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没有愤青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没有愤青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冉云

这次日本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各种心态大展示的舞台。人们在抨击幸灾乐祸者的同时,忽然发现,互联网业已成为一部分“精英”泛滥爱心,以恶评国人来提高知名度的讲演场,而愤青则成为重点发泄的对象。

事实上,面对日本天灾,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持以同情的。同样,面对“5.12”大地震,日本、美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幸灾乐祸,而且言语之激烈,势力之庞大,与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精英”们对此视若无睹。

而这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愤青,真的就罪大恶极嘛?

以前我们常说“大国风范”,到底什么是“大国风范”?在这些“精英”的词典里,它的内涵和外延是无限的——日本霸占钓鱼岛,国人怒而提出抵制日货,“精英”们叱之为没有“大国风范”。前几日,有人就在搜狐博客说,愤青们连家都没有,要钓鱼岛干什么?在他们眼里,日本人要钓鱼岛就要呗,而愿意为抗日捐一条命的愤青则必须杀之以谢天下。这样一来,所谓“大国风范”,似乎就是超然物外,不怒不喜。只可惜,愤青不是寒山子,没有那样的修养,也无需那样的修养,“精英”们便捶胸顿足,恨之入骨。

其实,国人对日本的憎恨,并非无缘无故。早在80年代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一部《排球女将》,一部《血疑》,倾倒全国人民,那时的抗日情结远不如现在强烈。对许多中国年轻人而言,日本是一个遥远而美好的国度。

但是,随着日本“拜鬼”之风兴盛,对侵华战争的美化,以及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等事件的发生,中国人的民族主体意识开始了自我觉醒。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日本是一个薄情寡义,反复无常的民族。宽厚大度,往往成为懦弱的代名词。像美国人,在日本丢了二颗原子弹,并成为事实上的占领军,反而赢得日本人的尊重。而中国呢,在抗日战争中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难以估量,得到的,不是感恩,不是认罪,而是轻蔑,而是欺凌!不是至今还有日本人著书立说,认为日本在亚洲其实并没有战败,日本是败在美国和苏联的枪下,日本是亚洲的“英雄”。

不知“精英”们对此是否也是持赞赏态度的?

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成为中国年轻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爆发点。反日之风,应该是从此而始。有人说,反日现象是中国的现行教育的结果,这其实是典型其实“窝里反”。相反的是,现行教育要求的是记住历史,忘记仇恨。如果说现行教育有缺陷,缺陷就在于培养出这么一拨自毁长城的所谓“精英”。

因此,作茧自缚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人自己。而这一点,却正是“精英”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地方。

民族情绪需要一个表现点,一个宣泄口。在中日足球赛上,中国球迷大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仅仅只是一种必要的宣泄,本不必大惊小怪,但“精英”们却先开始大惊小怪起来。他们忘记了,一个大度的民族首先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就像一个健全人一样,仇恨不必时刻揣在心里,但却决不会将轻慢等同赞赏。但此时的“精英”们却如同脑残,一味地顾虑日本人的感受,提出了“对日战略新思维”。

“对日战略新思维”是2005年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艺术》中提出的。他主张,“日本道歉问题已解决”,“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言下之义,中日关系之所以恶化,是因中国人民的“极端民族主义”所造成的。

所谓“对日战略新思维”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新思维”,和与虎谋皮何异?马立诚言论的荒谬性自不待言,但其徒子徒孙,至今也数不胜数。在这场大地震中,“精英”们貌似理性,实则脑残的言论,便由此可见一斑。

大国自然需要“大国风范”,但“大国风范”并不意味着忍让与麻木,并不意味着对国人的严苛和对洋人的宽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多种的利益诉求,这种诉求需要从各种窗口进行表达。愤青是国家力量的前锋,是站在历史和现实跨越点的国家最底层的一种力量,也是最不能忽视的一种力量。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愤青,充斥的是无尺度的所谓宽厚,是泛滥的爱心,是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是与日本无原则媾和的“国际新思维”,中国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中华民族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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