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不懂事,干出了许多出格的事情,很冏。

那一年,党中央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举国上下张旗鼓地宣传庆祝。我所在的县城也接到了上级指示大搞庆祝活动,活动之一就是扭起了东北大秧歌。小城镇根据县委的指示,组建了城镇秧歌队。

因为是晚上练习,镇秧歌队员们一人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纸糊的透明灯笼,另一只手甩着根五彩绸子,灯笼里点着半截蜡烛。院子里每到黄昏时节便锣鼓喧天,灯火通明,秧歌队员们练得热火朝天。

那一年,也正是伟大领袖发出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我们R县地处乌苏里江边境地区,与(前)苏联一江之隔,号称反修最前哨,县里准备打仗,一级战备,到处挖地道。

我经常和同学冷仁,张端民、刘江混在人群里看扭秧歌,那年我们十四岁。

张端民,长得骨瘦如柴,尖嘴猴腮,一脸短命相,但他一肚子坏下水,我们背后叫他“短命鬼”。

有一天,我们又去镇政府院子里看大秧歌,“张短命”忽然说,我们去看一下地道,就在政府后身。我们七八个半大小子一齐来到了政府后院地道口,地道还没有挖完。冷仁是个胖小子,嘴和鼻子快挤到一起了,生得很滑稽,他看着黑古隆冬的洞口反问道:“怎么下去呀,这么黑的。”我们白天时也下过这条地道的,但从没在晚上下去过,洞口有3米多深呢。刘江是个和事佬,从不多言不多语,人送外号“刘老蔫”。我的胆子比较大,说“短命鬼,你敢第一个下去,我就第二个跟着!”张端民摇摇头,说:“咱们当然不能摸黑下去呀,一旦没踩住梯子,就玩完了。我都想好了,去抢洋蜡!”我笑着回道:“你快拉倒吧,你敢抢谁的洋蜡呀。”

“短命鬼”眉毛往上一挑,说:“活人还能叫尿憋死。”他拉过冷仁,悄悄地咬了阵耳朵。然后说,你们跟着他就行了。

我们离开了地道再次返回扭秧歌的大院,大院里依然灯火辉煌,鼓乐喧天,可我们却不知道这“短命鬼”葫芦里卖得什么药。平时,镇政府大院里也有许多孩子在那里玩,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也就往秧歌队中央挤着、凑去。

长着连鬓胡子的镇长正带着秧歌队扭得正欢,四十多岁的他在前面踩着高达1米半的高跷,他左手也晃动着一盏灯笼,右手却挥舞着一根指挥棒,严格地说,那不能称其为棒,只能叫指挥棍。因为那根用竹竿做成的指挥棍只有大拇指粗细,大约有一米多长,棍梢上带着一盏小灯,那是用手电筒的聚光灯泡做的,外面包裹了一层红蜡纸,指挥棍的电源自然也是手电电池了,也捆扎在那根棍子上,经大胡子镇长的大手一握,还真看不出来这根指挥棒的奥妙。

大胡子镇长得意地指挥着他的秧歌队。扭在最前面的是两条长达二三十米的龙灯队伍,镇长指挥着两龙灯队忽而交叉,忽而来个游龙摆尾,忽而变成一队卷在一起,把大胡子镇长卷在了最中间,这叫做紧卷白菜芯。卷着卷着,忽然不知怎么就散开了,队伍里扭出了蹦蹦跳跳的孙悟空,扛着钯子的猪八戒,挑着担子的沙僧,他们边扭着边向观众们逗哏。转眼间姑娘们划来了一队队的彩船,这就是东北大秧歌的跑旱船。就是做个船形的木型,漂亮的姑娘们用手提起边帮,船型下面围着五颜六色的绸子。跑旱船的人要忽左忽右,做出水中风摆荷叶状才好看。

我们不由得看呆了,忘记了自己去干什么,“短命鬼”忽地一声发喊:“动手呀!”就把冷仁往手持灯笼踩高跷的人群里一推,150多斤的冷仁也作势扑向人群,顿时,踩高跷的人们如被割下的麦子倒下了一片,我们一拥而上,又推倒了一伙人,他们的玻璃纸灯笼不觉失手落在地上,我们赶紧捡起几只灯笼,撕破玻璃纸,拔掉蜡头,又把灯笼抛掷于地下,一哄声地跑了。

摸着黑我们又回到了地道口,谁也没注意到少了谁。

我小心翼翼地点燃了蜡头,照了下了黑古隆冬的洞口,不知谁又点燃了支蜡头,顿时,地道口明亮了起来。我胆子大,说我先下,短命鬼跟着……,老蔫殿后。

我们下到地道里玩了一圈儿,因为地道是回环的,所以说是玩一圈儿,又爬了上来。刘老蔫在后面嘟囔道:“不知道冷仁这小子跑到哪儿去了?”我们这才注意到冷仁不见了。小胖子和我们向来形影不离呀,难道回家了吗?不会的。我心里说道。

“找一找,别掉地道里出不来冻死了。”我对大家嚷嚷。

“不能,小胖子根本没下地道,”短命鬼也嚷嚷着。

“看他进没进镇政府暖和去了。”老蔫这个主意不错。

于是,我们就扒着镇政府的窗户,挨个儿去看。当看到东头的一个长满了雪白霜花的窗子,我们就看到一位长者坐在办公桌后面,冷仁站在桌子前面。我们在外面叫他的名字,朝他摇手喊,他开始听不见,短命鬼就使劲儿地敲着窗框,冷仁才听见,他朝我们望来,我们把脸贴在霜花上,让热气融化了大片的冰霜,这时,我们几个人的脸也都暴露给那位成年人,只见冷仁朝着我们指指点点,正和那位中年人说着什么。中年男子起身走到外面,向我们招手,说:“来,进屋暖和暖和。”

我们七八个半大小子,正在外面冻得够呛,有这机会当然欢雀跃了。跟着他蹦蹦跳跳地进了办公室。一进门发现是派出所,我想退出去立刻就跑,哪料到后面有两个穿着蓝警服,戴着白色大盖帽的民警,抄了我的后路,一把抓住我的脖领子,把我拎进了里屋。

一番审讯是免不了的,还每个人写了一份真诚悔过书,向毛主席“请罪”,然后,此等劣行记录在案,这大概也是我第一次在公安机关留下了案底。

我们交待了全部“罪行”,交出了犯罪的“证据”,我代表大家写了悔过书,最终换得派出所不告知家长、不通知学校。但以后,不许再犯,如果再有此类劣迹,定新账老账一齐清算,一定要严惩不贷。

时光荏冉,日月如梭。一年后我们升入了中学,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学校来了一场政治运动——一打三反。事后,我才知道,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是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开展的运动,即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我的班主任,刚从大学毕业,是个极左人物,我当他的学生可就遭了殃。他天天板着张马脸在班级里声嘶力竭地嚷嚷,要揪出一小撮敌人。我班有好多学生吓得不敢上学,甚至因此而辍学,校长也左得厉害,那年头,好像左了就革命,不左就是反革命似的。

终于,有一天,我的厄运临头了。“左”班主任脸色铁青地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说道,别看你是什么学习委员,我照样能把你拿下。

我有些不服气地问:“老师,我犯了什么错误吗?”

“犯没犯你心里知道,都一打三反了,你为什么不交待呢?”“左”班主任没有松口。

“一打三反,我都交待了,没什么再可交待的了。”我有些纳闷了。

“回去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交待,再不说就批判你。”他那张马脸没有半点笑意,威胁我道。

那时,学校的大喇叭天天在喊着:“自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党全国亿万军民紧密团结,斗志昂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形势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我心里明白,自己并不是阶级敌人,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专政的对象,没什么好怕的。有一天上午最后一节课,我的“左”班主任要我们背诵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和《水调歌头.游泳》,背不下来的同学中午不能回家吃饭。这两篇诗词有多半同学背不下来,我们都在教室里待着,一位副校长路过教室,发现还有学生没放学,教室里又没有老师,就走进来问,为什么放学了不回去,我站起回答:“班主任让背主席诗词,背不下来不许回家。”

副校长是新提拔的30多岁的年轻人,平时看不惯我们班主任那套极左的做法,两人早就顶了牛,就对我们说:“回去吃饭吧,就说我同意的。”

我赶紧收拾好书本,第一个跑出了教室,但我没有注意到还有的人没走出教室。我和几个同学兴高采烈地一溜小跑回家吃饭了。然而,我没料到下午就发生了一场师生大战。

下午,我们照常上课来了。一走进教室,就感觉气氛不对,讲台前已经罚站了一排同学。“左”班主任脸色铁青,愤怒地眼珠子几乎要从近视眼镜后面射出来。我看事不好,主动站进了罚站的队伍里。“左”班主任柿子先捡软的捏,他一把拽出我,大声叫道:“说,你们没背会为什么回去了。”

我着实挺怕他的淫威,嗫嚅着:“我饿了,就想回去吃饭,寻思回来再背也不晚。”

“为什么别人不饿,就单单你饿?”他又大吼了一声。“今天晚饭也别回去吃了”他又补充道。

“还不让回家吃饭?”我的同坐于胜利小声嘀咕着。不想被“左”班主任听见了。

“于胜利,你出来,还反了你了!”

于胜利个子长得高,比“左”班主任高了半个头,平时学习不咋样,但劳动好,干活也有力气,就是老师不得意,因为他总不服气,我说他是山东人的“犟种”(他从山东文登转来的)。

我们“左”班主任气得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抡圆了巴掌就狠狠打了他一耳光。这一耳光打得可不轻,登时,他的脸上出现了五个红指印。这一巴掌把他打楞了,他什么也没说,就跑出了教室,直奔家去了。

“左”班主任训完了我们,气哼哼地往院子里走,这时,忽听得一声山东腔大喊:“你个驴x子的,俺他妈地废了你!”

“左”班主任回头一看,不好,是于胜利,他挥舞着一把明晃晃的大菜刀,恶狠狠地向他扑了过来。

他本能地拔腿就跑,于胜利边骂边在后面追赶,一定要废了他。

“左”班主任在大学时是短跑冠军,想几大步就把于胜利扔在后面,但于胜利也不是孬种,他曾夺过山东省中学生400米冠军,于胜利也豁出去了,眼看着他赶上了“左”班主任,挥起大菜刀就砍了过去,只听得“哧啦”一声,“左”的涤卡中山服被拉出一道一尺长的口子,若不是他里面还穿着棉袄,那他必死无疑了。就这险些致命的一刀,让他如惊弓之鸟,“噌”地一下子窜了出去,他看围着操场跑肯定要死,暗暗盘算着,向校长室里跑。

当他气喘吁吁地跑进了校长室,校长正开领导班子会议,把校长吓了一跳,连忙问,怎么回事。老“左”说,不好了,学生要杀我。校长伸头向窗外一望,什么也没有呀。

原来,于胜利看到“左”班主任跑进了校长室,他并没有跟过来,拎着菜刀回家了,他妈妈还等着菜刀做饭呢。

第二天,我同桌的坐位空了一天,接着有一周时间于胜利没有来上学,“左”班主任也没问。后来,于胜利的妈妈托人捎话来,说于胜利不念书了,到生产队干活去了。许多年后,我大学暑假,与他在乌苏里江边邂逅相遇,那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于胜利退学了,“左”班主任暗暗地高兴,他又可以为所欲为了。果然,他借着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之机,开始整我们了,我曾给他提过意见,当然,我是他必整的对象。

他再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虎着脸说:“你还没有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我说,我没有反革命。

“你必须彻底交待你的罪行,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

“没有哇,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我哪能反党呢?”

“不对,你有罪!”说着推给我几张纸和一支笔,“你必须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于是,我就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搜肠刮肚地想,想一条,写一条,就连我钓鱼回来路过一片苞米地,撅根苞米秸杆的破事都写上了。

下午,“左”班主任拿着我的交待材料,手都气得直哆嗦,严厉地说道,你不交待出来,我就让公安局逮捕你。他把材料掷到桌子上,就气冲冲地走出去了。

“我没什么事呀,交待什么呀,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自言自语道。

坐在对面的教我们政治的王老师见我实在交待不出什么,眼并没瞧我,却也自言自语地说道:“党的九大都干了什么……?”

我忽然醒悟了,“抢洋蜡”的事情犯了。我赶忙垂下头来,奋笔直书,把这件事情写了厚厚的一迭材料。

我终于没有被“左”班主任投进监狱,但是,我的恶行却在老师同学中间传开了。

我们的“左”校长,经常利用课间操给我们训话,他原来在法院任过常务院长,因为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机关,他被“解放”后就到了我们学校,相传,他曾在土改时期因扭了脚脖子,到苏联(前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比金市医院治过脚,但后来还是落下了跛脚的毛病,我们这些淘学生背后叫他瘸子校长。

那天间操,瘸子校长登上木制的讲台,开始教育我们,同学们,现在我们同学之间有一种十分不好的习气,什么习气呢?他在台上一瘸一瘸地踱着圈了,不提防,台子上有个木头癤子被哪个同学抠掉了,他的皮鞋跟一下子踩了进去,他腿一软又崴脚了,随口骂道:“妈个x的,谁那么缺德!”转眼一想,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骂人,真有点不好意思,就接着话茬又讲道,什么不好的习气呢?啊,一群男女同学在一起劳动,这个思想不好的同学把男同学往女同学身上一推,他看笑话,说什么:“沾上了”。沾上什么了?你个小孩子,人不大,思想还挺复杂,我当院长时,抓你判上五年六年的,看你还沾上了不?啊,还有的同学不像话,人家庆九大扭秧歌,这是政治活动吧,他们聚在一起抢灯笼,搞反革命活动。我们学校不能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好在都写了检查,我们既往不咎,今后,谁如果再发生同类事情,我们绝不轻饶。

抢九大灯笼的蜡烛事件,终于尘埃落地,学校的风声渐渐过去了。而我却每天提心吊胆,因为我那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老父亲知道了这件事,肯定轻饶不了我。

可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天,老父亲下乡回来了,黑着一张脸,严厉地说:“过来,你个小反革命。”

完了,完了,我一听就知道那事儿犯了。低垂着头,不敢吭声,一个膀蹄踹过来,正中我的腿弯儿,双腿一软,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接着,我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事情的经过。那天晚饭没捞着吃,跪了半宿。后来,还是奶奶给我求情,父亲是个大孝子,对奶奶的话言听计从,这样我才得以过了鬼门关。不过,从那儿以后,我再也不去下地道了,后来,开始复课闹革命,我把全部心思用到了学习上。


本文内容于 2011/3/22 19:40:54 被lrq3333lrq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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