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安葬的国军阵亡将军吕公良死而复生之谜

吕公良将军,是在许昌战役中殉国的中国最高将领。然而,他的牺牲经过,却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按照日本的一些资料,如防卫厅公刊战史《河南作战》里面记载日军12军司令官内山应太郎的说法,虽然证实了吕公良将军在此战中战死,但是没有找到他的遗骸。内山认为对吕将军这样血战不屈的英雄应该予以安葬,对这样的结果心中感到惭愧(日语用词为“耻”)。


中国方面对于吕将军的牺牲记载则不够统一,显示了史料保存和使用上的缺陷。由于抗战后局势的变幻,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抗日史料根本没有给与相当的重视,很多抗战殉国的将领,其记载都语焉不详,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有记载吕将军派人将在许昌督战的刘昌义军长(就是《战上海》中国民党副司令刘义的原型)送走,自己死守巷战阵亡。


新编29师中在此战幸存下来的张访朋先生,在回忆中只提到吕将军5月1日凌晨下令焚毁军旗突围,此后将军牺牲经过则不得而知。


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纪录,讲吕将军率部突围,在苏沟附近被日军包围。将军驰马冲突,左右督战,被日军发现炮击,将军中炮牺牲。


近日,在日本翻阅原始史料,在原日军第27师团少尉军官冈野笃夫所著《进军,中国大陆三千公里》(旺史社,2000年2月第一次印刷)和日军“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战史(防卫厅公开战史),日本史学家伊藤正德所著《帝国陆军之最后》一书中,都发现了有关吕公良将军殉国的详细过程。读过之后,笔者忍不住拍案而起,搜集了若干背景材料来综合写成此文,以此祭奠吕将军的英灵。


许昌会战,是1944年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1号作战(中国称为豫湘桂战役)的一部分。


豫湘桂战役,由于对日军情报工作的不足,部分精锐无法撤回国内作战,以及国民党军上层普遍存在的“等胜利”思想,中国军队损失惨重,特别是河南的汤恩伯部,在和日军作战中表现相当不佳。然而,疾风知劲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许昌守城之战,就是河南战役中一抹悲壮的亮色。在这次激战中,中国陆军新编第29师以全师覆没的代价,死守许昌,顽强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激战从4月28日开始,直打到5月1日,许昌失守,战斗中师长吕公良中将等多名将领壮烈殉国。


实际上,许昌战役开始前,其命运应该就已经注定。


守许昌城的部队,只有吕公良所部新编29师所属三个步兵团(85、86、87三个团)和一个补充团。实际上,86团在许昌战斗前于4月18日奉命在郑州投入黄河河防之战,被日军37师团击溃,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因此,吕师长部下其实只有85、87两团还算完整。补充团由于是壮丁组成,尚未训练完毕,基本没有战斗力。而即便算上补充团,新编29师守城部队也不过三千余人,只相当于一个旅的兵力。


攻打许昌的日军部队有多少呢?按照《河南会战》的纪录,参战部队为日军第12军主力,包括第37师团、第62师团、第7混成旅团,辅以坦克第3师团一部、第27师团一部,合计八万余人。日军出动这样多的部队攻击许昌,原因是日军认为许昌是三国时代以来著名的“军都”,中国军队会重兵驻守。


那么,中国军队呢?


我的看法当时的指挥官汤恩伯并没有死守许昌的决心。整个河南战役汤恩伯第一和蒋鼎文积极内斗,互不支援,第二保存实力不愿硬拼,真正许昌危急的时候,没有得到一兵一卒的支援。有的说法是汤在许昌附近没有部队可用。其实仔细看看当时的作战形势图,就会发现29军、87军都在许昌旁边,只是汤恩伯舍不得投入进去。


真正要求死守许昌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在战术问题上经常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比如杜聿明解决龙云的时候,蒋按照历史经验,要求他必须占领碧鸡、金马两个要点。杜看了只有苦笑,这两个点一个就在杜的营中,一个离龙云所在的昆明几十里,清除龙云的战斗根本涉及不到那里。所以,死守许昌的要求,老蒋提的也许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的看法是,汤恩伯命令新编29师死守许昌的时候,也明知这里守不住,只不过是用新编29师几千战士的生命,去敷衍蒋介石的命令罢了,而根本没有认真准备对许昌的后援。


8万对3000,装备上更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新编29师打得堪称英勇顽强。日军37师团师团副官福岛六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日军开始对许昌发动攻势,开始进攻的目标是北门,但遭遇到非常顽强的抵抗。福岛前往前线,一路只见两侧到处是被日军重炮摧毁的中国军队工事,战死的中国士兵的尸体有的半沉在路沟的水中,显然是负伤后无力爬上来而死在沟中的。路面上,日军部队拥挤不堪,汽车、马车挤成一团,原来是前方发现中国军队在路面布雷。混乱中,有骡马跑下路面,踏响地雷。这时,远处的中国军队炮兵开始对日军开炮。虽然炮的数量显然很少,但是打得很准,福岛眼看着他前方20米处一辆辎重车被击中。拉车的骡马被炸成两段,押送的士兵则仰天摔到了道路对面,当即阵亡。日军纷纷撤下公路。


此后,日军意识到中国军队在许昌北面布防严密。于是利用人数优势,迂回攻击东、南、西各门。30日,攻城开始。许昌守军兵力太少,不敷分配,激烈的战斗持续到5月1日凌晨,南、西门都被突破。巷战中新编29师官兵大半伤亡,吕公良师长被迫下令弃城突围。


应该说,许昌守军的顽强表现,和吕公良将军的镇定指挥和坚定信念有很大关系。张访朋先生曾展示了一封吕公良师长4月20日写给妻子的亲笔信,字极漂亮。信上说:“你这次到许昌短短的两天,走后真使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战事稳定下去,敌人打走后,再接你到前方来,痛快地住几天,”“今天敌人围攻郑州,恐怕敌人攻了郑州之后,一定要南下新郑、许昌的。但是我已充分准备,打仗是军人的本分,希望他来一拼。恐怕此信到手时,我已在与敌人拼命了……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

由于新编29师的残部突围迅猛坚决,日军的包围圈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吕师长率部突出许昌。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正有一支凶猛的敌人,在前方等待着他。


这支凶猛的敌人,就是日本陆军第27师团的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


第27师团,当时属于日军第12军指挥。但是,它和12军其他部队不同,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关东军!它原来驻扎在辽宁锦西,因日军进行1号作战兵力不足,3月将其调入关内,4月2日编入第12军,许昌战役后又脱离12军编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第12军军长的内山应太郎没有收到第27师团关于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报告。


由于第27师团不是自己熟悉的部队,内山担心它担任攻城任务容易和其他部队产生配合问题。所以,只保留了一部分第27师团部队作为攻城预备队,而命令冈野(时代理中队长)所属的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直驱许昌东北方,强占许庄—郭庄之间,掘壕固守,一方面阻断中国军队援军,一方面断许昌守军退路。28日许昌会战打响,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立即以每天40公里的速度直插许庄,30日占领计划中的许庄—郭庄一线,埋伏下来。


事实上,吕公良将军指挥的突围部队,正是选择向许昌东北方向突围。这是因为日军对许昌的攻击是迂回进攻,东、南、西三面都有重兵,只有北面还有突围的可能。张访朋先生当时担任连长,他的部队就是从北面突围成功的。


突围而出的中国军队由于激烈的战斗而队形大乱,正撞在日军的伏击圈中,混战随即开始。由于猝不及防,中国军队损失很大,纷纷被分割包围吃掉。


第三联队联队部的直属部队也发现一队中国军官兵向自己的阵地撤退而来。联队长小野修大佐当即下令直辖部队投入攻击,冈野的部队,也在直辖部队之中。


黑夜中,中国军队无望而顽强地抵抗着。


日军发动冲锋,冈野和一个小队的士兵一直冲到了中国军队的纵深。


这时,联队本部的牧野勇一军曹率先发现前方不远的灌木丛中,有中国兵在活动。仔细看来,发现是三个骑在马上的军官和几个步兵,好像正在商谈什么事情。


这几个人,正是吕公良师长和他残存的几个幕僚。


因为感觉到这几个中国人似乎是高级指挥官,冈野不想打草惊蛇,对手下一个叫做淳边定六郎的下士轻声道:“噢咿,把捷克机枪拿来,打!”


捷克机枪,就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使用的捷克造轻机枪ZB26式。因为这种枪性能远远胜过日军11年式轻机枪(即俗称的歪把子机枪),日军缴获这种枪后,常留下使用。冈野说的捷克机枪,就是较早作战中缴获中国军队的,而淳边是队里最优秀的机枪射手。


淳边从士兵手里接过捷克式机枪,对着这群中国官兵就是一个扫射。


由于距离太近,中国官兵几乎都被撂倒。几个未死步兵用步枪抵抗,都被日军击杀。三匹马倒下了两匹,另一匹上的一个军官试图拨马撤退,淳边对准他猛烈开火,那个军官终于从马上落了下来。那匹马后来发现脖子处负了伤,被日军缴获。


这时,那几个中国士兵的抵抗已经中止。淳边带头,几个鬼子冲向那个落马的军官,用中国话高喊:“投降,投降!”


那个负伤的军官忽然坐起身来,喊道:“不投降!”用手枪连开两枪,都打中冲在最前面的淳边,胸部一发,腹部一发,淳边立即毙命(后冈野负责火化淳边,说明他死于“胸腹贯通伤”。这次战斗冈野手下阵亡一人,就是淳边,还有数人负伤)。与此同时,后面的日军开枪,正中这个军官的头部,这个军官当即倒地。


过了半晌,日军才敢凑上来看,这一小队中国兵全部阵亡,无一幸存。在那个倒地的军官身边,发现了吕公良将军的印章、公文等,经过核对,认为这个身中四发轻机枪弹又被步枪击中致命的军官,正是新编第29师中将师长吕公良。


以中将师长之身,打到最后一人,重伤之余,还能翻身而起,击毙杀害自己的凶手,高呼“不投降”而以身殉国,吕将军,虎魂也!


得知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消息,日军联队长小野修并没有感到很高兴,因为作为一名高级军官,他对于当时日本的战况是比较了解的。估计是想到今后自己的命运而有同情之感,小野修下令,在许昌南门外小村附近,为吕公良将军安葬,并让联队的联络官深谷高三郎大尉题写了墓碑。碑文曰:“勇将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之墓。”


这座墓碑建立后不久,新编29师残存被俘的中国官兵从它旁边路过。其中一个团长看清了以后,冲上来抱住墓碑号啕大哭。这个团长,我估计是86团团长姚俊义,因为新编第29师所属团长级别的军官,85团团长杨尚武、87团团长李培芹、补充团团长刘耀军都在战斗中阵亡。团级指挥官只有他一个人下落不明。随着他的哭,其他被俘官兵也大放悲声,日军亦无法禁止。


这应该就是吕将军殉国的全部过程了。这个详细的经过,可以在《进军,中国大陆三千公里》中看到。由于相关资料在国外,这一过程也许一直无人知道,60年后写出来,希望能够告慰吕将军的英灵。


本文写作完毕后,经有关单位联系,发现有这样的史实——战斗结束后,在文中吕将军阵亡地点,有村民证明发现吕将军当时受伤倒伏草中,曾用鸡皮和土烟为吕将军敷伤止痛,之后不治身亡,村民将其土葬于野地。之后,吕夫人携子及卫士探访殉难地点,以厚棺取出重新安葬。汤恩伯、王仲廉曾在火车站迎接,抚棺大哭。吕将军之子吕志素先生是医学教授,说父亲可能是枪伤导致腹膜炎,所以可以拖十多个钟头。


由于记载的矛盾,我通过朋友联系了吕公良将军在深圳的亲属,很快得到了吕志素先生的答复,其内容如下:


资料转交吕先生后,他和新编29师仍健在的一位参谋进行了研究,他们觉得这份资料可信度极高。


这份资料可能解决一个历史谜团。他们认为,在日军再次击倒吕将军后,到村民救治过程中,存在一段时间。这其间将军并没有死,而是处于昏迷状态,倒在尸丛中,难以辨认。由于到处都有战斗,这股日军也没有仔细清点战场,就参加其它战斗。而这其间,村民将吕将军带到村中救治。等日军高层得知吕将军死讯,重派人到战斗地点搜寻,已找不到吕将军尸体,于是就在吕将军中弹倒地地方建了墓,立了一块墓碑(或者其中有其它中国军人尸体?),所以导致其它被俘中国军人路过痛哭。而实际上,吕将军因为伤重,在村民救治无效情况下,死在不远的农村里,并被村民埋葬在土坟里。在日军刻碑的同时,村民也用砖头在实际安葬地给吕将军刻了一个墓碑。


这个说法解决了日军纪录中一个矛盾,既有下级军官说“建了墓,立了碑”,而日酋内山又说:“未能好好安葬,深感内疚。”


有关日军北面受地雷攻击受挫一事,他们认为可能指的是23日、24日和尚桥附近的前哨战斗,而不是30日凌晨的北门攻击战。30日攻击战是北、西、南门统一协调攻击战。27、28日日军正从两翼疾进,包围许昌。


吕先生希望将这份资料递交许昌文史协会,看是否能填补一段历史空白。


吕公良将军黄埔档案


吕公良,出生于工商业家庭,幼年在本地就学.


1920年考取衢州省立第八师范学校,1923年该校并入衢州省立第八中学,他继续求学于八中.


1925年毕业,他性格开朗,酷爱古典文学,善作诗文。


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


1928年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开始戎马生涯


历经战役如下:


1937年的晋中太谷战役;


1938年的鲁南大会战、台儿庄战役;


1939年的鄂北会战;


1944年的中原大战等重大战斗;


屡建功勋。


连续得到提升,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八十九师参谋长,第八十五军参谋长、第十三军参谋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高参、华中抗日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安徽界首警备司令、河南因江警备司令、第十五军新编二十九师师长等职,中将军衔。


1944年,日寇集结51万兵力,发起中原大战,企图打通平汉线,直指华南,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以期迫降。


3月他奉命率二十九师镇守许昌。


月底,日寇七万余人向许昌扑来。


4月2日,日军突然袭击中牟,驻防的二十七师奋起抵抗后失守,他当即率师与刘昌义军长驰赴中牟,趁敌立足未稳之机,夺回中牟。


4月17日,日军再度进犯中牟,汤恩伯所属各军,按兵不援,军长刘昌义无奈,下令撤退,中牟得而复失。


日军占领这个前哨据点,后续部队纷纷渡过黄河,进而左右出击,一面围攻郑州、洛阳、一面强攻郭庄,直逼许昌。


4月24日,汤恩伯命令:死守许昌,牵制日寇,配合突围友军实施作战计划。当天,他召集誓师大会,作了兵力部署。其时,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临郑州督战,敌三十七师团、六十二师团、骑兵四旅团,坦克三师团分三路南下包围许昌,混成旅团穿插于西南。许昌城处在重重围困、孤立无援之境地。


4月28日夜,敌军发起攻击,以坦克为先导,上空有十来架飞机向我阵地轮番轰炸,他亲临第一线指挥,进行殊死抵抗,到29日,城南防线被突破,30日,全师3000多名将士陆续牺牲。


为避免更惨重的伤亡,他决定撤离许昌城。


5月1日凌晨开始突围,他率部且战且走,抵达城郊的于庄、苏沟村之间,突然遭到敌伏兵阻击。他身骑高马,奔前顾后指挥,目标显眼,敌数门炮集中向他射击,他身中数弹而为国捐躯。


1986年,经浙江人民政府批准,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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