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岳麓书社开始出版一套名为“海外名家名作”的丛书,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等是这套书最先推出的,而《蒋廷黻回忆录》虽早已列入出版计划()①,却一直延宕,直至2003年9月才由岳麓书社出了第一版。其中曲折从《蒋廷黻回忆录》书前所附的“出版说明”中可见端倪,不知出自何许人之手的“出版说明”中充满了这样一些欲说还休的词句:诬称,错误与偏差,不符合历史事实,从保存文献原貌提供第一手资料的角度出发,云云。开卷就要给读者某种提示或暗示,这种阅读注定无法轻松了。可是在我将此书拜读一过之后,涌上心头的首先却是“不过尔尔”的感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涌动了一股“学者从政”的小小浪潮,胡适,和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史学家蒋廷黻都是个中代表。蒋廷黻在国民政府中除前期担任了一段为时甚短的政务院处长职务以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直到1965年在台湾“驻美大使”的位置上退休。在当年和他一起应蒋介石之邀从政的学者中,他算是唯一“有始有终”的一位。


《蒋廷黻回忆录》系作者退休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口述自传的中文译本,尽管因作者的突然逝世,“口述自传”仅完成了大约一半,但就这完成的一半(从清末写到1940年)而言,正是近代中国剧烈变革的时代,以作者学界、政坛有影响者的身份,他的视角应该是独特而具穿透性的,比如我最想知道,一个由号称最革命的政党建立起来的政权,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前现代的阴影?它的官僚机构运作效率之低举世公认,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像蒋廷黻这样一些具备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的文化名流参与到国民政府的行政事务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但坦率地说,《蒋廷黻回忆录》在这些方面所能提供的意味深长的消息太少了点。当作者在进行口述自传时,以其阅历和理论素养,加上在野之身,是非得失本来应该了然于胸的,可是我辈在阅读过程中,总感到他还在有意无意维护某种法统,叙事只有梗概,几乎没有平实生动的细节,也少见作者个人与世沉浮中的切身之感。也许这是作者多年外交官身份的自觉?毕竟,外交官是讲求字斟句酌谨言慎行的。


正因为对《蒋廷黻回忆录》不满,我眼光又落到了另一位“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身上。何廉先后在蒋介石政府中担任过行政院政务处长、经济部次长等职,《何廉回忆录》()①和《蒋廷黻回忆录》一样,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传记科研计划的一部分。


说来何廉从政,与蒋廷黻还颇有关系。何、蒋二人曾是留美的同学,1926年至1929年又成为南开大学的同事,据何廉的自述,“我和蒋廷黻十分友好,对他的意见我总是感觉尊重的”,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当蒋廷黻1936年在国难日深的情况下,劝何廉接受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他自己曾经担任过的行政院政务处长一职时,何廉再一次尊重了蒋廷黻的意见。而在此之前的1934年,何、蒋二人同上庐山拜见蒋介石的一幕也很有意思,二人事后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追忆自己与这位当年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初次见面的情景,都“印象颇佳”。


《何廉回忆录》中写道:“他注意听我讲,看来十分耐心,又非常礼貌,印象中他迫切想听独到的见解”。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则说:“他的态度极为得体,使我既不感到拘束也不致完全放纵。……看得出他有坚强的意志,对于重要工作,能够全力以赴。”《蒋廷黻回忆录》中难得地记下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因蒋廷黻和何廉是湖南人,蒋介石在谈话的开始便恭维说“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而蒋廷黻显露了他的外交家潜能,立应曰:虽然湖南过去出了一些伟人,但是现在的中国伟人却多出自浙江。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上,《何廉回忆录》和《蒋廷黻回忆录》在惊人相似的开端之后,很快渐行渐远,此后我们在《蒋廷黻回忆录》中几乎再也读不到他对蒋介石的评价,而何廉则在自述中对蒋所下的判断越来越多,而且越到最后,负面评价越多。如果蒋廷黻不是出于有意淡化口述过程中主体意识的目的,那我们得说,何廉在这场学者从政运动中似乎更加投入,他深深地被裹挟进了一部巨大的官僚机器中,感同身受分外真切,看问题也深入、切实得多。


《何廉回忆录》中专列一章讲作者本人看到的“中国权力内幕”,《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南京政府的结构和运作”时特地引用了何廉的回忆:“总司令走到哪儿,政府的真正权力就到了哪儿。就权力而言,他主宰一切。”


何廉所在的行政院本来是最高行政机构,而何廉发现,几乎每份重要的报告,都首先到了蒋介石的驻地办公室,决定是在这些办公室作出的,行政院等着的只是去“采取正式和公开的措施”。何廉在此处用了“发现”一词,透出的书生气让人感慨。《


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于是提醒我们,在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的运作时,把目光投在这个政府的架构上,诸如立法院与行政院关系如何等等问题上并无多大意义。这种种制度形式终究只是形式,这样的政府终究只是一个前现代的政府。作为最高权力化身,蒋介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自然是最重要的。据何廉观察,蒋的作风是“办什么事,作什么变动,只要他认为怎么方便就怎么办。……他随身总带着一支红铅笔和一叠纸,如果他认为该作出决定或给哪位来访者一笔钱,他会立即签发一项有关的手谕。”


何廉和蒋接触不久便给蒋下了这样的断语: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办事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