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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开场合上讲的含蓄的话,我一下子还不可能全部理解。

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额头。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树英,”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着我;眼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点头,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点头:“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过,他的失败是肯定的。”这时,周恩来的神情起了变化,凝重庄严,又含了一丝讥嘲:“蒋介石看错了形势哟!这一错,历史就变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的问题:“以后还会谈判吗?”

“会谈判。”周恩来肯定地说,神色变得冷峻,“但那时的谈判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一切反动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政治协商的对象不会再有他们,联合政府也不会有他们,他们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们跟随周恩来,乘美军专机飞返延安。两年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再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其中,第八项条件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全面内战开始,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才是通常人们所讲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而我们共产党所争取的“两种命运”又不同。首先争取的第一种“命运”是“大家民主建国”。历史证明这走不通。于是有了第二种命运,就是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首,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对反动派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当张治中将军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设宴招待他们时,看到国民党代表一个个心事重重,沮丧尴尬的样子,我耳畔便又响起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说,必然导致人民民主专政。

这才是真正英明的预见预言。绝非欺人欺世的占龟卜卦,也非耸人听闻的特异功能,甚至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地球最终要毁灭”这类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象力的虽然正确但充满理性的遥远而末得证实的预见预言。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真正闪烁着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