言语、神态,摸出了规律,然后戳穿骗钱者的假面具。这会儿,他一边冷静观察骑车人的神情,心里一边想:全国正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这个人能不能是个逃避打击的罪犯呢?为了探个究竟,小刘故意走过去。离近时,他见那人的白衬衣脏得发黄,瘦长的脸上黑乎乎的,好像涂了一层油彩。再看自行车,上边沾满泥浆,货架上驮着一个大塑料包。显然这人是一路奔波,现出一种过着不正常生活的人才有的狼狈相。当小刘避开那人,待作进一步打量的时候,从商店里走出一个与骑车人同样打扮的人。不同的是个子矮些,衬衣是蓝色的。他俩分明是同伙,但又故作陌生人。小个子走到离大个子约20米的地方,推起一辆自行车,骑上去,越过路边的大个子,独自向南奔去,随后大个子将车蹬动,距小个子约30米,两辆车成斜线,等距前行。行动如此诡秘,情景如同演戏。小刘意识到,他面临的可能是一次严峻的对敌斗争。当那小个子停在不远的邮电局门口的小摊床时,小刘机警地注意到大个子此时正停在对面路边,仍然是那样跨着车像是放哨。小刘凑到摊床前,故作买刷子,而耳朵却竭力搜听从小个子嘴巴里发出的一切细小声音。小个子压低声音说:“这个烟……”


小刘一听,是北方人,江西人把“这个烟”发音为“格够烟”。小刘偷瞥他一眼,草帽向前压得更低,看不清相貌,只露出一个尖下巴。小刘暗下判断,这两个家伙,行动鬼祟,压着嗓门儿说话,决不是好人。他决定采取行动,立即离开摊床,向城关公安派出所奔去。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两个可疑人离开摊床,又在星火食品店停下。小刘乘他们毫无察党的时候,加快脚步走进派出所。


派出所里只有所长邹志雄在家值班,他个头矮小,但很精干,一脸秀气,二目有神,刚近而立之年,满身洋溢着年轻人的生气勃勃。


刘建平急忙报告:“邹所长,有可疑人,相当可疑!”


邹志雄虽然年轻,但是这位多次荣获县公安系统先进单位的派出所所长,处事却相当沉着、老练。他严肃地问道:“什么根据?”


小刘把情况一五一十地一说,邹志雄严峻的两眼一闪亮,顿时振作,一身威武气势,问小刘:“人在哪里?走,看看去。”


小刘领着邹志雄走出派出所,往街上一看,两个可疑的人已经不见了。小刘心中纳闷儿:“咦,这么一会儿,跑哪儿去了?”他跷起脚向南眺望,啊,看到了:在通向广东和福建的公路上,那个穿白上衣的大个子的身影,闪动了几下之后消失了。


人已经走出县城,“如果真是两个逃犯,可以这样平安地让他们跑出城关派出所的管区吗?”邹志雄这样自问,同时也做了自答:“不能,那样就是失职。”说起城关派出所,它在对敌斗争中曾有过光荣的历史。最为突出的功绩,是在1980年5月17日,一个活动在几个省内的重大反革命集团窜到广昌作案,被城关派出所的公安干警一举破获。派出所干警集体荣立三等功,作战有功的邹志雄被提升为县内最年轻的一名所长,人民公安战士的神圣责任感,驱使他不漏掉一点点与敌斗争的时机。两个可疑的人走远了,但是他决定主动出击,他和刘建平急忙返回派出所,把子弹上了膛,交给小刘一副手铐和一把匕首,然后来到县公安局。正好遇到擒敌经验丰富的刑警队干部刘细鹏在家值班,邹志雄同老刘多次协同作战,刘细鹏一听情况,立即两眉**,精神抖擞,拍案起身参战。他们三人来到院子,看到县水电局年近花甲的陈步山老师傅开的一部“面包”车停在那里。邹志雄把情况向陈师傅一说,这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司机毫不迟疑他说:“快上车!”


汽车上了公路,四个车轮像腾地飞起一样向南驰去。车子以七八十公里的速度前行,几分钟工夫,在离县城四华里的宴公岭追上了两个可疑人。


陈师傅问:“停不停?”


邹志雄说:“超过去,到前边隐蔽起来。”


车“嗡”地一声加大了油门,迅速从两个骑车人身边闪过,但是车上的几双睁大的眼睛,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就像百分之一秒时速的照相机镜头,把两个人的可疑之处,毫无遗漏地收录在视膜上。邹志雄和刘细鹏紧握手枪,刘建平也备好两根铁棍子,随时准备与司机一起投入搏斗。


汽车飞出一段路,来到小港养路段,附近有村庄,邹志雄指挥把车拐进右边的小路上,把车隐蔽在树荫里,邹志雄和刘细鹏卧藏在公路边的一棵大树后面,等着两个可疑的人。


“来了!”


两个骑车人进入视野,邹志雄压低声音提醒着人们。


当相距20米的时候,邹志雄首先从大树后闪出,站在公路上,迎着来者举起左手示意,命令道:“停下,检查!”


这突来的情况,吓得小个子人倒车翻,后边的王宗玮急刹住车,不由地脱口说声:“完了!完了!”随即车也倒下。


邹志雄和刘细鹏正待上前检查的时候,趴在地上的可疑人突然“砰”的。一声,开枪向邹志雄射击,机警灵敏的邹志雄,一个箭步蹿向公路那边的大树后,同刘细鹏一左一右,齐发愤怒子弹,射击敌人。由于路两旁茂密的大树阻挡,我公安干警的火力受到阻挡,这时,只见小个子跳到路边蒿草丛生的大沟里,有逃掉的危险。邹志雄向隐蔽在车旁的刘建平和陈步山喊道:“打电话!”


刘建平跑到养路段工棚一看,里边没有电话,当过汽车司机的小刘,在生死考验的时刻,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他向陈师傅说:“只好开车闯过去报信了,我开车!”


陈步山勇敢地说:“我开车,冲过去,注意不要被打掉轮胎。”


陈步山和刘建平跳上车,拐上公路飞速前进,子弹从车厢左右横飞,英勇的一老一少,鸣着战斗号角似的车笛声,从火线上冲过去回县城报信。


邹志雄和刘细鹏两支枪的火力堵截大个子横窜公路,逃不到东边。可是恰在这时,从南开来一辆面包车,车体遮住小个子;急于逃脱厄运的大个子,以汽车作掩护,同汽车一起往前奔跑,跑出射程以外,窜过公路,与小个子会合,拼命往东逃。他们跑进一片稻田,泥水黏掉了鞋,他们光着脚渡过河水,钻入山林。


小港一战,缴获了两辆自行车,一个包,包里有八千元人民币、蚊帐、长袜、警服、军服、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地图和化妆油。确认他们为“二王”的物证是包里有两支枪,经过验定,其中一支,是在岱山检查站被“二王”抢走的王云的枪。


“二王”在广昌出现了!公安部向江西省公安厅提出作战要求:“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为民除害!”


一场追捕“二王”的战斗打响了!


广昌县公安局得到小港战报后,县公安局局长胡顺保立即调车,带领武装警察疾风般赶赴现场,分三路追击。在追击队伍里,有一个“编外”侦察员,他是县公安局的小通讯员、18岁的李周田。他一听说坏人持枪行凶,便不管领导是否准许,拿起枪,跳上车,跟着出击。到了现场,他听完邹志雄介绍情况后,就像一支首先离弦的箭,沿着他熟悉的路线追去。这个工人子弟,虽然是公安战线上的新兵,但他那还稚嫩的心灵,已把公安战士为保卫人民利益与罪犯作英勇的斗争,视为是至高无上的天职。满脸稚气的小李,凭他满身的青春活力,十几分钟之后,已经把战友们拉在后面,在山路上,迎面有个骑自行车的青年急匆匆地跑来,李周田命令他:“站住!”


这青年跳下车报告说:“我的单车(自行车)被两个拿枪的人抢走了!我去报案。”


这人青年叫刘云贵,他说抢车的大个子穿着绿军裤、白衬衣、红背心;小个子穿着蓝警裤、蓝衬衣,两个人都光着脚,一人一支枪,手里拎个兜,骑着一辆车逃跑了。


李周田说声:“带路,追!”他便骑上车,带着刘云贵在山路上奔跑。跑了一阵,迎面走过来一位老农,李周田问:“看到跑过去两个人没有?”


老农说:“看见了,骑着车,拿着枪,凶着呐,有个老表在追!”


追“二王”的老表是刘云贵的父亲。这位纯朴的农民,听说强盗抢走了儿子的车,义愤填膺,手拿一把铁鱼叉,一直追了十多里。李周田趟过齐胸深的旰江河,追上了刘云贵的父亲,问道:“看到人了吗?”


老人向山上的一个小亭子一指:“他们进了亭子!”


小李听说逃犯近在眼前,又紧张,又兴奋。他急速登上山,来到小亭前,他发现地上有一滩刚淌下的水,又听到亭子里边有动静。勇敢的李周田,真称得上是孤胆英雄,他勾住枪机,一个箭步穿进亭子门里,喊一声:“不许动!”


亭里的一个人慌忙地站起,小李瞪眼细看,原来是个哑巴老头。老头用手比划,示意两个拿枪的人向山上跑了。小李请老头带了一阵路,发现了“二王”甩掉的自行车。他顺着“二王”的踪迹又翻了两座山,到了分路口。为了给后边同志指明前进的方向,他掏出红色工作证,再把身体检查表斜插里边,放在他走过的路上,作为路标。然后他又钻过一片没人的茅草和树林,在离他二百米的山坡上,他终于发现了拼命逃窜的“二王”。李周田于10点10分从小港出发,跋出涉水,追赶到12点30分钟,不停息地奔跑了20多里路,终于发现了两个恶魔的身影,他为以后围歼“二王”的胜利,做出贡献,立了功。在人民公安的肌体里,活跃着这样新生的、强健的细胞,怎能不令人欣喜,令人振奋呢!


后来的公安干警,拾到小李的工作证,按着他指示的路线奋力直追。不久他们和小李会合,此时“二王”已隐遁到旰江林场的深山密林里。这时是中午12点40分。


广昌县县委书记赵焕起在紧急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上,果断地提出:“追捕‘二王’是现在最大的政治任务,一切工作为它让路。”赵焕起和韩县长把办公地点改在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他们站在广昌县的地图前,圈划“二王”逃跑的路线,根据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指示,向旰江林场调兵遣将,在第一批追捕“二王”的公安干警形成第一个包围圈以后,仅过3个多小时,又组成了一个方圆30公里的第二个包围圈。


“二王”被包围在广昌!这消息像电流一样快,传向四面八方,南丰县的县委书记来了,宁都县的公安局长来了,邻省福建的建宁县的县长和公安局长、武警负责人来了;石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龙一进门就像战士似的威武站定,说:“我带来一个武装班,请分配任务!”多么好的配合,多么的协奏曲啊!


认定“二王”在广昌出现以后,省公安厅杨希林副厅长和王维诚处长率领干警,带着警犬,赶赴广昌指挥围捕。南昌距离广昌550华里,一辆辆警车亮着雪白的灯柱,响着警报器,只用4个小时,就于晚上8点赶到,杨希林和王维诚是南下时留在南昌工作的东北干部,三十多年的江南水土,仍然染不掉他们北方人的强悍气魄。他们在“二王”消失的地方连夜开展工作,并决定召开全县各公社书记紧急电话会议,调集民兵,组织第三道包围圈。广昌的夜,是个不平静的夜,不眠的夜,人浪在广阔夜幕下的大地上滚动,却静得听不到涛声。14日凌晨1点,一个171公里的包围圈已经形成。


就在这子夜刚过时分,又有几辆警车奔驰在山区的公路上,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昭荣、省军区副司令员沈忠祥、省公安厅厅长兼武警政委孙树森,遵照省委指示,率员到广昌,加强对围捕战斗的领导。他们拂晓前赶到广昌后,见到了彻夜未眠的县委领导同志,当即召开广昌及其几个邻县的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一个地区更为广阔的县与县携手的第四道大包围圈,限定在上午10点钟以前形成。


一双双警惕的眼睛,一个个准备拼斗的住户,一支支在丛林中搜索的枪口……“二王”被包围在警、军、民筑成的铜墙中,真是插翅难逃了!


但是,踏遍了两道包围圈里的座座高山,搜尽了每个沟沟坎坎的土地,四天已经过去,始终不见“二王”的踪影。艰苦的攀登,过度的疲劳,少数人产生了厌战的情绪。他们怀疑,“二王”是不是已经不在广昌?


“二王”在不在广昌?指挥部经过分析、研究,断定“二王”就在广昌。因为几道包围圈,赶在“二王”可能逃出之前完成了;“二王”经小港交火后,无车、无食、无鞋,再加上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又害怕暴露,落到有屋不敢进,有路不敢走,有钱无处花的穷途末路,他们眼下依然藏在山里。气可鼓不可泄,指挥部做出准确的判断,坚定了各路人马在广昌捕捉“二王”的信心,并制定了新的围捕措施,激发起人们更加旺盛的战斗热情。


9月17日的夜晚,广昌上空阴云密集,疾风过后,山雨倾盆而下。苍茫群山,响着一片震人心弦的雨声;而就在这大雨之中,肩负搜捕任务的公安干警、武警、解放军、民兵,坚守在岗位上,倾听一草一木的动静,注意搜寻每一点影踪。


地处高山峻岭的尖锋公社观前大队的曾家村,有一户姓曾的人家,主人叫曾文泉,家里六口人,妻子是60年代的大队妇女主任,员。实行“大包干”以后,一年里的粮食收入1400元;另外养了五口猪,能收入700元。18日是公社所在地的集日,曾文泉为赶集市卖猪,夜里请村里何冯珍来家杀猪。说起何冯珍,别看岁数不大,可是村里的能人。木工、厨工、杀猪样样会。村里人谁有个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叫他帮忙。他来杀猪,民兵队长特别嘱咐他:“杀猪也别忘了盯‘二王’。”


何冯珍幽默地应道:“忘不了,我手里有杀猪刀!”


过了半夜,雨小了一点,约在翌日凌晨一点半,曾文泉的女儿——16岁的曾水秀坐在门口房檐下,看见门前一个不高不矮的人,扛个竹筒子,从门前走过,这人距离水秀只有两米远,挂在门口的灯泡,把这人的装束照得清清楚楚,他穿蓝衬衣、蓝裤子,被雨浇得湿漉漉的,可是竹筒却是干的,她有点怀疑,便问:“这么早往哪去?”


那人一直把脸背着光,一声不应地走过去。


过了几分钟,又有一个大个子走了过来,他驼个背,手拄一根棍,一走脚一拐,也是把脸背着灯光,慢慢地走过去。


曾水秀念书的时候,年年是学校的三好学生,这几天公社关于动员抓“二王”的事,她早就记在心里了。她向爸爸妈妈和正在洗猪肠子的何冯珍说:“我看见了过去了两个可疑的人!”她把所见情况仔细一说,引起了何冯珍的注意。这时桌上已经为他摆好酒和肉,他说声:“不吃了,赶快去报告,他们可能是‘二王’!”


说完,便和曾家父女顶着雨,摸着黑,向大队奔去,大队在七八里地之外,高山峻岭间是羊肠小道,他们三人深一脚浅一脚,顾不得跌跟头,心里如烧一团火。


尖锋公社的山山水水被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过;这里的人民群众,曾与接触过:1934年,带领红军征战,住在尖锋。一夜与白匪遭遇,当地游击队配合红军同白匪周旋,使红军安全转移。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尖锋公社有390名烈士流尽了鲜血,换得今天乡亲们的幸福生活。在革命传统哺育熏陶下生活的曾家父女和何冯珍,像那些先烈们当年一样,怀着对党的爱,对人民的忠贞感情,不顾路远地滑,向前奔跑着。他们看见大队办公室里亮着灯光,远远地便喊道:“大队有人吗?”


从大队办公室走出来的是尖锋公社党委书记汪细元,他是遵照指挥部的指示,冒雨出来查岗。报信人气喘吁吁地向他报告发现两个可疑人的情景,他不等听完,就拉他们上车,为抢时间,他让曾家父女在奔驰的汽车上向他继续报告。


清晨四点钟,指挥部接到了汪细元报告发现“二王”踪迹的电话。这时指挥部疾速派出孙树森、杨希林率领侦察、搜索小分队,带着警犬,兵分两路,赶赴现场追击。同时在罪犯逃跑所必经的几个出口派出武装力量阻截。5点多钟,由县公安局刑侦队长高怀玉带领的小分队,在水南大队南坑生产队的一座山上,距离他们三百米的山涧里,发现了“二王”的身影。小分队立即分成三个追捕小组跟踪追击。这时的“二王”狼狈不堪,王宗玮拄个棍子,行走困难,王宗(王方)惊魂失魄,乱拱乱窜,他们为了逃命,竟从数十丈高的陡崖上滑到山涧里,跌个半死,爬起后还是摇摇晃晃地奔逃。紧紧追踪的派出所所长邹志雄,眼见“二王”逃进眼前的南坑山。恰好,这时解放军赶来,他激动地说:“‘二王’就在这山上!”


指挥部迅速移往南坑山的山脚下,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希林就在“二王”消失的地点指挥战斗。南坑山,茅草密集。关于茅草,有个谜语,说:“一把刀,两面快,只切肉,不切菜。”传说鲁班就是根据茅草的利齿发明了锯子,拽一把茅草,满手出血,钻一下树丛,满面伤痕。南坑山就是这么一座长满茅草的山。但是为了抓“二王”,指挥部拟出作战方案:调用公安干警、武警、解放军、民兵,带者警大,采取“三面包围,一面平推”的梳篦子战术,排成一字队形,寸土不漏地全面搜索南坑山。


天上下着雨,指战员们精神抖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横扫南坑山。


在搜索的队伍中,要特别提一下江西省武装警察第二支队的通信参谋吴增兴。当时抽调赴广昌参加围捕“二王”战斗的人员中没有他,他主动请求参战,他说:“战斗中通信联络很重要,为保证通信联络,让我去吧!”他被批准参战了,为了准备通讯器材,没有同妻子打个招呼,就由南昌奔赴广昌。临行之日已近中秋佳节,他从广昌给妻子发出一封信,信中说:为了围捕“二王”,他不能在十七日回去过生日了,中秋节也快到了,他充满思念之情地写道:“为了为民除害,我不能和家人团聚了,只好托你为父母买些礼品,代送一下。我们的小宝贝倩倩,乖吧,我非常想念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公安战士,爱家庭,爱父母,爱孩子,感情是丰富美好的,但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爱,他们可以舍弃这一切。


已经是下午六点二十分了,夜暮渐渐降临,山色变得朦朦胧胧。一队搜山的战士从无路的山坡往山脚下滑。武警战士黄力生顺着茅草滑下去,他在滑动中突然脚下踹着什么,还没等他喊话,他身后的武警战士甘象清喊了一声:“有人!”


“砰”的一声枪响,是王宗玮在草丛里向甘象清开了枪,甘象清中弹负伤倒下。武警战士郑万寿,回头向王宗玮射出愤怒的子弹,随着枪声,王宗玮绝望地呻吟了一声,说:“我不行了……”这时三条警犬向王宗玮扑去,叼住这个奄奄待毙的恶魔,拖到了山下。


王宗(王方)还妄图作临死前的挣扎,他拣起王宗玮的枪,串到几米外的草丛里隐蔽起来。武警战士们发现了草动,悄悄地缩小包围圈。这时通信参谋吴增兴不顾生命危险,拿起报话机,向山下指挥部报告情况。凶残的王宗(王方),将枪口对准吴增兴,从深草丛里连射五枪,把吴增兴击中。吴参谋怒目盯向王宗(王方)藏身的草丛,把全部剩余的力气,用在勾动枪机上,“砰砰砰砰”愤怒地向敌人连发四弹,然后倒下,鲜血染红了南坑山的茅草,年仅30岁的吴增兴,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武警战士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了,顷刻间,数枪齐射,一连发出48发惩罚的子弹,枪声响过,武警战士、解放军战士一齐拥向山坳,找到王宗(王方)被乱枪击毙的尸体。


从山坳腾起一片欢呼声,好似由群山唱起的一曲激昂、雄壮的大合唱。


十恶不赦的“二王”的尸体被停放在山下,那瘦瘪的形象丑陋极了,长须长发,皮色灰白,脚板上累累孔洞;一个公文包绑在腿上,内有1万3千元人民币。但后经法医检验,两犯胃里却是空空。他们在最后被追捕的日子,神出七窍,苟延残喘,过的是连丧家之犬都不如的日子。这就是两个亡命之徒的可耻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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