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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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抗日战争,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占有极重的一部分,作为参战国的中国,背负了重重的苦难,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为何,没有中国的军队出现在此次的红场阅兵式上? 又见新闻说,我国的主席和他国的总统小梅相约,共同防止修改历史?真是奇了怪哉. 那么,真实的历史应该是什么样的? 前苏联于1919年和1920年,彼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两次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沙皇时代在中国所获取的一切利益,包括领土,中东铁路,庚子赔款等等,这一决定极为广泛的取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甚至奠定了孙中山先生联俄容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本文内容于 2011/3/29 15:25:57 被小编a7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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