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塑造的国民政府真相:军在党上 党在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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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56 年12月1日,《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由国民党“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署为“蒋中正”。这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书,作者蒋介石想借此做一个政治交代。当年,蒋介石虚岁七十;当天,他和宋美龄结婚三十周年。古稀之年,珠婚之庆,落到了在台湾一隅偷安的地步。惊魂稍定,困境当前,岁月无多,思绪泛起。在本书题志中,蒋介石写道:“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今年已是我七十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妇结婚三十年纪念。我夫妇于此共同检讨以往之工作,其间最感惶恐不能安于心者,就是对我二位先慈报国救民之遗训未能实现其一二,迄今

1956 年12月1日,《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由国民党“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署为“蒋中正”。这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书,作者蒋介石想借此做一个政治交代。当年,蒋介石虚岁七十;当天,他和宋美龄结婚三十周年。古稀之年,珠婚之庆,落到了在台湾一隅偷安的地步。惊魂稍定,困境当前,岁月无多,思绪泛起。在本书题志中,蒋介石写道:“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今年已是我七十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妇结婚三十年纪念。我夫妇于此共同检讨以往之工作,其间最感惶恐不能安于心者,就是对我二位先慈报国救民之遗训未能实现其一二,迄今大陆沉沦,收复有待……”


蒋介石一贯以“革命家”自任,满口大话、空话、套话,在这部反思作品中,又说了不少假话。在中苏关系中再思“中国之命运”,本是要清理国民党和苏俄三十年复杂经历。蒋介石用本书与苏俄切割,向民主国家联盟表白“自由中国”,试图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寻找生存空间。《苏俄在中国》结尾说:全书“检讨了政府和我个人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理应检讨一下自己。然而,全书的基调,基本上不是承认错误、反省历史,而是竭力辩白。蒋介石辩白自己如何具有“先见之明”,甚至抵制孙文、廖仲恺的主张,一贯地抗拒苏联和斯大林的压力,坚持国民党独立路线。蒋介石说的是假话,只要循着本书他自己的叙述,就可以知道他是中苏密切关系的直接当事人。国民党努力模仿的苏式专制体制,正是通过蒋介石本人建立的。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家”们,不断变更着自己的政治理想。“戊戌变法”(1898),搞的是“君主立宪”,保皇维新,那是“以英为师”;“辛亥光复”(1911)时,搞的是“共和革命”,流血起义,那是“以法为师”;“十月革命”(1917)以后,“苏维埃社会主义”震惊世界,不少追求新思潮的年轻人主张模仿,遂行“以俄为师”。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已经开始了“政党政治”的现代实践,“五四”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往社团、盟会、党派方向努力,认为只要找到一个最先进的理念,组建一个最有力的政党,就可以建成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以英为师”、“以法为师”、“以日为师”、“以德为师”,乃至最后“以俄为师”,都是受此思潮的左右。1923年,临近晚年的孙文注意到这个新思潮,又一次改变自己的策略,主张“联俄容共”,学习苏联。此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变成了一个苏俄体制的政党。这一历史过程,本来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蒋介石却在1950年代的辩解中推脱得一干二净。


政客们是当事人,利益牵扯,说话常常不可信,需要认真鉴别。事过境迁,学者们根据历史资料、档案文献客观公正地加以研究,得到的结论就比较可靠。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用很细致的清理,说明了国民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作者认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结论,比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洗刷开脱的说法,要中肯得多。国民党和苏维埃主义有亲缘关系,这很明显。王奇生据俄共档案查实,1923年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落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俄国援助”,决定拨给两百万墨西哥银元时,含有按照布尔什维克模式把国民党改组成兄弟党的条件(参见第7页)。“卢布”,主要给了国民党,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苏联的对华政策一直青睐国民党,甚于属意共产党。国民党是由苏联专家改组的,因为势力大,被寄予了更多的希望。


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著作,他揭示了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容易被遮蔽的侧面——国民党曾经的苏俄特征。这部书着重历史清理,条分缕析,丝丝入扣,读起来有点像是一部探案小说,引人入胜。根据他的查考,《中国国民党总章》(1924)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1919)在“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经费、党团等几个主要部分,其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类同”(第14页)。原因无他,是“政治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 1884-1951)起草的而已。这个章程的特点,是“将党放在国上”(孙文语)。因为“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改进”以后的国民党,“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见第21页引文)。

国民党“联俄”运动,蒋介石是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这一个事实当时很清楚,以后却因为他的刻意掩盖,以及国共两党对他“叛变革命”的大肆指责,变得模糊起来。按《党员、党权和党争》的清理,1923年国民党“联俄”的过程大致如下:1月,孙文与苏共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决定合作;3月,经廖仲恺与越飞的商谈,孙文决定进一步学习苏俄,双方越走越近;8月,任命蒋介石为广州政府的“大本营参谋长”,上任之前,先让他带着给列宁、托洛茨基和齐格林(苏俄外交部长)的亲笔介绍信,率领由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中共代表)四人组成的“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联体制,准备模仿。孙文对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寄予很大希望,据蒋介石说:“党中特派一人(指他自己),费时半年(在苏俄实则三个多月),费金万余,不可谓不郑重其事。”(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年,第636页)更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考察任务,并非只是军事,还包括了政治和党务。也就是说,8月份的孙文,已经有心全面模仿苏俄。按《苏俄在中国》中蒋介石的回忆:“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第19页)


蒋介石8月16日离开上海,12月15日回到上海,“在这三个月(实则四个月,又有说半年——引者)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Rudzutak)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引同上)王奇生说“蒋介石的任务是考察军事”(第8页),主要是学习组建一支苏式军队,而不是模仿“建党”。书中似乎认为:孙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改变了《联合宣言》中拒绝苏俄政治模式的做法,决定模仿,主要是在10月初和苏俄新到代表鲍罗廷谈得投机的结果。这个分析,有相当的道理,鲍罗廷确实很有煽动能力。但是,肯定鲍罗廷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要看到孙文主观意愿的决然改变。事实上,孙文在会见鲍罗廷之前两个月,已经指派了“孙博士代表团”,让蒋介石去苏俄考察党务,模仿之心,已经昭然。从坚持“三民主义”到容纳“共产主义”,孙文在1923年的大转变,关键时间在2月,关键人物是廖仲恺,执行人物是蒋介石。蒋介石官方传记作者董显光说:“一九二三年二月,廖氏返广州。国父听取其报告后,益信中国与苏俄作友谊的提携,将有利于中国。”(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3页)这个说法,应该是事实。


在《联合宣言》中,还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经过廖仲恺的劝进,蒋介石的考察,还有鲍罗廷的游说,一年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文就改口说:“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还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王奇生书引,第12页)这种说法,和中共“二大”所谓“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也差不多了。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反复辩称孙文的“联俄容共”,只是“希望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产主义”(第35页),这个解释显然是后来加上的。


中国国民党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契合,并不全是“卢布”援助拉近的。固然,“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失败以后,缺钱的孙文,为了东山再起,曾先后寻求过英国、美国、日本的援助,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甚至超过“二十一条”,近年来多有披露。但是,国民党最后采用苏俄模式,也有内在原因。最切近的原因,正如王奇生指出的:在于“党军”的模式。他分析说:“苏俄体制中最早引起孙文及国民党人兴趣的,就是他的‘党军’制度。早在‘五四’时期,朱执信、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便开始关注苏俄的‘赤军’制度。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第23页)孙文原来也是“政党竞争”、“议会政治”的提倡者,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孙文再次诉诸武力。在日本建党,曾要求党员签字画押,效忠他个人;在广州组军,曾要求士兵全体加入国民党。他和北方军阀争民国正统。但是,当时已经有了“南与北一丘之貉”的说法,广州政权被看作另一个割据势力而已。陈独秀一开始拒绝苏俄提议的“国共合作”,理由就是说:“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视之(指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的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见第23页引)苏俄通过控制“党军”,建立“党国”的模式,对广州时期的孙文极富诱惑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惟看他何时决定抛弃自己早先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


既然国民党的政治理想转变为“党国”,政治实践开始于“党军”,独掌军事大权的蒋介石,必能恃其武力之强,走到民国舞台的中央,这是挡也挡不住的状况。国民党行议会政治时期,后来的“西山会议派”等革命元老,当时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党务专家,在党内起了主导作用。可是一旦施行“党军”实践,“校长”蒋介石必然脱颖而出,孙文在世的时候,这种格局已经形成。按蒋介石传记权威作者董显光的认定:1923年2月21日,孙文从上海到达广州,那些“表面上支持国父的人,实际上无异一种佣兵,其对于国父和国民党的效忠均不可靠”。所谓“佣兵”,是占据广东的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虽然广东省长在名义上是国父任命的国民党人(初为胡汉民氏),实权却为杨、刘二人所行使。”(董显光《蒋总统传》,第52页)因此,孙文委派他相中的蒋介石,率领“孙博士代表团”去苏俄考察军事、党务和社会诸体制,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是委以重任,寄予重望的。

《党员、党权和党争》延续了过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1928年前后的说法,认为蒋介石是在“中山舰事件”(1926)后才逐渐篡夺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是国民党内一匹黑马,他的成功既靠谋略,也有相当的机运……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人谁也没有料到在一年之后会是蒋介石来接班”(第105页)。一般来讲,这个说法固然是对的。但是追究一下蒋介石“崛起”的真正原因,他的“篡政”并不意外。当“校长”已经披挂,当“党军”已经成形,蒋介石军权在握,不接班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第26页引),由“党军”建立“党国”,不正是孙文的想法吗?蒋介石满口“三民主义”、“党国至上”,借着黄埔练兵,陆续获得军队总司令、党委员长、政府主席等职位,这时候再指责他是“新军阀”是有点牵强的。有一支苏式军队,有一个苏式政党,还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就和一般军阀很不相同了。苏维埃版本的集权体制,本性上都要求军、党、政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远胜于清末延续下来的军阀体制,让北方军阀们显得粗鄙、简陋、松垮,不堪一击。况且,孙文在世时,已经把军事重要性(“军政”)置于革命的起点。他在《申报》发表《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时期”论;在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又说:“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这样,无论是按照苏维埃体制,还是孙文“军政”之遗愿,蒋介石的军人身份颇具“合法性”,一点都不成问题,胡汉民、汪精卫,还有陈独秀,眼看着蒋介石的崛起,一点办法都没有。


1923年以后,中国革命的“苏俄化”,是一个整体现象。由“党义”,而“党军”,而“党国”,并非广州国民党一家而然。即便不是完全的苏俄化,那种为自己的割据找一种“主义”,树一种“理想”,以便凝聚自己的小团体,成为各省军阀的时髦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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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党权和党争》确实是一本好书,它揭示了一直被我们忽略甚至是刻意隐瞒的历史的另一面,我也转贴过一篇关于这本书的书评。


百度百科:王奇生

个人简介

王奇生,湖南湘乡人,1963年11月6日生,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本科、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博士),1988年7月至1993年6月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任职,1993年7月至1997年10月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任讲师、副教授,兼副所长。1997年11月至1999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1999年底博士后出站后留近代史所工作,晋升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

编辑本段个人成就

专著


1、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独著

2、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 党员、党权与党争,独著

3、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独著

4、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合著,副主编

命题

《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副题是“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其命题包括:

命题之一:“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国共两党原来都是师法的苏共模式,但前者师承组织形式,排斥意识形态,结果只学到半套功夫,是“弱势独裁政党”,所以与全盘俄化的中共对局,自然败北。

命题之二:党政双重衙门的成本。由帝治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的嬗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变局”,党政两套体制双轨并行,其结果意味着组织成本扩大一倍,机构高度膨胀,掣肘急剧增加,加之基层的党部运作呈虚拟状态,党政互不统属,最终削弱了党治的基础。

命题之三:国民党究竟代表谁?二十年代,国民党改组派头目陈公博挑起一场激烈争论,焦点是国民党代表谁的利益?一派主张代表一切被压迫的“革命民众”,一派则认为代表全民,后者代表了党内主流意见。然而这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政党都不可能真正代表超阶级的全民利益,其结果是两不讨好。

王奇生的《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是《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的第七卷,在吸收近年来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书对一些长久以来认为是“已成定论”甚至被认为是“常识性”的问题,加以进一步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可以说是一部有独到创见的研究性专著。 革命与反革命

书中指出:1924-1927年间的国共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因为相互合作,两党力量在短短的4年间都得到迅猛发展,国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又因为相互竞争,两党一直或明或暗有所斗争,直至最终武力相向。两党均“以俄为师”,其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具有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1920年代国共两党的党员构成和社会基础,其实并无太大差异。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书中还指出: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者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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