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共“一大”档案中的“重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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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人们不禁会想起90年前的中共“一大”——那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关于上海望志路“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关于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以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等一串光辉的名字。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档案中,还有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它反映了重庆的革命先驱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大潮中、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曾经留下的足迹。   鲜为人知:在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人们不禁会想起90年前的中共“一大”——那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关于上海望志路“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关于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以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等一串光辉的名字。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档案中,还有一份《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它反映了重庆的革命先驱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大潮中、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曾经留下的足迹。



鲜为人知:在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文件,其中,包括《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为了弄清党成立的历史,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专家们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并没有看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版本),而是在档案的第九卷中发现了三件有关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一卷档案的写作时间均在1921年前后,但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有收发机关。



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还有一份根据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



这些档案虽不是中文原件,但这已经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几份俄译稿是迄今保存于世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档案。



真伪之考:毛泽东对档案作出批示;董必武鉴定“比较可靠”;中央档案馆研究论证,结论是:这批俄译稿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大”档案,《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



为了考证这批档案资料的真实性,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帮助下,将这批俄译稿交由中央档案馆李玲同志转译成中文,连同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于1958年陆续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的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六、十号上,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查。



毛泽东审看《中国共产党宣言》(《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后,于1958年6月3日作出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毛泽东的批示间接地证明了这批档案的真实性。



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派陈铭康和李玲把关于“一大”的三个译稿文件送到董必武同志那里,请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亲自鉴定。1959年9月5日,董必武亲笔复函:“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1961年4月11日上午,董必武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座谈中共“一大”主要问题时,又讲了上述意见。这表明,作为党创建历史的亲历者,董必武认可了这三件中共“一大”档案的真实性。



随后,中央档案馆通过对一大批中共早期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作出结论:“上述材料均足以确证董必武同志判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比较可靠’是正确的。”



董老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等三份档案的鉴定,也间接证明了包括北京、广州、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在内的这一批档案的真实性。因此,1961年,中央档案馆又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译成中文。



在经历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和精心缜密的考证之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有关中共“一大”档案真实性的论证,终于尘埃落定。1982年,中央档案馆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名,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1959年9月5日)、《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同时附录了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



重大价值:1920年3月12日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这是迄今所见到的不仅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而且成立时间最早,尤其是在不依赖共产国际帮助的情况下,由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身处内陆的重庆青年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



《报告》显示,这份名叫《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大约作于1920年,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四位负责人给当时正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一份报告。全文包括七个部分:一、四川的最近历史;二、我们组织的任务;三、我们组织的历史;四、我们组织的机构;五、成员人数;六、运动;七、我们组织的发展。共3027字。



《报告》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1920年3月12日,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后来又有一批工人加入,有近40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组织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支部。当时,四川的共产主义组织有5个,分布在成都、叙府(宜宾)、雅州(雅安)、顺庆(南充)和重庆,而重庆是“总的组织”、“正式组织”。



他们宣称“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斗争的手段”。他们主张“取消那些专门保护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现有军队,建立一支红军队伍,以便取而代之。”



这群青年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们认为,“我们的组织肩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因此其成员不能不力图把它建成为先进的组织。”因此,他们表达了强烈的愿望:一是“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二是“到俄国去……,全面了解共产主义”,“将来回到四川,把在俄国获得的知识,运用于我们的组织。”



期待破解:“一大”档案中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报告所涉及的难题已有定论,但围绕重庆组织报告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详细情况亟待破解。



几十年来,运用这一批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大”档案中有关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难题早已破解。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仍然迷雾缭绕,若隐若现,最主要的原因皆因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没有四川代表;加之有关档案、文献资料、亲历者极少;迄今,关于这份《报告》的研究,除北京、四川、重庆的少数学者有所涉及外,研究者极少,学术成果亦无重大突破,以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至今仍被称为“四川地方党史中的一个谜”,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共创建史上的最后一个谜”。



这些未解之谜主要包括:《报告》的作者究竟是谁?《报告》究竟是在哪里写的?《报告》究竟写于何时?《报告》究竟是报送给谁的?尤其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等等。迫切期待学术界对这份报告,包括《报告》中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时间、组成人员、组织性质、区域分布、创建过程、主要负责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组织关系、其自身特点等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作出确定的回答。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重新审视这份报告,我们不能不感慨这群20世纪初的重庆青年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乃至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的又一份珍贵史料,它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即使在偏僻的西南,即使关山阻隔,只要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共产党就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大地。深入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破解其中的难题,对于实事求是地记载和反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创建史,彰显先辈伟大功绩,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动力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今天的党史工作者对建党90周年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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