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支持朝鲜人,共同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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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抗战爆发,韩国临时政府迁到綦江后,金九就有创建一支军队的想法。此前的1933年春,蒋介石接见金九,曾建议他首先着手培养军事人才,并答应对韩籍学生开放中国军校,实施免费教育。此次会谈,促使金九放弃了以恐怖暗杀为主要斗争方式的途径,转而寻求正规的军事途径。   1940年2月,金九在会见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徐恩曾时,正式要求中国政府支持韩国临时政府创建韩国光复军。为了让中国政府答应建军,金九还以把临时政府移往美国来施压。当年2月,朱家骅将金九创建光复军的计划书和建议呈报蒋介石。当年4月,蒋

在抗战爆发,韩国临时政府迁到綦江后,金九就有创建一支军队的想法。此前的1933年春,蒋介石接见金九,曾建议他首先着手培养军事人才,并答应对韩籍学生开放中国军校,实施免费教育。此次会谈,促使金九放弃了以恐怖暗杀为主要斗争方式的途径,转而寻求正规的军事途径。


1940年2月,金九在会见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徐恩曾时,正式要求中国政府支持韩国临时政府创建韩国光复军。为了让中国政府答应建军,金九还以把临时政府移往美国来施压。当年2月,朱家骅将金九创建光复军的计划书和建议呈报蒋介石。当年4月,蒋介石批准成立光复军。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成立之初,仅有总司令部和三个处。


当时,金九的对手金若山,领导成立朝鲜义勇队已有两年时间。国民党“军方”支持朝鲜义勇队,消极对待光复军的成立,甚至还“密饬西北各省当局取缔韩国光复军”。“军方”此举非同小可,光复军的正式编组工作陷入停顿。金九多次辗转上书蒋介石,直到1941年11月,韩国光复军才算正式成立。而对比之下,金若山朝鲜义勇队的成立过程,只有一个多月,可见“军方”对金九光复军的抵制态度。


光复军在成立伊始,定性问题摆上了台面。对于这支在异国他乡成立的军队,国民党政府自然要纳入自己的军事管理体系内。国民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于光复军正式成立的同月,颁布了《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这个“准绳”规定,光复军在抗战期间直接隶属于国民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并由参谋总长掌握运用,仅接受中国最高统帅部唯一的军令,不得接受其他的军令。这个“准绳”等于指定光复军为中国军队麾下的部队,韩国临时政府在管理上毫无作为。金九对这个“准绳”深为不满,上书施压,甚至要求将光复军取消。但直到1945年2月,韩国光复军才改由韩国临时政府统辖。而此时距离抗战胜利不过数月。


不过,光复军享受到的待遇并不差,其所有被服、军械、粮饷全由中国提供,每个成员享受中国少尉以上军官的待遇。


虽然在军事管理上,受到国民党诸多掣肘,不过,吸收金若山的朝鲜义勇队,是金九的光复军在主导权之争上的胜利。


1938年之后,国共摩擦加剧,国民党实行了反共政策。思想左倾的朝鲜义勇队,受到了来自国民党的压力。国民党停止了对朝鲜义勇队的财政支援,引起了朝鲜义勇队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对朝鲜义勇队的争取。1939年,中国共产党在朝鲜义勇队第二队正式建立了党支部。受中国共产党的推动,1940年,朝鲜义勇队调整战略,主力部队结束了在国统区正面战场的抗日活动,开始到华北敌后战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但出人意料的是,金若山并没有随着朝鲜义勇队主力北上,而是留在了重庆。吉林省社科院朝鲜·韩国研究所所长、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杨昭全认为,金若山没有北上,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思想左倾的革命者。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当时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不同意金若山北上,认为他留在重庆更有利于革命。


留在重庆的金若山,显然被孤立了。在当时国共阋于墙的背景下,金若山的主力部队投奔共产党,自然影响了国民党的态度。这让他在与国民党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只能接受残余队伍被金九光复军合并的命运。


1942年2月,“党方”代表朱家骅呈文蒋介石,建议将朝鲜义勇队所余少数人员划归光复军督理。蒋介石督责“军方”采取措施,改编余留在国统区的朝鲜义勇队,将其并入金九领导的光复军。“军方”的贺衷寒此时也公开主张“牵制朝鲜义勇队的政治倾向,应让他们顺从于右翼”。贺衷寒所言的右翼即金九的势力。


1942年2月,金九主动与金若山谈判。同年5月,国民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朝鲜义勇队成为了韩国光复军的第一支队,金若山成为了光复军副司令。


在自传《白凡逸志》中,金九的首要政治愿望,是建立民族国家,追求民族的独立自主。他对共产党,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贯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最早表态,是一种批评的态度。1930年,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发表文章,批评韩国临时政府脱离下层群众。虹口公园爆炸案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支持。同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正面的口吻赞扬了“高丽党人”的壮举。


1941年,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金九与毛泽东、蒋介石等30余人被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这次会议是由朱德、吴玉章等人倡议召开的一次大规模支持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朝鲜独立同盟各分盟,都悬挂了毛泽东和金九的画像。这等于中共承认了金九在韩国独立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不过,由于金九主要在国统区工作,他与中共的接触没有与国民党那样频繁。在《白凡逸志》中,只有一个地方提到了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那是在抗战结束时,临时政府要离开重庆,中国共产党本部的周恩来、董必武为临时政府国务院全体委员举行了欢送宴会。


金九在政治上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在与共产党的交往中,采取的是务实的态度。所有的交往,都为着民族独立服务。正因为如此,他领导的独立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支持。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关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报道392条,高于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225条。



“临时政府人员刚到重庆时,由于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肺病。他们的饮食也不好,经常只能吃到萝卜、白菜。”韩国独立运动革命后人刘秀同告诉记者,他的母亲黄芳曾这样描述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岁月。事实上,这种艰难处境,与韩国临时政府始终未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政治地位相符合。


早在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护法政府时期,韩国临时政府就与广东护法政府建立了事实上的外交关系。之后,金九一直在为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而奔走。20世纪40年代,金九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承认的请求。但事实上,在韩国临时政府迁入重庆之前,甚至还不能打出“临时政府”的招牌,只能用“韩国国民党”的名义活动。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才公开在重庆挂出了招牌。


不过,如前所述,临时政府在重庆面临的困难,并没有因公开活动而减少。黄芳曾回忆说,在重庆时,金九年过六旬,身体经常不好。刘振东当时行医,经济条件较好,金九一度寄住在他家。


临时政府建立后,一直致力于树立自己的“法统”地位。早在巴黎和会展开的时候,韩国临时政府就派员出席,请求国际社会承认大韩民国为独立共和国。金九在创立光复军的时候,也是把它作为一支韩国“国军”对待的。尽管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实际回应。


在抗战胜利后,金九反对解散临时政府,主张临时政府“回到汉城在国民面前移交政府之前,仍然保持现状”。但最后由于美国的反对而失败了。美国人甚至拒绝让临时政府作为组织回国,只允许临时政府成员以个人名义回国。


令金九无法左右的还有,美苏等国,早已通过开罗会议等国际会议,确定了朝鲜半岛在战后的政治格局。罗斯福提出了对朝鲜半岛实行信托统治的构想,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大国对朝鲜半岛的强势介入,使得金九获取国际社会对临时政府承认的努力成为“画饼”。


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和罗斯福单独会谈的时候,曾提出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就是战后让韩国独立。但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内外交困,在国际上丧失了应有的话语权。在美苏主导的朝鲜半岛问题上,国民党政府无力坚持韩国独立的立场,自然无法给临时政府以外交承认。


但国民党政府给与了金九外交允许的最大支持。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同意支持临时政府回国和开展工作,在已拨付5000万元的基础上,又拨付法币5000万元,美金20万元。特殊的是,在临时政府成员返国后,从来没有外交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国民党政府,同意韩国临时政府设立驻华代表团,协助中国处理韩侨事务。


在韩国独立问题上的无力感在斗争生涯的后期折磨着金九。以至于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金九却觉得像天坍了一般。他在《白凡逸志》中沮丧地写道:“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1945年11月,金九返回了阔别27年的祖国。1949年6月,这位古稀老人被韩国极右分子刺杀。 (主要参考资料:金九著《白凡逸志》,金信著《韩国国父金九之子-金信回忆录》,石源华主编《韩国独立运动研究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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