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曾帮袁世凯复辟而臭名昭著的“六君子”

说道“六君子”人们总会心生敬畏,而这里的“六君子”却是一帮逆潮流而动的反面人物,跟历史上前五起的“六君子”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作吹鼓手。袁世凯因出卖戊戌六君子而功成名就,可他却没想到自己导演的“六君子”的粉墨登场,竟成了他身败名裂的转折点。


袁氏称帝竟为打破宿命论,杨度成为“太子”钦定参谋长


自袁世凯在1913年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以来,国内外即有中国将有共和制改行帝制的谣言,但袁屡次发表谈话,否认其事。特别是1915年6月,他对冯国璋的一席话,讲得痛切至极,感慨万千。他说:“自《新约法》颁布以来,总统的权利提高到跟皇帝毫无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我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而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朝代,每个朝代的末代皇帝,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灾难留给他们。”冯是他的心腹大将,他对自己人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局外人自然不能不信以为真。袁、冯谈话在上海报上发表后,关于袁帝制谣言顿然沉寂下来。


谁也没有想到,当袁氏把话说绝的时候,帝制运动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仅仅隔了一个多月,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就大吹大擂地公开出场了,“六君子”也再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据深知内幕者说,袁之所以急于要做皇帝,正是为其儿孙打算。他笃信宿命论及星象之学。袁家上代人没有一个能够活过58岁的,而在这一年(1915年)他已经活到57岁,此时不创基业,更待何时!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认为征服了国民党后,他在国内便呼风唤雨,一无敌手。国外他所畏惧的也只有日本一国,他已送给了日本一份厚礼,相信日本不会再出面来干涉中国改行帝制。这便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在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的原因。


袁筹划进行帝制时,在未正式公布前,对外界绝对保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是他进行帝制的唯一参谋长。他的干儿子段芝贵因为接受任务太多,发觉了些许蛛丝马迹,袁不得已也让他参与了帝制的筹划工作。此外,他的老朋友徐世昌,老部下段祺瑞,老幕僚张一麐一干人等,都被他瞒在鼓里。但也有一个例外,杨度却是帝制运动的知情人。


杨度之所以能够知道帝制问题的一切内幕,主要依靠两个人:一个是“太子”袁克定,一个是公府内使夏寿田。杨度自1907年投靠袁世凯以来,就为袁氏父子出谋划策,深得袁克定的信任。如果说袁克定是他父亲的参谋长,那么杨度就是袁克定的参谋长。1915年的春天,在袁克定私下设宴拉拢梁启超时,就只有杨度一人作陪。袁克定生平最讨厌徐世昌,曾一度背着徐在别人面前呼之“活曹操”,而杨度也深恨徐世昌夺去了他的“新朝首辅”,对其咬牙切齿,无时无刻不想把他轰走。杨度跟夏寿田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县人,王湘绮的门人,与杨度有同乡同门之雅。夏做公府内史(袁世凯将总统秘书改称“内史”,秘书长改为“内史监”),就是出于杨度的大力推荐。当时,公府内史监阮忠枢是一支老枪(烟瘾很重),又经常出差在外,寻花问柳,不大过问内事。袁的老幕僚、内史张一麐素来就强烈反对帝制,此时被袁甩在一旁。夏则每天按时办公,对袁更是唯命是从,阿谀奉承,朝夕不离袁的左右,因此一切机密文件均出自他的手。当时,有人向徐世昌询问时事,徐总是冰冷冷地回答说:“你们何不问夏寿田夏内史去!”这短短的一句话,说明袁对夏信任之深。夏每天下班后,一定到杨度家吃晚饭,对于府中的一切动态,随时向杨汇报。有时袁交给杨的某些任务,也由夏转达。这就是杨度能够知晓袁氏机密的特殊原因。

拉名流不成退而求其次,功利熏心促成筹安会“六君子”


1915年8月,杨度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组织筹安会,自封为理事长,让孙毓筠任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这事的顺利通过,就是以夏午诒为中介而得到袁氏父子点头的。除杨度外的这五个人中,有两个全国知名的学者:严复、刘师培,三个老同盟会会员:孙毓筠、李燮和、胡瑛。除严复是袁氏父子所赏识的人才之外,其余四人都不怎么符合他们父子俩的要求,只因当时的大名流、大学者都反对帝制不愿“上山入伙”,而袁又急于要做皇帝,不得已而求其次,这便是筹安会能够迅速成立的直接原因。


杨度物色这五个人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也是用过一番心机的。孙毓筠自1913年交卸安徽都督定居北京以来,与同盟会的关系日益疏远。随后袁便聘他为公府高等顾问,月支津贴八百元。袁开的工资这在名誉职中算是偏高的待遇。1912年7月,袁提名他为陆徽祥内阁的教育总长,由于其自身原因并未获临时参议院通过。这一时期,孙毓筠的表现越来越下流,竟与章太炎、张绍曾、王庚等人发表联名通电,痛骂临时参议院为“奸府”,公然主张袁氏独裁。在国民党二次革命期间,他曾组织国事维持会,名为调和南北之矛盾,实为替袁氏独裁而效力。袁进行帝制活动时,先后任命他为约法会议议长和参政院参政。从此他就鞍前马后完全倒在袁的一边了。他早年在南京因事被捕时,杨度曾经营救过他,因此他对杨颇有好感。此次杨找他列名为筹安会副理事长,当然也是得到袁的同意。


刘师培虽以当代学者闻名于国内,但他早年因利益之熏背叛过民主革命,做过两江总督端方的侦探,并非一位贞操气节之士。1915年,袁聘他为公府谘议之职,这在公府闲职中并非是一个显要的职位,他却引以为无上光荣,上折拜谢袁的任职之恩,咬文嚼字,谄媚阿谀,丑态毕露。


1915年3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不想却在政界博得了“旷代异才”之名。刘师培看到如此情况暗自欣喜,也写了《国情论》和《告同盟会诸同志》两文,以表示自己不甘落后。


“六君子”之中,只有严复列名于筹安会,是由袁氏父子直接点名的。起初袁克定想拉梁启超入伙,任凭袁软磨硬泡梁就是不为所动,于是他就想找严复来代替。因此杨度三番五次到西城旧刑部街严宅去登门拜访。严无奈随即表示默认。过了几天,他的老朋友马相伯跑来规劝:“又陵(严复字又陵),像杨皙子、孙少候那班人,年纪都还轻,他们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你偌大年纪,又何必多此一举!像我七十老翁,早已无意于攀附权贵了。”此时严已登名黑榜,要想在筹安会上除名挽救也已来不及了。


“六君子”之一的李燮和,那时是个仕途不济、穷极无聊的失意军人。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时,他曾到北京来活动,也曾以调和南北的矛盾为自己的使命,致电相劝黄兴适可而止。此次因生活困难,又从湖南到北京来观光,后便被杨度拉进了筹安会,做了一名无足轻重的配角。


胡瑛在早年参加民主革命时,颇有暴烈之风。自1912年迁居北京以来,经常同杨度来往,风气所熏,豪气早已不似当年。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曾到上海会见黄兴,苦口婆心劝其不要起兵反袁。此次受杨诱惑加入了筹安会,也是理所当然。

肃政厅不解袁帝意上呈文,一朝计谋讨伐声中万古空


筹安会成立不久,就动员全国各省在北京的同乡组织所谓公民代表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1915年9月6日,袁派杨士琦代表他向参政院发表了关于变更国体的宣言。但在九月九日,肃政厅全体肃政史向袁上了一道公呈,请袁迅速取缔筹安会。呈文写道:“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上之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遏制之势。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会议议会长,彼等倡此异说,加以函电纷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无怪人民惊疑。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然人心并不因此稍安。揆厥原因,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应请大总统迅速下令取消,以靖人心。”从这道呈文看来,肃政史们显然没有看懂袁氏宣言的真正意图,错误地认为他是反对筹安会的。


袁看了这道呈文,内心虽然不痛快,但又不便发作。他亲自拟稿批答说:“世界各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要不外乎本国情为建设,以达其巩固国家,保全种族之宗旨。中国当君主时代,历禁讨论民主政体,而秘密结社,煽惑不绝,一旦爆发,更无研究之余地。前车之鉴,可为寒心。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须具有界说,不可逾越范围。着内务部确切考查,明定范围,示以限制。”


袁在回复中公然称许筹安会“六君子”为讲学家,他自己也提倡言论自由,内务部当然不会再有误解了。9月16日,该部呈书回复袁氏说:“政谈集会,本为讲学家研究学理之资,其界说属于言论。从前君主时代,于讨论共和之政论,深闭固拒,故其原理未易晓畅,而其说输入人心,乃酝酿于秘密煽惑之中,一发而不可收拾。易地以思,可为殷鉴。是则关于言论,不妨任其自由。该会发起人皆学识闳通,声望卓著之士,于此讨论界说范围,亦已郑重声明。倘认为有扰乱秩序之虞,自当加以限制,以保公安。”


这道呈文明确看出了袁氏的立宪意图,并加以发挥,进一步称“六君子”为“学识闳通,声望卓著之士”,并说他们已自定界说的范围,当然没有另加限制之必要了。


这时候,袁对帝制的问题虽然还在遮遮掩掩,态度暧昧,但是全国人民反对筹安会,反对帝制的声浪已是铺天盖地,响彻云霄,达到了不可遏制之势。其中有两个人呼声更为尖厉,一是贺振雄,他上书肃政厅,主张严拿杨度等祸首,明正典刑,以正国是。一个是李诲,上书检察厅,控告杨度等叛逆昭著,动摇国本,恳准检察厅按法惩治。袁为保障“六君子”的安全起见,在他们每个人的家里派武装警察二人守卫。后来查明,贺振雄并不是什么不避斧锯之诛的英雄豪杰,他想一鸣惊人,凭借此事以求显达,杨度随即派人拉拢,给他在筹安会挂了个名义,月支津贴若干,他就不声不响了。李诲是湖南省议会议员,是李燮和的兄弟,当时在长沙办《湖南公报》,他也不是什么大义灭亲的好汉,经其兄李燮和从中斡旋,也就不再有所表示了。


9月19日,梁士诒另组“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安福胡同挂起了招牌,并于当日联合“各省代表”向参政院举行变更国体的第二次总请愿。自此以后,“请愿联合会”成了帝制运动的中心,筹安会不免相形见拙,杨度只得于10月15日将筹安会改名为“宪政促进会”,想在袁世凯登基后,在立宪问题上另作文章以求重用。但不久云南起义爆发,随后以日本为首的日、俄、英、法、意五国又向袁提出干涉中国帝制的联合警告,袁氏的帝制梦大势已去,这个“宪政促进会”也就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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