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与日本的国民性

南口残阳 收藏 0 336
导读:在此番袭击日本东部的巨震中,通过日本和海外媒体及手机、Twitter、Facebook等各种3D社交媒体的“地毯式”报道,灾区的人们在化作一片泽国和废墟的家园上,如何坚忍而淡定地避难求生;灾区以外的市民如何自发而有序地组织起来,默默地支援灾区;新闻工作者如何不事渲染、煽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擅自发表一帧罹难者的照片,也不见把灾民请到演播室来声泪俱下,而是从职业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披露,来化解社会的不安。日本人在旷世的灾难面前的表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乃至在中国的网络、媒体上

在此番袭击日本东部的巨震中,通过日本和海外媒体及手机、Twitter、Facebook等各种3D社交媒体的“地毯式”报道,灾区的人们在化作一片泽国和废墟的家园上,如何坚忍而淡定地避难求生;灾区以外的市民如何自发而有序地组织起来,默默地支援灾区;新闻工作者如何不事渲染、煽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擅自发表一帧罹难者的照片,也不见把灾民请到演播室来声泪俱下,而是从职业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披露,来化解社会的不安。日本人在旷世的灾难面前的表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乃至在中国的网络、媒体上,不约而同地被网民和读者从“国民性”的高度来加以观察、评价。


在我国,因长期以来对拿国民性开刀的鲁迅的过分推崇,尤其是八十年代以降几次“文化热”的影响,“国民性”在主流知识社会基本上成了一个负面词汇。至少在今天的大众媒体上,大谈中国国民性如何如何,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知们认为,过于强调文化因素与国民性,会遮蔽政治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真问题,而陷入从文化到文化的玄学性空泛议论中,甚至流于“蝴蝶效应”——最后无法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可是,文化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仅存在于其国民从待人接物到纵论天下时的仪态举止,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它还构成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甚至决定了某些公共舆论和政策的走向。因此,了解异文化及基于文化之上的国民性,有助于我们更贴切地认识邻国,重构一个客观、理性、立体的日本观。


自然灾害与日本的国民性 刘 柠(北京) 在此番袭击日本东部的巨震中,通过日本和海外媒体及手机、Twitter、Facebook等各种3D社交媒体的“地毯式”报道,灾区的人们在化作一片泽国和废墟的家园上,如何坚忍而淡定地避难求生;灾区以外的市民如何自发而有序地组织起来,默默地支援灾区;新闻工作者如何不事渲染、煽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擅自发表一帧罹难者的照片,也不见把灾民请到演播室来声泪俱下,而是从职业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披露,来化解社会的不安。日本人在旷世的灾难面前的表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乃至在中国的网络、媒体上,不约而同地被网民和读者从“国民性”的高度来加以观察、评价。 在我国,因长期以来对拿国民性开刀的鲁迅的过分推崇,尤其是八十年代以降几次“文化热”的影响,“国民性”在主流知识社会基本上成了一个负面词汇。至少在今天的大众媒体上,大谈中国国民性如何如何,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知们认为,过于强调文化因素与国民性,会遮蔽政治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真问题,而陷入从文化到文化的玄学性空泛议论中,甚至流于“蝴蝶效应”——最后无法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可是,文化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仅存在于其国民从待人接物到纵论天下时的仪态举止,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它还构成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甚至决定了某些公共舆论和政策的走向。因此,了解异文化及基于文化之上的国民性,有助于我们更贴切地认识邻国,重构一个客观、理性、立体的日本观。 自然环境决定危机意识 到过日本的人,无不感动于其环境的优美整饬。而若实际滞留一段时间的话,更能感到其自然环境的险恶和生态的脆弱。日本的天气预报,凡台风,必伴随暴雨;暴雨,必伴随有关何处塌方、山体滑坡的信息。周末在家看电视辩论节目,突然感觉动了一下,抬头一看,灯在晃。电视屏幕上立马滚出一行字幕:几时几分,何处发生地震;震级多大,烈度如何,震中在哪儿,距地表深度多少;最后,一准会告诉你,此次地震有无伴生海啸的危险。 国土狭小,信息高度发达,让你觉得,无论哪里发生自然灾害,都在你身边,都与你有关。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笔者去北关东地区的茨城县日立市出差。跟客户喝完酒,觥筹交错之间,把该谈的事情谈了,晚9点整,乘事先预约的出租车赶到车站。一刻钟之后,便坐进了直达东京上野的特快列车。座位系指定席,整洁、舒适,可以工作、阅读,或睡觉。150公里的距离,中间只停三四站,一个半小时必达。可车刚开出一会儿,窗外竟下起雪来。随着离东京渐进,雪越来越大,路灯下,但见漫天鹅毛絮状物飞舞,能见度很低。终于,在距终点还有不到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列车因雪太大而临时停车。而这一停,就停了大半宿,到上野已经是凌晨4点了。我找了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吃早点、喝咖啡,然后便乘头班电车径直去了公司。我相信,在日本居住生活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体验。台风、豪雨、暴雪、地震……大自然在赋予岛国以四季分明、温润的季风气候和旖旎多姿的风土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富震慑力的一面。 四面环海,多山多震,资源贫瘠,人口众多。频仍的自然灾害,让日本人有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近乎本能。这种危机意识无处不在,稍遇风吹草动,无论政经社会,或国际纷争,顷刻间便会放大。因此,日本特别盛产社会幻想小说。小松左京的SF小说《日本沉没》,两度被搬上银幕,广为人知;著名双料学者、前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的畅销小说《油断》,可以看作是这个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本能性反应。 仿佛是一种宿命似的,日本东北方向的太平洋,是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地质观测表明,通常的年份,日本列岛平均每年向东北方向移动10厘米。就是说,从纯理论上说,日本终有一天会跌进马里亚纳海沟——这也是《日本沉没》等社会幻想剧的地质学基础。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勘测,此番东日本巨震,使本州岛一下子便向东俯冲了2.4米!这让日人不宿命论也难。 灾难也是恩赐 构成一个民族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宗教。对日本而言,则是神道教。神道教本质上是一种泛神论,日本人相信,在视野可及的森罗万象的背后



自然环境决定危机意识


,有超自然的神灵在主宰,山川湖海、风雨虹霓,乃至草木枯井,莫不有神专司其事。而这些神,便是日本人的祖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诸神所赐,而作为子孙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使命,便是崇拜、服从于这些神灵。 还有一点,神道教不讲地狱极乐的轮回,而认为人的肉身一死,便获得了超自然力,亦成神。且不论生前之贫富贵贱,有无业障,死后一律神化。也正是这一点,近代以来为政治所利用,神道教成为所谓“国家神道”,开始政教化,靖国神社为其最高的招魂社——此乃后话,姑作别论。即使在今天,在“神舆”[①]等民间宗教行事中也能看出这种神道教信仰的影子。英国学者、后归化日本的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在《神国日本》中,谈到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多神教信仰相比,神道教还有两种独有的“后世发达”起来的“伟大的力量”:一是“不管是善是恶,现世的事件,如四季和顺、丰收、洪水、饥馑、暴风雨、海啸、地震等,都是死者的所为”;二是“不论善恶,所有人的行为,是给死者支配的”。从而,他认为:“日本的历史,实在是这个宗教的历史。”[②] 既然是祖先和神的恩赐,那么无论善恶好坏,只有照单全收,统统接受。巨震、海啸发生后,包括灾区的灾民在内,日本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美国著名东方学者、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认为:“台风使日本人习惯于忍受自然灾害并泰然处之。这种听天由命的思想甚至可以称之为‘台风心理’……总之,日本人既有一种宿命论的思想,承认自然界可怕的威慑力量,但也有一种坚强的毅力,在灾难发生后重振旗鼓,发奋图强。”[③]换句话说,如果无法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话,至少应谋求共存共生。 笔者注意到,在近几天中国媒体连篇累牍的对日本巨震的报道中,有太多所谓“人定胜天”式的解读。面对灾区人民万众一心,奋起救灾、共渡时艰的感人场面,来自邻国的记者,内心受到震动可以理解,但这种解读却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解读。应该说,在日本文化中,是没有“人定胜天”这回事的。首先,作为人,要接受神的恩赐,也包括灾难;其次,人本身也是神的恩赐,所以保全生命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人在危急时刻有保命的本能驱动。 自然灾害的审美化 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其东洋学著作《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中的结论部分写道:“日本人,一个文雅的民族。”[④]照我的理解,这是对日本民族审美性一面的强调。 中国也被认为是一个审美的民族,但中国人的审美基本上囿于儒学范畴,以伦理为核心,是相当理性的;但日本人的审美,则更多源自原始神道的神话传说,神秘而极端,相当非理性。《古事记》中描述的二神交媾、孕育神国的神道观念长久渗透在日本文化和日人的心理结构中。江户时代东洋“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一语道破神道与儒学的分野:“我皇国的神道,从皇祖的神开始传下来的,叫做道,在这意味是和汉籍的道绝不相同。”李泽厚则认为:由于日本人的这种基于神道的文化心理,“保留着更多的自然情欲、本能冲力的原始状态和非理性的因素”,所以“日本精神或日本文化中常常可以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⑤]同时,“由于多山岛国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死亡的降临常有突发性、袭击性和不可预计、不可理解、不可抗拒性(如多地震、台风)的特点,这使得人生无常的观念比中国带有更为沉重的悲凄感伤而无可如何”。[⑥] 没有什么比日人赏樱更能表现这种极致审美的了。三月底、四月初的某个周末,人们或阖家,或与同事友人相携,三五成群坐在巨大的樱花树下,把酒狂欢,纵情歌舞。入夜,射灯向上打在树上,灿若白昼。连成一片的浓樱,像云一样,衬托出天上的朗月疏星。花期充其量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用旅日作家李长声的话说,“樱花像泼妇,哗地开了,又哗地落了”。往往随着一场春雨,便化作了地上的红泥。日人觉得樱花美,是因为它像极了生命。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浮世如斯,人生无常。幸福时喝点小酒,悠着点,所谓“九分不足,十分则溢”;不幸时,须隐忍,更要四海行脚,怡情于月雪花。海啸多



到过日本的人,无不感动于其环境的优美整饬。而若实际滞留一段时间的话,更能感到其自然环境的险恶和生态的脆弱。日本的天气预报,凡台风,必伴随暴雨;暴雨,必伴随有关何处塌方、山体滑坡的信息。周末在家看电视辩论节目,突然感觉动了一下,抬头一看,灯在晃。电视屏幕上立马滚出一行字幕:几时几分,何处发生地震;震级多大,烈度如何,震中在哪儿,距地表深度多少;最后,一准会告诉你,此次地震有无伴生海啸的危险。




自然灾害与日本的国民性 刘 柠(北京) 在此番袭击日本东部的巨震中,通过日本和海外媒体及手机、Twitter、Facebook等各种3D社交媒体的“地毯式”报道,灾区的人们在化作一片泽国和废墟的家园上,如何坚忍而淡定地避难求生;灾区以外的市民如何自发而有序地组织起来,默默地支援灾区;新闻工作者如何不事渲染、煽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擅自发表一帧罹难者的照片,也不见把灾民请到演播室来声泪俱下,而是从职业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披露,来化解社会的不安。日本人在旷世的灾难面前的表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乃至在中国的网络、媒体上,不约而同地被网民和读者从“国民性”的高度来加以观察、评价。 在我国,因长期以来对拿国民性开刀的鲁迅的过分推崇,尤其是八十年代以降几次“文化热”的影响,“国民性”在主流知识社会基本上成了一个负面词汇。至少在今天的大众媒体上,大谈中国国民性如何如何,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知们认为,过于强调文化因素与国民性,会遮蔽政治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真问题,而陷入从文化到文化的玄学性空泛议论中,甚至流于“蝴蝶效应”——最后无法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可是,文化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仅存在于其国民从待人接物到纵论天下时的仪态举止,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它还构成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甚至决定了某些公共舆论和政策的走向。因此,了解异文化及基于文化之上的国民性,有助于我们更贴切地认识邻国,重构一个客观、理性、立体的日本观。 自然环境决定危机意识 到过日本的人,无不感动于其环境的优美整饬。而若实际滞留一段时间的话,更能感到其自然环境的险恶和生态的脆弱。日本的天气预报,凡台风,必伴随暴雨;暴雨,必伴随有关何处塌方、山体滑坡的信息。周末在家看电视辩论节目,突然感觉动了一下,抬头一看,灯在晃。电视屏幕上立马滚出一行字幕:几时几分,何处发生地震;震级多大,烈度如何,震中在哪儿,距地表深度多少;最后,一准会告诉你,此次地震有无伴生海啸的危险。 国土狭小,信息高度发达,让你觉得,无论哪里发生自然灾害,都在你身边,都与你有关。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笔者去北关东地区的茨城县日立市出差。跟客户喝完酒,觥筹交错之间,把该谈的事情谈了,晚9点整,乘事先预约的出租车赶到车站。一刻钟之后,便坐进了直达东京上野的特快列车。座位系指定席,整洁、舒适,可以工作、阅读,或睡觉。150公里的距离,中间只停三四站,一个半小时必达。可车刚开出一会儿,窗外竟下起雪来。随着离东京渐进,雪越来越大,路灯下,但见漫天鹅毛絮状物飞舞,能见度很低。终于,在距终点还有不到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列车因雪太大而临时停车。而这一停,就停了大半宿,到上野已经是凌晨4点了。我找了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吃早点、喝咖啡,然后便乘头班电车径直去了公司。我相信,在日本居住生活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体验。台风、豪雨、暴雪、地震……大自然在赋予岛国以四季分明、温润的季风气候和旖旎多姿的风土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富震慑力的一面。 四面环海,多山多震,资源贫瘠,人口众多。频仍的自然灾害,让日本人有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近乎本能。这种危机意识无处不在,稍遇风吹草动,无论政经社会,或国际纷争,顷刻间便会放大。因此,日本特别盛产社会幻想小说。小松左京的SF小说《日本沉没》,两度被搬上银幕,广为人知;著名双料学者、前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的畅销小说《油断》,可以看作是这个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本能性反应。 仿佛是一种宿命似的,日本东北方向的太平洋,是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地质观测表明,通常的年份,日本列岛平均每年向东北方向移动10厘米。就是说,从纯理论上说,日本终有一天会跌进马里亚纳海沟——这也是《日本沉没》等社会幻想剧的地质学基础。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勘测,此番东日本巨震,使本州岛一下子便向东俯冲了2.4米!这让日人不宿命论也难。 灾难也是恩赐 构成一个民族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宗教。对日本而言,则是神道教。神道教本质上是一种泛神论,日本人相信,在视野可及的森罗万象的背后

国土狭小,信息高度发达,让你觉得,无论哪里发生自然灾害,都在你身边,都与你有关。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笔者去北关东地区的茨城县日立市出差。跟客户喝完酒,觥筹交错之间,把该谈的事情谈了,晚9点整,乘事先预约的出租车赶到车站。一刻钟之后,便坐进了直达东京上野的特快列车。座位系指定席,整洁、舒适,可以工作、阅读,或睡觉。150公里的距离,中间只停三四站,一个半小时必达。可车刚开出一会儿,窗外竟下起雪来。随着离东京渐进,雪越来越大,路灯下,但见漫天鹅毛絮状物飞舞,能见度很低。终于,在距终点还有不到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列车因雪太大而临时停车。而这一停,就停了大半宿,到上野已经是凌晨4点了。我找了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吃早点、喝咖啡,然后便乘头班电车径直去了公司。我相信,在日本居住生活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体验。台风、豪雨、暴雪、地震……大自然在赋予岛国以四季分明、温润的季风气候和旖旎多姿的风土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富震慑力的一面。




四面环海,多山多震,资源贫瘠,人口众多。频仍的自然灾害,让日本人有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近乎本能。这种危机意识无处不在,稍遇风吹草动,无论政经社会,或国际纷争,顷刻间便会放大。因此,日本特别盛产社会幻想小说。小松左京的SF小说《日本沉没》,两度被搬上银幕,广为人知;著名双料学者、前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的畅销小说《油断》,可以看作是这个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本能性反应。


可怕,连英语中的海啸都源自日文(Tsunami,日文写作“津波”)。可你看看喜多川歌麿和葛饰北斋笔下的冲浪图,那真是连大自然恐怖的震慑力都被审美化了。日人极致审美化的一面甚至传染了一些与东洋多有瓜葛的中国文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中多有咏叹,如咏(地)震:“一震雷惊众籁号,沉沉地底涌波涛。累人日夜忧天坠,颇怨灵鳌戴未牢”;如咏(台)风:“神仙楼阁立虚空,海飓狂吹压屋风。四面涛声聋两耳,终年如住浪花中。” 在这次震灾中,很多赴灾区采访的中国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面对如此巨创深痛,绝少见到哭泣者,更没有喧嚣、吵闹。人们安静地走路、排队、避难,在心中默默地追缅逝去的亲人,却并不形于色。笔者身边的故事也许更有说服力:巨震前两天(3月9日)的深夜,日本作家朋友J女士结束了在北京为期一周的访学,回到横滨的家中。尽管她在北京经历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翌日便参加了于东京某大学举行的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并担任翻译。震后第一时间,在首都圈交通通讯瘫痪的情况下,她想方设法确认了几位中国学人的安全,并辗转给其北京的亲友们发信,报平安。震后翌日(3月12日),她与负责送行的人取得联系,得知一行人于当夜即可经上海回北京后,再次给这些学者的亲友们发了电子邮件。然后,她才着手安排自己的生活,等待仙台方面亲人的消息。因大规模计划停电,无法长时间使用电脑,她给北京的中国友人们群发了邮件,感谢大家的关心,感谢中国救援队。谈到自己仙台老家的情况时,说,上过的小学、车站等,“完全毁灭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片湖面……到现在为止,家乡的亲戚一个都没有联系上,心里非常紧张。”(删节版发表于《新京报》2011年3月26日) [①] 神舆,写作mikoshi,日本祭日神时,装上神牌位,抬着游街的轿子。 [②] 见《神国日本》,(日)小泉八云著、曹晔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9月版,第27页。 [③] 见《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美)埃德温·赖肖尔著、陈文寿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第12页。 [④] 见《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荷)伊恩·布鲁玛著,张晓凌、季南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29页。 [⑤] 见《乙卯五说》,李泽厚著,中国电影出版社,第213页。 [⑥] 见《乙卯五说》,李泽厚著,中国电影出版社,第255页。

仿佛是一种宿命似的,日本东北方向的太平洋,是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地质观测表明,通常的年份,日本列岛平均每年向东北方向移动10厘米。就是说,从纯理论上说,日本终有一天会跌进马里亚纳海沟——这也是《日本沉没》等社会幻想剧的地质学基础。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勘测,此番东日本巨震,使本州岛一下子便向东俯冲了2.4米!这让日人不宿命论也难。




自然灾害与日本的国民性 刘 柠(北京) 在此番袭击日本东部的巨震中,通过日本和海外媒体及手机、Twitter、Facebook等各种3D社交媒体的“地毯式”报道,灾区的人们在化作一片泽国和废墟的家园上,如何坚忍而淡定地避难求生;灾区以外的市民如何自发而有序地组织起来,默默地支援灾区;新闻工作者如何不事渲染、煽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擅自发表一帧罹难者的照片,也不见把灾民请到演播室来声泪俱下,而是从职业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披露,来化解社会的不安。日本人在旷世的灾难面前的表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乃至在中国的网络、媒体上,不约而同地被网民和读者从“国民性”的高度来加以观察、评价。 在我国,因长期以来对拿国民性开刀的鲁迅的过分推崇,尤其是八十年代以降几次“文化热”的影响,“国民性”在主流知识社会基本上成了一个负面词汇。至少在今天的大众媒体上,大谈中国国民性如何如何,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知们认为,过于强调文化因素与国民性,会遮蔽政治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真问题,而陷入从文化到文化的玄学性空泛议论中,甚至流于“蝴蝶效应”——最后无法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可是,文化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仅存在于其国民从待人接物到纵论天下时的仪态举止,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它还构成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甚至决定了某些公共舆论和政策的走向。因此,了解异文化及基于文化之上的国民性,有助于我们更贴切地认识邻国,重构一个客观、理性、立体的日本观。 自然环境决定危机意识 到过日本的人,无不感动于其环境的优美整饬。而若实际滞留一段时间的话,更能感到其自然环境的险恶和生态的脆弱。日本的天气预报,凡台风,必伴随暴雨;暴雨,必伴随有关何处塌方、山体滑坡的信息。周末在家看电视辩论节目,突然感觉动了一下,抬头一看,灯在晃。电视屏幕上立马滚出一行字幕:几时几分,何处发生地震;震级多大,烈度如何,震中在哪儿,距地表深度多少;最后,一准会告诉你,此次地震有无伴生海啸的危险。 国土狭小,信息高度发达,让你觉得,无论哪里发生自然灾害,都在你身边,都与你有关。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笔者去北关东地区的茨城县日立市出差。跟客户喝完酒,觥筹交错之间,把该谈的事情谈了,晚9点整,乘事先预约的出租车赶到车站。一刻钟之后,便坐进了直达东京上野的特快列车。座位系指定席,整洁、舒适,可以工作、阅读,或睡觉。150公里的距离,中间只停三四站,一个半小时必达。可车刚开出一会儿,窗外竟下起雪来。随着离东京渐进,雪越来越大,路灯下,但见漫天鹅毛絮状物飞舞,能见度很低。终于,在距终点还有不到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列车因雪太大而临时停车。而这一停,就停了大半宿,到上野已经是凌晨4点了。我找了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吃早点、喝咖啡,然后便乘头班电车径直去了公司。我相信,在日本居住生活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体验。台风、豪雨、暴雪、地震……大自然在赋予岛国以四季分明、温润的季风气候和旖旎多姿的风土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富震慑力的一面。 四面环海,多山多震,资源贫瘠,人口众多。频仍的自然灾害,让日本人有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近乎本能。这种危机意识无处不在,稍遇风吹草动,无论政经社会,或国际纷争,顷刻间便会放大。因此,日本特别盛产社会幻想小说。小松左京的SF小说《日本沉没》,两度被搬上银幕,广为人知;著名双料学者、前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的畅销小说《油断》,可以看作是这个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本能性反应。 仿佛是一种宿命似的,日本东北方向的太平洋,是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地质观测表明,通常的年份,日本列岛平均每年向东北方向移动10厘米。就是说,从纯理论上说,日本终有一天会跌进马里亚纳海沟——这也是《日本沉没》等社会幻想剧的地质学基础。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勘测,此番东日本巨震,使本州岛一下子便向东俯冲了2.4米!这让日人不宿命论也难。 灾难也是恩赐 构成一个民族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宗教。对日本而言,则是神道教。神道教本质上是一种泛神论,日本人相信,在视野可及的森罗万象的背后灾难也是恩赐




构成一个民族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宗教。对日本而言,则是神道教。神道教本质上是一种泛神论,日本人相信,在视野可及的森罗万象的背后,有超自然的神灵在主宰,山川湖海、风雨虹霓,乃至草木枯井,莫不有神专司其事。而这些神,便是日本人的祖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诸神所赐,而作为子孙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使命,便是崇拜、服从于这些神灵。


自然灾害与日本的国民性 刘 柠(北京) 在此番袭击日本东部的巨震中,通过日本和海外媒体及手机、Twitter、Facebook等各种3D社交媒体的“地毯式”报道,灾区的人们在化作一片泽国和废墟的家园上,如何坚忍而淡定地避难求生;灾区以外的市民如何自发而有序地组织起来,默默地支援灾区;新闻工作者如何不事渲染、煽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擅自发表一帧罹难者的照片,也不见把灾民请到演播室来声泪俱下,而是从职业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披露,来化解社会的不安。日本人在旷世的灾难面前的表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乃至在中国的网络、媒体上,不约而同地被网民和读者从“国民性”的高度来加以观察、评价。 在我国,因长期以来对拿国民性开刀的鲁迅的过分推崇,尤其是八十年代以降几次“文化热”的影响,“国民性”在主流知识社会基本上成了一个负面词汇。至少在今天的大众媒体上,大谈中国国民性如何如何,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公知们认为,过于强调文化因素与国民性,会遮蔽政治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真问题,而陷入从文化到文化的玄学性空泛议论中,甚至流于“蝴蝶效应”——最后无法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可是,文化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仅存在于其国民从待人接物到纵论天下时的仪态举止,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它还构成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甚至决定了某些公共舆论和政策的走向。因此,了解异文化及基于文化之上的国民性,有助于我们更贴切地认识邻国,重构一个客观、理性、立体的日本观。 自然环境决定危机意识 到过日本的人,无不感动于其环境的优美整饬。而若实际滞留一段时间的话,更能感到其自然环境的险恶和生态的脆弱。日本的天气预报,凡台风,必伴随暴雨;暴雨,必伴随有关何处塌方、山体滑坡的信息。周末在家看电视辩论节目,突然感觉动了一下,抬头一看,灯在晃。电视屏幕上立马滚出一行字幕:几时几分,何处发生地震;震级多大,烈度如何,震中在哪儿,距地表深度多少;最后,一准会告诉你,此次地震有无伴生海啸的危险。 国土狭小,信息高度发达,让你觉得,无论哪里发生自然灾害,都在你身边,都与你有关。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笔者去北关东地区的茨城县日立市出差。跟客户喝完酒,觥筹交错之间,把该谈的事情谈了,晚9点整,乘事先预约的出租车赶到车站。一刻钟之后,便坐进了直达东京上野的特快列车。座位系指定席,整洁、舒适,可以工作、阅读,或睡觉。150公里的距离,中间只停三四站,一个半小时必达。可车刚开出一会儿,窗外竟下起雪来。随着离东京渐进,雪越来越大,路灯下,但见漫天鹅毛絮状物飞舞,能见度很低。终于,在距终点还有不到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列车因雪太大而临时停车。而这一停,就停了大半宿,到上野已经是凌晨4点了。我找了家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吃早点、喝咖啡,然后便乘头班电车径直去了公司。我相信,在日本居住生活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体验。台风、豪雨、暴雪、地震……大自然在赋予岛国以四季分明、温润的季风气候和旖旎多姿的风土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富震慑力的一面。 四面环海,多山多震,资源贫瘠,人口众多。频仍的自然灾害,让日本人有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近乎本能。这种危机意识无处不在,稍遇风吹草动,无论政经社会,或国际纷争,顷刻间便会放大。因此,日本特别盛产社会幻想小说。小松左京的SF小说《日本沉没》,两度被搬上银幕,广为人知;著名双料学者、前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的畅销小说《油断》,可以看作是这个严重依赖进口原油的国家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本能性反应。 仿佛是一种宿命似的,日本东北方向的太平洋,是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地质观测表明,通常的年份,日本列岛平均每年向东北方向移动10厘米。就是说,从纯理论上说,日本终有一天会跌进马里亚纳海沟——这也是《日本沉没》等社会幻想剧的地质学基础。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勘测,此番东日本巨震,使本州岛一下子便向东俯冲了2.4米!这让日人不宿命论也难。 灾难也是恩赐 构成一个民族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的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宗教。对日本而言,则是神道教。神道教本质上是一种泛神论,日本人相信,在视野可及的森罗万象的背后



还有一点,神道教不讲地狱极乐的轮回,而认为人的肉身一死,便获得了超自然力,亦成神。且不论生前之贫富贵贱,有无业障,死后一律神化。也正是这一点,近代以来为政治所利用,神道教成为所谓“国家神道”,开始政教化,靖国神社为其最高的招魂社——此乃后话,姑作别论。即使在今天,在“神舆”[①]等民间宗教行事中也能看出这种神道教信仰的影子。英国学者、后归化日本的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在《神国日本》中,谈到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多神教信仰相比,神道教还有两种独有的“后世发达”起来的“伟大的力量”:一是“不管是善是恶,现世的事件,如四季和顺、丰收、洪水、饥馑、暴风雨、海啸、地震等,都是死者的所为”;二是“不论善恶,所有人的行为,是给死者支配的”。从而,他认为:“日本的历史,实在是这个宗教的历史。”可怕,连英语中的海啸都源自日文(Tsunami,日文写作“津波”)。可你看看喜多川歌麿和葛饰北斋笔下的冲浪图,那真是连大自然恐怖的震慑力都被审美化了。日人极致审美化的一面甚至传染了一些与东洋多有瓜葛的中国文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中多有咏叹,如咏(地)震:“一震雷惊众籁号,沉沉地底涌波涛。累人日夜忧天坠,颇怨灵鳌戴未牢”;如咏(台)风:“神仙楼阁立虚空,海飓狂吹压屋风。四面涛声聋两耳,终年如住浪花中。” 在这次震灾中,很多赴灾区采访的中国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面对如此巨创深痛,绝少见到哭泣者,更没有喧嚣、吵闹。人们安静地走路、排队、避难,在心中默默地追缅逝去的亲人,却并不形于色。笔者身边的故事也许更有说服力:巨震前两天(3月9日)的深夜,日本作家朋友J女士结束了在北京为期一周的访学,回到横滨的家中。尽管她在北京经历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翌日便参加了于东京某大学举行的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并担任翻译。震后第一时间,在首都圈交通通讯瘫痪的情况下,她想方设法确认了几位中国学人的安全,并辗转给其北京的亲友们发信,报平安。震后翌日(3月12日),她与负责送行的人取得联系,得知一行人于当夜即可经上海回北京后,再次给这些学者的亲友们发了电子邮件。然后,她才着手安排自己的生活,等待仙台方面亲人的消息。因大规模计划停电,无法长时间使用电脑,她给北京的中国友人们群发了邮件,感谢大家的关心,感谢中国救援队。谈到自己仙台老家的情况时,说,上过的小学、车站等,“完全毁灭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片湖面……到现在为止,家乡的亲戚一个都没有联系上,心里非常紧张。”(删节版发表于《新京报》2011年3月26日) [①] 神舆,写作mikoshi,日本祭日神时,装上神牌位,抬着游街的轿子。 [②] 见《神国日本》,(日)小泉八云著、曹晔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9月版,第27页。 [③] 见《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美)埃德温·赖肖尔著、陈文寿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第12页。 [④] 见《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荷)伊恩·布鲁玛著,张晓凌、季南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29页。 [⑤] 见《乙卯五说》,李泽厚著,中国电影出版社,第213页。 [⑥] 见《乙卯五说》,李泽厚著,中国电影出版社,第255页。 [②]



既然是祖先和神的恩赐,那么无论善恶好坏,只有照单全收,统统接受。巨震、海啸发生后,包括灾区的灾民在内,日本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美国著名东方学者、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认为:“台风使日本人习惯于忍受自然灾害并泰然处之。这种听天由命的思想甚至可以称之为‘台风心理’……总之,日本人既有一种宿命论的思想,承认自然界可怕的威慑力量,但也有一种坚强的毅力,在灾难发生后重振旗鼓,发奋图强。”可怕,连英语中的海啸都源自日文(Tsunami,日文写作“津波”)。可你看看喜多川歌麿和葛饰北斋笔下的冲浪图,那真是连大自然恐怖的震慑力都被审美化了。日人极致审美化的一面甚至传染了一些与东洋多有瓜葛的中国文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中多有咏叹,如咏(地)震:“一震雷惊众籁号,沉沉地底涌波涛。累人日夜忧天坠,颇怨灵鳌戴未牢”;如咏(台)风:“神仙楼阁立虚空,海飓狂吹压屋风。四面涛声聋两耳,终年如住浪花中。” 在这次震灾中,很多赴灾区采访的中国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面对如此巨创深痛,绝少见到哭泣者,更没有喧嚣、吵闹。人们安静地走路、排队、避难,在心中默默地追缅逝去的亲人,却并不形于色。笔者身边的故事也许更有说服力:巨震前两天(3月9日)的深夜,日本作家朋友J女士结束了在北京为期一周的访学,回到横滨的家中。尽管她在北京经历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但翌日便参加了于东京某大学举行的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并担任翻译。震后第一时间,在首都圈交通通讯瘫痪的情况下,她想方设法确认了几位中国学人的安全,并辗转给其北京的亲友们发信,报平安。震后翌日(3月12日),她与负责送行的人取得联系,得知一行人于当夜即可经上海回北京后,再次给这些学者的亲友们发了电子邮件。然后,她才着手安排自己的生活,等待仙台方面亲人的消息。因大规模计划停电,无法长时间使用电脑,她给北京的中国友人们群发了邮件,感谢大家的关心,感谢中国救援队。谈到自己仙台老家的情况时,说,上过的小学、车站等,“完全毁灭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片湖面……到现在为止,家乡的亲戚一个都没有联系上,心里非常紧张。”(删节版发表于《新京报》2011年3月26日) [①] 神舆,写作mikoshi,日本祭日神时,装上神牌位,抬着游街的轿子。 [②] 见《神国日本》,(日)小泉八云著、曹晔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9月版,第27页。 [③] 见《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美)埃德温·赖肖尔著、陈文寿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第12页。 [④] 见《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荷)伊恩·布鲁玛著,张晓凌、季南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29页。 [⑤] 见《乙卯五说》,李泽厚著,中国电影出版社,第213页。 [⑥] 见《乙卯五说》,李泽厚著,中国电影出版社,第255页。 [③]换句话说,如果无法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话,至少应谋求共存共生。


摘自刘柠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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