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靠什么手段在国内塑造“受欢迎的独裁”

2011年03月20日 09:36

来源:新京报 作者:子班

核心提示:这些固然都在名单之上,而本书作者所强调的,则是普通的德国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讲,纳粹德国利用对欧洲的劫掠“贿赂”了本国国民,在国内塑造了一种“受欢迎的独裁”,从而保证纳粹征服计划的顺利执行。

本文来源:《新京报》2011年2月26日第C08版,作者:子班,原题:《二战与德国 劫掠的收益》


战争与收益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这部书讲述了纳粹德国对欧洲各国和各民族的掳掠行为,其内容既平常,又令人震撼。


说平常,是因为在战争中,劫掠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孙子兵法》称:“善用兵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取用于国,即由国内来提供战争所使用的武器装备等。以今天的观点看,这有助于在战争中保证充分的就业,提振本国的生产力水平,稳定国内的局势。孙子在两千多年前是否已有此认知,尚难断言,但他讲的后四个字“因粮于敌”,却道出了古今战争的普遍规律。特别是那些以对外征服为目的的战争,军队深入敌国境内,补给线漫长,即便能很快克敌制胜,还要维持长久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与其饮食器用全都仰仗国内供给,倒不如取用于当地,不仅方便快捷,还能够趁机控制他国的经济命脉,更可以把搜刮来的物资财富反哺国内,增强国家的战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欧洲四面出击,战场广阔,耗费颇巨,因此,纳粹的军队、政府、银行机构等在被占领国大肆劫掠,以维持其战争机器的运转———这种战争现象,似乎并不奇怪。


另一方面,事关二战,事关纳粹,事情总会有一些特异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名著史册,首先是因为其规模空前,损失巨大,这场战争中的劫掠行为自然也水涨船高。根据《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的作者统计,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从国外获取了1700亿帝国马克的连续战争收入,这笔钱相当于1938年德国国内收入的十倍,或者相当于今天的1。7万亿至2万亿欧元。这只是保守计算的数字,更不是纳粹对外劫掠的所有收获。正是这些抢劫来的财富支撑了第三帝国的军事野心,作者称,三分之二的战争费用是由被占领国来负担的。


不过,规模之大只是这场劫掠活动的一个方面。二战欧洲战场最臭名昭著之处,是纳粹犯下的种种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行。劫掠是一种犯罪,但一般的大奸巨恶也未必会如此无情:为了保障军队和德国国内的需求,对苏联的劫掠势在必行,这意味着物资掠夺、强制劳役以及饥饿。纳粹的战略是这样的:“决不喂养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是抛弃他们,要以俄国为基地支持欧洲地区的配给经济。可想而知,这片地区的工业和大量人口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在俄国的土地上,有数千万人是多余的,他们必须死亡或者迁至西伯利亚地区。”饥饿的战略自然导致了广泛的饥荒和大量的死亡,譬如在著名的列宁格勒战役中,饥饿不仅是德国人围城克敌的临时手段,更代表了他们塑造战后秩序的长远谋划:“首先必须长期围困彼得堡,最后才能使我们不再需要供养几百万人。”在两年的围城中,列宁格勒饿死了至少100万人,而德军认为,对此“无动于衷是非常必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然不应忘记犹太人的命运。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纳粹犯下的无以言喻的罪行,导致大屠杀的因素有很多,对犹太人财富的觊觎正是其中之一。因为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二战之前,部分欧洲犹太人很富有,并且在欧洲民族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使得纳粹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计划变得更加有利可图。相对应地,大屠杀也使得对犹太人的劫掠变得“简单”、“快捷”。二战当中,德国于东、西欧都在掳掠资源、攫取财富,但手段与方法不尽相同。相对而言,对某些国家,纳粹要“仁慈”一些,德国政府有时甚至会为维持比利时或者荷兰的经济秩序而操一下心。对犹太人则不必这么“麻烦”,只需将他们统计人口,登记财产,再送到集中营即可。看着纳粹政府如机器般精密地制定计划并按部就班地将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确实是对人性和理智的一种挑战。在这一过程中,犹太人的财富涌入第三帝国的金库,从房产到假牙,全无遗漏。


获益者究竟是谁?


说到这里,难免要提出问题:如此罪行所获得的财富,获益者究竟是谁?纳粹党、德军、德国政府、希特勒的小集团……这些固然都在名单之上,而本书作者所强调的,则是普通的德国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讲,纳粹德国利用对欧洲的劫掠“贿赂”了本国国民,在国内塑造了一种“受欢迎的独裁”,从而保证纳粹征服计划的顺利执行。


贿赂来自两方面。其一,在德国国内,纳粹政府维持了对低收入阶层的低水平税收,控制了日用品和房租价格,增加退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金额,发放加班补贴,保障军人赡养费……结果是,在战争期间,普通德国人的生活依旧过得很好。没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国民贫苦,也便没有了一战中的内政动荡,纳粹政府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自然不是毫无代价,特别是战争当中,财政方面的压力可想而知。只不过付出代价的是别人———“如果有人要挨饿,那么绝对不能是德国人”(戈林)。


其二,在国外,德国政府和官方放任甚至鼓励自己的士兵将物资运回母国。《希特勒的民族帝国》一书收录了许多德军士兵的家信,里面记录了他们为自己亲人寄回的种种物品,从食品到服装,从家具到艺术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些物品塞满了车厢,堆满了车站,滋润了家乡父老的胃口、身体乃至心灵。直到今天,“当人们同现已年迈的女士谈论到这些包裹时,她们眼中还会流露出激动的光芒:北非的鞋子,法国的天鹅绒,希腊的利口酒、咖啡和雪茄,俄罗斯的蜂蜜和熏肉,大批来自挪威的鲱鱼,更不必说来自罗马尼亚、匈牙利及意大利的礼物了。”为了这些礼物,德国士兵买空了占领地区的市场,搅乱了当地的经济,而结果同样是,维持了德国国内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秩序,继而帮助了战争。


读过这些内容,另一些问题也自然会浮现:对于纳粹和由纳粹发动的战争,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纳粹党的基础,战争的性质,罪行的责任,这些与因为战争而获益的普通德国人,是否有重大的关联?《希特勒的民族帝国》中并无详细的议论,但在结尾处,作者给出了强有力的结论:“如果要谈论纳粹主义和种族清洗,那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提及数百万普通德国人从中所获得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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