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时期助纣为虐的黑社会帮会头目们

毒焰弥空,鼠辈跳梁,黑社会头目与反动政治势力的同流合污,敷演出民国政治史上最龌龊的一幕。在本章中登场亮相的,是来自几个“大码头”的丑角。

太湖帮五哥应桂馨邀功讨死

应桂馨,字夔丞,浙江镇海人。年少时即放浪于上海的妓院、烟馆之中,是个流氓习气十足的公子哥儿。清末,捐得候补知县的虚衔,后实授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在政治投机活动中,偶识陈其美,借便混入革命阵营,迭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庶务科长、江苏巡查长。同时利用金钱为诱饵在江浙会党势力中占一席之地,为太湖帮“五哥”。1912年,出任流氓帮会组织“中华共进会”会长。

1913年3月21日,上海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上刊登这样一则消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先生昨日在沪宁车站遇刺,生死不明,凶手不明。”这就是民国初年震惊中外的“宋教仁血案”。该案的主谋是窃居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而直接主使人则是他的鹰犬、上海大流氓头子应桂馨。

应桂馨出生在一个以坑害百姓起家的奸商家庭里,自小不务正业,稍大一些就在上海狂嫖滥赌,吸毒狎妓。先是为雏伶小喜凤赎身并开设“桂仙戏馆”,串演淫戏,被租界捕房拘押。继而又谎称自己是安徽省筹赈委员,因大闹公堂而锒铛入狱,趁夜挖开狱墙逃之夭夭,流窜到外地,一年后才偷偷回到上海。

几经波折以后,应桂馨感到自己没有一张护身符,难以遮掩他的不法行为。于是在苏州从他的那些赃钱中拿出一部分捐了个候补知县的虚衔,如此一来,应桂馨由普通流氓一跃而为政治流氓,并结识了陈其美。

陈其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借助会党势力发动起义,光复上海,出任沪军都督。应桂馨凭借与陈其美的关系,积极为革命党提供各地消息以骗取信任,因此得在都督府中捞到一个谍报科长的美差。此时浙江平湖县革命军首领张献贞策动起义,打倒了应桂馨的拜把兄弟原知县高庄凯。应桂馨为了给把兄弟报仇,设计欺骗张献贞要他到上海共同组织北伐军,在半路上摆下埋伏将张献贞枪杀。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陈其美委派应桂馨率谍报科和庶务科人员负责中山先生的起居与安全。12月30日,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应桂馨又奉命组织卫队护送孙中山抵达南京,夤缘获任总统府庶务科长。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总统府任职期间,应桂馨克扣贪污公款事发,按律应该严惩,但孙中山碍于陈其美的情面,从宽处理,将他就地免职。

回到上海后,应桂馨随时伺机东山再起。正巧当时江浙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青洪帮在组建“中华共进会”,应桂馨就以提供活动经费为条件,谋取了会长的职务。所谓“中华共进会”实际是一个流氓“大杂烩”,根本称不上政党组织,会中的大小流氓时常在社会上打、砸、抢,制造事端,乃引起坐镇北京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注意。

当时应桂馨正因“共进会”参与武昌兵变而遭黎元洪通缉。袁世凯便利用这个机会,要其“智囊”内阁总理赵秉钧派出心腹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南下上海收买应桂馨。作为招抚条件,洪述祖通过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关系让黎元洪取消了对应桂馨的通缉令。此后,袁世凯又将应桂馨召到北京,加封他为江苏巡查长,并给予五万元活动费。由此应对袁世凯感恩戴德,顿足捶胸地发誓要替主人效犬马之劳。回到上海,应桂馨用赵秉钧给他的密电码与北京方面保持直接的电信联系,根据洪述祖的指示,亲自选中一个名叫武士英的兵痞为杀手,开始了谋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的策划。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要乘火车赴京,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应桂馨布置了三个流氓打手和武士英一起去执行暗杀的任务。晚上10时50分,宋教仁等人走出贵宾候车室,早已埋伏在候车室外的武士英看到走在中间的那人的长相与应桂馨给他的宋教仁照片一模一样,便一个箭步冲上去朝着宋教仁的腰部就是一枪,随即向站外狂奔。恐慌之下,他又向后连开两枪,趁乱逃出了车站。

宋教仁遇刺身亡,举国震惊,国民党人更是悲愤异常,悬赏白银一万两捉拿凶手,沪宁铁路局和江苏省地方检察厅也发出赏格。应桂馨从报纸上证实了宋教仁确实死于医院后,赶紧拍电报向袁世凯邀功:“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应某人自以为此事干得滴水不漏洋洋得意,便又开始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只等着大总统给他授勋。

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3月23日,宋教仁出殡的当晚,设在南京路通运公司楼上的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来了两个四川口音的学生,交际处主任周南陔接待了他们。原来这两个学生是来沪投考的,住在四马路(即福州路)鹿鸣旅馆。据他们称在其隔壁住着一个衣衫不整、面目凶恶的小个子,名叫武士英。一天,武士英向他们借了两块大洋,说有人要提拔他,叫他干大事,事成后就能大富大贵。武士英还拿出一张照片,说照片上的人该杀。他又取了一张名片,称名片上的人就是要提拔他的大人物。两人当时并不在意,但第二天在报上看到了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以及宋教仁的照片,发现与武士英的那张竟然是同一个人。周南陔觉得事有蹊跷,忙问:“名片上的人叫什么?”两个学生回忆半天,就只记得此人姓氏有长长的一撇。“难道姓周、姓唐、姓廖还是……”周南陔百思不得其解。他一面禀报陈其美,一面派人监视武士英。

可是等周的部下赶到旅馆,武士英早就结账走了。但在搜查他的房间时却意外地发现一张名片,上写“江苏巡查长应桂馨,法租界西门路文元坊”。这个不大不小的收获着实让周南陔等人欣喜。他们赶忙会同公共租界总巡卜罗斯,西探总目阿姆斯特朗率巡捕直奔西门路(今徐家汇路)文元坊应家,但扑了个空。应桂馨的家人说主人到*胡翡云家去了。赶到胡翡云那里,又知应桂馨正在湖北路迎春坊*李桂玉处喝“花酒”。巡捕们又即刻包围迎春坊。应桂馨身怀武功,众人不敢打草惊蛇。周南陔曾与应有一面之识,应桂馨在宋教仁出殡时还忙着帮助张罗过,所以由周南陔出面唤出应桂馨。当时,应桂馨饮酒正酣,忽听得楼下有人呼唤,就摇摇晃晃地走下楼。一见是周南陔满脸赔笑说:“周老兄,上楼喝两盅吧。”话音未落,阿姆斯特朗带着一群巡捕一拥而上,“咔嚓”一声铐住应的双手。应桂馨这才如梦方醒,知道事情败露,他吓得面如土色,双腿颤抖,乖乖地束手就擒。

武士英还未落网,并且像应桂馨这样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告不倒他的,因此第二天,周南陔协同巡捕对应府进行搜查。应桂馨的宅第位于小西门外,是一幢三上三下的房子,装潢华丽,陈设阔绰。众巡捕在应家翻箱倒柜,把衣橱、抽屉、书架各处翻了个底朝天,也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片纸只字。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为寻找证据而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周南陔“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悄悄走到二楼软禁女眷的厢房,屋子里应桂馨的三妻四妾们个个胆战心惊,缩成一团。进门后,周南陔谎称是应桂馨的知交,受应的嘱托,来取走秘密文件转移。女人们将信将疑,周南陔又装作着急的样子催促道:“快,快点!如果让巡捕房翻出来,应大哥就危险了。”这些女人果然中计,一个小妾站起身撬开墙角的地板,取出一个小箱子交给周南陔,说:“阿拉是晓得的,刚刚外面看得太严,没有弄出来,现在给你。”周南陔故意装着很平静地接过箱子,连忙又问:“还有别的要紧东西吗?”应妾摇摇头。于是他将箱子揣在怀里,转身下楼。

在楼下客厅里周与阿姆斯特朗等开箱检查,只见箱内藏有应桂馨与北京方面的往来电函、信件、文稿,以及一支剩下两颗子弹的五响勃朗宁手枪。由于电函多用密码,众人费了几小时才破译出其中的关键字句,如“毁宋酬勋”、“梁山匪魁”等字样。周南陔等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应桂馨背后竟有如此大的后台。

物证到手,大家松了口气,接下来就是要把凶手武士英擒拿归案。或许是开玩笑,国民党人陆惠生有意无意地向被扣留在应家的闲杂人等中喊了一声:“武士英!”岂料,立刻有人应声“有!”这一声令在场的人大吃一惊。但见一个矮个子从人群中走出,承认他就是武士英。后经两个四川学生辨认,证实确是武士英。原来这天上午,武士英跑到应宅来讨赏钱,谁知正落入法网。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应桂馨、武士英被抓获后,“宋案与北京政府有关”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在国民党和各界的压力下,江苏都督程德全与北洋政府驻沪交涉使陈贻范向上海领事团提出将二犯移送中方审理,并要求把从应家搜出的证据公之于世。但领事团称两案犯是在租界被捕的,应由租界法庭进行预审,证据确凿才能交人,至于公布物证一事关系中国政局,必须向北京公使团请示,显然,帝国主义是在有意袒护袁世凯。

在租界法庭上,应桂馨百般抵赖,使审讯陷于僵局,加上江苏地方当局再三交涉,上海领事团不得不在4月中旬把应、武二犯及物证移交上海司法机关。在黄兴、陈其美的支持下,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厅长应德闳答应在4月25日将应桂馨与洪述祖、赵秉钧的来往密电电告袁世凯、参众两院和各省军政长官,并决定在同日开庭审理。就在开庭的前一天,武士英暴亡,此乃杀人灭口是毫无疑问的,但法医多次验尸,却查不出死因,既不是外伤,也没中毒迹象。武士英虽然罪该万死,而他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

武犯一死,对应桂馨的审讯暂时搁置。为了防止应犯自杀或被暗杀,当局特意派兵一团加强了对他的看管,甚至连吃饭都由守军的营团长陪同。在狱中,应桂馨还享受到了其他犯人望尘莫及的待遇——吸食鸦片。应桂馨是有名的“瘾君子”,虽然监狱每天给他戒烟丸四至八粒,可毫无作用,烟瘾一发作,应桂馨就蒙头蜷缩成一团,手足冰冷,口吐白沫,要死要活的。出于无奈,当局只好购买鸦片精,供他服用。

4月25日12时,程德全、应德闳如期将“宋案”的初步调查结果和证据通电发布。次日,《民立报》等报刊以醒目的标题全文转载了通电。袁世凯恼羞成怒,决心以武力征服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1913年7月,蓄谋已久的军事进攻发动了。

国民党仓促应战,战争形势每况愈下。当国民党人被迫撤出上海时,有人向陈其美建议将应桂馨就地枪决。陈其美考虑再三,认为不依法处决应桂馨会有损国民党的声誉,而且陈其美认为自己与上海的青洪帮势力有密切联系,谅应桂馨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由于他这心慈手软的一招,给了应桂馨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在国民党撤退时,应桂馨在其党徒的策应下趁乱越狱逃跑。

应桂馨出逃后不敢留在上海,先在青岛躲了一阵,尔后溜进北京,自恃有功找袁世凯兑现“毁宋酬勋”的诺言,并且狮子大开口要求袁世凯再给五十万元。但是在刺杀宋教仁的秘密大白于天下之后,国人皆知袁世凯是刺宋的主谋,国民党也已同袁世凯兵戎相见,应桂馨对袁来讲已是一条无用的走狗了。可应桂馨以仍藏有袁世凯唆使他暗杀宋教仁的密证为要挟,一再邀功请赏。袁世凯为了保留最后一层面纱,对应桂馨虚与委蛇,给了他一些钱物。这下应桂馨乐昏了头,在北京打着袁世凯的招牌招摇撞骗,还讨了旧相好胡翡云做姨太太。

袁世凯岂能容他如此嚣张。1914年1月,袁世凯交给应桂馨一笔钱,命他南下办一桩事。应桂馨明知有诈,但也知道袁世凯不好惹,就勉强答应。1月19日,当应桂馨乘坐的火车刚过天津以南的杨柳青,袁世凯的杀手——北京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侦探王双喜闯入应桂馨的车厢,将他乱刀捅死。坏事做尽的应桂馨就这样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天津卫脚霸巴延庆恶贯满盈

巴延庆,天津人,1897年生。少年时随父业“脚行”,后投河南宏卫军,曾任许昌毒品缉查处稽查员,因受贿案发下狱。获释后又往南京投奔设赌抽头的舅舅。1924年返回天津,任警察署缉查班稽查员,专管查缉赌场,同时在天津日租界四平里自设赌局。1926年3月,新任直隶都督褚玉璞委任其青帮师父厉大森为天津军警督察处处长,巴延庆拜在厉的徒弟督察分处长白玉生门下,从此“在帮”,并逐渐混出“津沽闻人”的名头。

1931年巴延庆之父巴有顾与河北大街脚行把头李任晴打官司败诉,一气之下躺倒了,于是就把“子孙签”传给了巴延庆。当时河北大街脚行共有三十三根签,分在十几个把头手中,巴延庆手中只有一根,势单力薄,一个月所得无几,有时甚至分不到钱。为了打破李任晴的把持和操纵,巴延庆联合该行其他把头用一支没有子弹的枪迫使李交出账簿同意清账,旋又将李撵出脚行。

1933年巴延庆与西窑洼脚行、西街庄脚行、大红桥脚行、河东扇面脚行等把头联合发起成立了天津市运输业同业公会,在天津市长萧振赢的支持下通过重新登记全市脚行的办法,实际上废除了二百多年来天津四口(即四个城门)脚行的“官脚行”地位,巴延庆的同业公会在挤垮四口脚行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很快膨胀为有一百零八家脚行参加的组织,巴被推选为理事长。

1936年,巴延庆通过同业公会书记李同江结识了洪帮太行山首领姜般若,未几便由姜引路,加入洪门。此后,巴延庆在脚行业中发展把头马文元、刘德山等五百余人入帮,因此被封为洪帮内八堂候补“护印”。借此形成运用帮会势力把持同业的条件。同年冬,巴延庆经人介绍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入社后通过天津铁路机务段李俊搜集日军在天津东站上下车的人数、军械数量等方面的情报,同时通过在天津日本宪兵队任中国便衣的拜把盟兄赵锡钧刺探日军动态,通过复兴社转报戴笠,深得戴笠的重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于7月30日占领了天津。日本侵略者在拼凑华北伪政权的同时,筹组伪社团新民会。在天津实际负责筹备新民会的是日本人田中,此人早在北洋军阀时期在新疆天津帮福泰成商号搞业务时就和巴延庆合伙贩过烟土。巴延庆回津后,福泰成天津分店的货物装卸起运又是由河北大街脚行承包的。两人关系极熟,此时田中便推荐巴延庆任天津新民会运输分会的会长。

巴延庆下水后,甘为侵略者驱使效劳,在脚行中大量发展新民会员,同时依然担任天津市运输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汉奸市长潘毓桂为笼络巴延庆,曾发表天津特别市公署第六十号布告,支持巴对全市各脚行的统治。在日伪的支持下,巴延庆以调停纠纷等名义,向同业大肆搜刮,据估计光是这方面的进项,每年多达三四千万伪钞,以至于具体数字连他本人亦说不清楚。另一方面,以其多年混世的历练,巴也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留条后路,他曾设法帮助天津老西开瀛洲小学校长、国民党骨干分子王任远离津南逃,并承担了姜般若、王任远两人留津家属的生活费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巴曾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以汉奸嫌疑扣押了19天,后经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时子周、执行委员王任远同时向稽查处长陈仙洲担保,说明巴是复兴社的地下工作人员而获释。不久巴当上了国民党第七区区分部委员、三青团运输分团主任。他指使“运输业同业公会”的办事人员将所管辖的搬运工人全部按花名造册集体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借此当上了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督导员。

1946年7月军统天津站的外围帮会组织天津忠义普济社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召开成立大会,军统天津站站长兼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亲自出马担任理事长,姜般若任顾问,巴延庆是该社九个分社的社长之一。同年8月,运输业同业公会进行改组,巴延庆连任理事长。国民党为了重用他,特意于1947年保送他去南京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三个月。自南京返津后,巴延庆的地位迅速提高,任全国总工会理事,并经国民党中央提名被分配在天津工会系统中竞选伪国大代表。巴延庆在竞选中依靠运输业同业公会等五个行业公会的选票,以二千九百张选票如愿以偿。同时又被当选为天津市参议会的参议员。

权倾一时的巴延庆控制了全市三千余名封建把头,并将九百零一个大把头中的三分之二拉入洪帮、忠义普济社、三青团这三套组织之中。巴延庆经常派出这些人充当打手去破坏学生运动。1947年5月20日天津学生进行“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时,巴延庆指使以三青团骨干和忠义普济社分子为主的地痞流氓诡称“天津学生爱国团体联合会”成员,狂呼“反对罢课,铲除不良分子”等口号,冲乱行进至南市美琪影院的学生*队伍,大打出手,和反动军警一起破坏了这次*。6月2日当天津各界群众共同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大*时,巴延庆又直接组织流氓打手在东马路一带,用木棍、铁钩等殴打*队伍中的青年学生,一时血流遍地、伤者甚多,酿成了一起震动一时的大血案。

1948年人民解放军神速入关,包围天津。国民党天津市当局为死守天津,专门成立了“戡乱委员会”,统一指挥守城之战。巴延庆亦列名其中,他强迫脚行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洋灰、钢筋等建筑材料运往前沿阵地构筑城防工事;还命各脚行派人派车去忠孝门、新开路、津塘路一带,刨挖路面上的石子。供国民党军队在市内修建飞机场接受空投之用。

1949年l月15日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攻占了天津,粉碎了巴延庆南逃台湾开厂的迷梦,但是这个集国民党党棍、封建把头、特务帮首于一身的恶霸非但不思悔改,甚至连末路到来似也未意识,仍图凭借他在津门的恶势力与人民政府较量。

在天津军管会明令进行反动党团骨干、特务自首登记后,巴延庆曾纠集同伙刘德山、马文元等在旺道庄、西老公所等地秘密*十余次,商议对抗共产党的办法,甚至利令智昏地派人赴京向华北人民政府告状,要求保存封建的脚行制度。巴延庆还不遗余力地破坏工人组织,压制解放后工人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激起脚行工人无比愤怒,严惩巴延庆遂成同业员工的共同呼声。

1949年6月24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依法逮捕了巴延庆,1951年3月巴延庆和马文元、刘德山一道被判处死刑。

“香港杜月笙”李裁法潦毙台湾

30年代初,杜月笙以其无处不在的庞大势力、显赫的社会地位,以及仗义疏财、礼贤下士的处世品格,赢得了“三百年帮会第一人”的隆誉,成为中国黑社会的最高楷模。时人常将各地黑道一号人物冠以“某某杜月笙”,如“天津杜月笙”、“广州杜月笙”、“汉口杜月笙”、“旧金山杜月笙”等,其中有一位也是出自上海的后来居上的青帮首领,他就是人称“香港杜月笙”的李裁法。

李裁法祖居何地、生于何时,已难以细考。他的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很早就在十六铺、八仙桥、九亩地等处,与瘪三乞丐为伍,赤手空拳打天下。稍长加入了青帮,成为通字辈人物后,局面才有了改观。他在法租界有了住所,娶妻生子,但所干之事业仍是为大流氓做“包打听”,为赌场“抱台柱”(当保镖)之类,时间最久、功夫最深的是秘制吗啡。

晚清以后,上海为世界最重要的毒品中心之一。20年代初,随着各地大小军阀的崛起,罂粟种植亦再度兴盛,鸦片税成为军阀进行武装割据的主要来源。一时,滇土、川土、黔土、热河产的北口土、安徽的亳浆等国产烟土,再加上波斯土、印度土等云集上海。由于供应过剩,使鸦片的价格骤降,为增加利润,刺激毒品消费,将鸦片炼制成吗啡的加工业便出现了,吗啡因其拥有比鸦片更大的刺激性而广受瘾君子们的欢迎,当时的上海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吗啡制造地之一,在北洋军阀、租界当局和帮会流氓三位一体的合力之下,南市、法租界和郊区均有规模不等的吗啡提炼工场。

青年时代的李裁法曾长期在吗啡工场混,对提炼吗啡的技术了如指掌。但他只是一个小角色,尽管毒品交易被称为世界上利润最丰的行当,但每次分到李裁法手中的,早已是残羹剩饭了。这时的李裁法虽手脚勤快,身强力壮,且也有几个铁心的把兄弟跟随,但在上海没有任何名望。须知30年代的上海,真是黑道人才辈出的时代,且不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位三头六臂的头等大亨,也暂不论像顾竹轩、严九龄、尤阿根、叶清和、浦锦荣等各霸一方的二等闻人,就是已成名的芮庆荣、高鑫宝、马祥生、孙介福、许荣福等三流角色亦成百上千,举不胜举;而李裁法即使遇到这三流角色也须叩首作揖,唯命是从。上海滩黑道人物的过于密集,使李裁法哀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于是,他逐渐萌生出到外地去打天下的念头。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战役炮火西移之时,李裁法也跟在上海的大亨富豪的后面来到了香港。

当时的香港人称“小上海”,在帮会道门方面,也只有三二洪帮山头,李裁法便拿定主意以香港为基地。他以钱财结交地方人士,逐渐建立了一个关系网,经过半年创业,李虽已站稳了脚跟,但还没有一举成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就在这时,李裁法有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1938年的一天,李在街头遇到国民党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王嘱咐李说:“沦陷后的香港秩序,你要尽力维持,我们陷在香港的人,也请设法救援。”

尚有爱国心的李裁法即发动他的青帮弟兄协助陈策将军维持治安。时香港五方杂处,包括日本特务、汪精卫集团的人物时常光顾。李裁法协助重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1941年底,日军进攻香港,李裁法并没有同杜月笙等一道离开香港前往西南,而是仍在香港活动。日军占领后,宪兵队马上看中了有帮会背景的李裁法,要其担任侦缉队长。李立即设法与重庆联系,戴笠指示其利用这一机会,与日军合作,暗中挽救抗日人士。于是,李裁法利用近水楼台的机会,遵奉重庆方面的指示,一连救出不少日军指名逮捕的重要人物。如侍奉孙中山原配夫人卢太夫人脱险,掩护魏道明、杭州市长周象贤的双亲离港,引导陈策夫人、国民党港澳地区负责人沈哲臣等共一百多人,平安撤离。

李裁法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日军的怀疑,李希望返回内地,杜月笙希望他坚持到盟军反攻。但后来,日军决定逮捕李裁法,李在这时才离港到沪,然后绕道赴渝。行抵西安时旅费不继,杜月笙立即汇给他二万大洋,使李裁法不胜感激。到重庆后,李受到审查并被捕,又是杜月笙四处营救,才保平安。

抗战胜利后,李裁法返回香港,有着抗日英雄美誉的李已今昔迥异,他在香港北角开办的丽池花园游乐场,有餐馆、舞厅、游泳池、高尔夫球场等,规模极大,美国《生活》杂志将丽池誉为远东规模最大的游乐场,李裁法也获得了“香港夜总会皇帝”的称号。此外,李还担任东方体育会主席、北角街坊福利会副理事长、华侨子弟学校校董、孔圣会名誉会长、广东省政治参议等职。人们送了一个他十分得意的外号——“香港杜月笙”。

1949年5月1日,杜月笙离沪到港定居。李裁法对恩人杜月笙一心图报,乐意效力。时上海的富商巨贾云集东方明珠,当地的粤菜根本不合“阿拉上海”的口味,于是,杜月笙将上海德兴馆的一批大师傅召到香港,李裁法即在丽池设立沪菜部“德兴馆”,一时,上海客云集,每日客人满座,营业更加兴旺。

正在这兴旺之时,杀出了一个程咬金。香港有一英籍犹太人查理经营舞厅有方,人称“香港舞厅大王”,与李裁法这个“夜总会皇帝”正好对头。他投资一千万元,针锋相对地也在北角创办了天宫夜总会(Sky Room Night Club),有心与李一决高低。尤其是开幕那天,不惜蚀本,进行盛大宣传,于是,客人好新鲜,纷纷离开丽池而入天宫。是晚9时,李裁法看看空荡荡的大厅,正在发愁之际,杜月笙拖着病体,亲自到丽池来捧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天宫里的客人一哄而散,回到丽池。从此,这里成为*会三山五岳人物的大本营,长盛不衰。而天宫一蹶不振,后来竟难以维持。

此后,李裁法又与杜月笙合作创办青山酒店,后来该饭店又成为九龙的一大名胜。李也投桃报李,唯杜月笙之命是从。时有上海叉袋角豪富朱如山妻妾成群,逃到香港时也是招摇过市。香港《罗宾汉报》即刊出独家连载“朱门丑史”,一时港人尽知朱如山,而朱却是杜月笙在沪的赌友,朱求救于杜,杜侦知《罗宾汉报》的社长徐镇南是李的徒弟,即委托李办理,经过李裁法的干涉,“朱门丑史”当然不见下文了。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死。正值壮年的李裁法接收了杜门的一些难兄难弟,并广揽徒众,以香港青帮第一人自居。接着,李又准备在跑马地举行盛大的青帮开坛盛事,并邀请台北的两位大字辈师父坐镇,还在中环最大的酒家订下一百桌酒席,以款待帮友嘉宾。

然而,就在开坛日的早晨,警方突然命令:取消一切活动,否则将逮捕青帮骨干。李无可奈何,公开壮大青帮的企图化作了泡影。

此后,李裁法将青帮组织转入秘密状态,派十名得力助手深入港九各社区,宣传青帮的要旨,发展下层民众入帮。同时,李将重心转移到了制毒贩毒方面。

原来这时大陆各地的不少瘾君子云集于香港,而吗啡之类的毒品又相当缺乏,因此利润极大。李裁法遂将早年在沪制作吗啡的技术移至香港,设立吗啡工场。此后,青洪帮纷纷设立毒品工厂,香港成为战后吗啡生产销售的基地,到60年代,这一技术经改良又生产毒性更大的海洛因,影响更广。

李裁法的毒品工厂和贩毒网最终被警方破获,其本人被勒令离开香港。李只得到台北活动,因争夺地盘,卷入黑帮内争,终至酿成杀人命案,于是,李又潜回香港,依靠徒孙隐匿起来,但是仍被警方侦悉逮捕,然后交给台湾方面。结果被判处无期徒刑。1978年冬,李裁法因“行为良好”而获准假释,时终究已风烛残年,出狱后不久,这个昔日的“香港杜月笙”就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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